商朝国家结构与国土改造

殷商时期,商王朝与四土诸侯、方伯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颇为复杂且不稳定的特点.殷商王朝与附属型诸侯、方伯之间的特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逐步加强使得殷商王朝的政治制度逐步摆脱殷以前的原始性与松散性,从而使其逐步向日渐成熟和完备的方向发展.目前学术界流行的商王朝掌握对诸侯的任免权及对臣僚的监察权的说法,并不符合殷商时期的历史实际.商王朝与敌对型诸侯、方伯之间关系中的"作邑"与西周时期的封邦建国之制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着实质性的差异.商王朝在一些军事要地尤其是边境地区屯驻师旅的制度与西周时期设置诸监的制度颇为相似,是殷商王朝加强对四土经营的一项重要战略性措施,它反映了商代国家结构及政治制度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的原始性.殷商王朝与四土的关系表明,商代四土之地已经逐步成为商代政治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殷商王朝是一个由邑土国家逐步向领土国家过渡的发展中的早期国家,并非是一个完全拥有四土之境的疆域辽阔的领土国家,更不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奴隶制大帝国.     

论商王武丁与傅说、祖己--兼论中国古代第一代文化人诸问题之二

以外藩入继大统,改变商王朝兄终弟及继位制的武丁,为解决内忧外患,从社会底层中提拔与任用傅说和祖己.接受傅说的"学于古训"、"师古"--继承成汤伊尹文化传统,接受祖己关于祭祀礼仪制度的变革,增大了殷商奴隶王朝的人文精神,揭示了殷商王朝的文化发展与变化轨迹.傅说与祖己的国家论与君主论充分表现了我国有文字传世以来的第一代最具文化品格的文化人的精神风貌.     

论古代边疆演变的内在机制——基于人类学视角的考察

中国边疆的形成演变历经2000余年与诸多的朝代,表现为跌宕起伏的动态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将自己的统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升华为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边疆治理,形成了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中原王朝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政治势力必须服从于己,由此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其檄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原王朝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并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形式,形成通行天下的制度规范,即封贡制度。中国边疆的历史形成,不仅因中原王朝在边疆建立行政区并实施有效管辖,还表现在以内地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逐步得到传播与认同,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逐渐迁徙,实现了边疆居民成分的重组与主导民族内涵的改变,使边疆地区与内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伊藤道治先生甲骨文与商史研究五十年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伊藤道治先生５０年来，孜孜不倦地进行甲骨学和殷商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和信服的成果。本文从“甲骨文的整理与著录”、“《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等著作中的学术体系”、“甲骨论考与考古学研究”等方面对伊藤先生的研究轨迹及重要学术观点进行了综述，并讨论了这些观点在殷商文化研究中所占据的地位。     

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儒学源于中国,泽被全球,而韩国是儒学最先传入的域外国家。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文化习俗相融相生,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韩国儒学。定儒教为国教的朝鲜王朝排佛崇儒,以朱子学作为立国准则,以儒治国,儒教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由此,儒学经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至统一的新罗王朝,再至高丽王朝,最终在朝鲜王朝完成了其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其二,朝鲜性理学的形成;其三,朝鲜书院及汉语教育的兴盛。     

殷商甲骨文原初史探讨

该文试图从甲骨文、金文的角度,对殷商的原初史料进行解读。近年来在殷墟以外的周原,陆续发现了原初史的甲骨文新资料,这些实证表明:原本落后的周族始祖,并未延续夏族独自发明的特有的文字系统(迄今考古学未能证实其实际存在),而是继承、使用了敌对的殷商王国的文字——甲骨文。20世纪我国考古学诞生之后,在古文献学传统的记载中,尧舜禹、夏王朝是"文献学存在"的;然而在考古学的意义上,偃师二里头文化仍不能验证"夏王朝"的"考古学存在"即历史真实存在。今后我们还应坚持强调年代测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原初史提供更多的、合乎科学思维的考古数据,作为进一步研讨的坚实基础。该文试图运用现代科学思维,来解读殷商世系和天干十日的考证。     

殷遗民对周初思想变迁的影响

人们在分析殷周之际的思想变迁时,通常将焦点聚集在周人本身的探索与努力上,特别表现为对文、武、周公思想的重视。但是新思想的产生必不是一蹴而就的,＂突变＂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实际上,在殷商末年,殷商统治集团中的贵族智识分子在面对当时的动荡局势时就已经进行了深刻地反思。而且很多殷商贵族纷纷归附周王朝,这些人对周人的思想世界不能不产生影响。周初思想的变迁是在殷末智识分子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     

殷墟《花东》甲骨中的“鬯”祭卜辞——殷墟花东卜辞研究

殷墟花东甲骨卜辞中大量用鬯祭祀,不仅反映了商代制酒业的发达,主人"子"是当时殷商王朝最高统治阶级内部一个只关心自己家族利益、图谋个人势力发展的危险人物.     

中国商人的起源

从事买卖的人叫商人。商人成词在中国已有古老的历史。中国的商人源于殷,形成于周初。稍后,商人一词始见于经传。 商人始于殷末,其主体是殷的遗民,盘庚迁亳以前殷称商。契封于商、商是地名,王朝史称殷商。殷商亡国之前,其臣民叫商人,实与买卖无关。武王伐纣,殷商失国。为了彻底征服东殷人的反抗,周把殷的河内要地三分为邶、鄘卫。授权武庚、管叔、蔡叔戍守,史称三监。武王死后,三监伙同东方的徐、奄、蒲等国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叛乱。周公遂第二次东征,鏖战三年,反叛削平,建立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军事重镇成周,将大批殷商的遗民迁徙到洛阳。《多士》:“成周既成,迁殷顽民。”《毕命》:“毖殷顽民,迁于洛邑。”记载了这次大规模的政治迁徙。     

我国最早的物价记载和物价管理

西周(约公元前1100——前771年)是我国历史上继殷商而建立的一个兴盛王朝。这时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国最早的物价记载与物价管理,也产生于这一时期。     

说甲骨文中的蜀国地望

甲骨文中的“蜀”,学者多谓此即古代巴蜀之蜀。然四川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与中原相距遥远,殷商时代考古文化面貌亦与中原相异,不像是甲骨文中与殷商王朝联系颇为紧密的蜀方国。通过对文献和商周甲骨金文的深入研究表明,殷周甲骨金文所见之蜀当在今河南长葛市,与四川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并非一事。     

武丁伐鬼方进军路线及其他

武丁时代的殷商王朝,“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诗经·玄鸟》).这都是武丁举贤任能、用兵四方的结果。《后汉书·西羌传》说:“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二年乃克。”可见抵御外族入侵是武丁继位之后殷商王朝的燃眉之急,而征伐鬼方则是当时相当艰巨持久的一个大战役。由于史料的缺乏,这一战役的具体情况,人们久已不得其详。本文根据各方面的有关资料.试将武丁伐鬼方的进军路线以及其他有关事项考索如下。     

甲骨“黄”字字释与殷商时期黄国史探研

黄为古方国名,甲骨资料表明,商代黄国历史可以追溯至商代前期的大甲时期。在自武丁至帝辛时期的殷商后期,黄国已聚族而居,首领称王并得到殷商王的承诺,在接受商王赐兵、加爵命和享有相对独立的国内统治权的同时,担负着进贡方物、奴隶子女以及贡职、派人供职于商王朝,必要时提供军队的义务。     

乌江下游土司时期贡赋制度考略

贡赋制度是土司制度的主要内容。贡赋包括贡赐和赋税两方面的内容。历代中央王朝既把贡赋制度作为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一种经济手段,也把它作为考量土官是否忠于中央王朝的一种重要标志。贡赋制度虽然加重了土司对土民的盘剥,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乌江下游土家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     

中国藩属制度研究的理论问题

藩属是统一王朝地方政权的另类构成形式,它与王朝直属郡县之间实行一朝两制,于藩属政权内部实行地方自治与民族自治。因此,藩属制度属于国家政体的范畴。此外,藩属制度与民族问题关系密切,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藩属实体由三种不同部分组成,其作用迥异;藩属与藩属制度及藩属理论的三位一体关系,藩属制度曾经历的五个阶段,有不同特征;藩卫内向作为藩属制度固有的属性,与历代统一王朝的目的相关;对外睦邻政策与属性相连。     

殷商文化对老子思想的影响

老子思想与殷商文化有明显的渊源关系。老子作为殷人之后 ,深受殷商文化影响。其“贵阴守柔”思想源自殷商“重母重妇”文化风俗 ;高深而丰富的修道理论 ,源自商代的“巫文化”。道家思想形成过程中 ,殷商文化曾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谈谈殷墟都城的毁灭原因

殷商王朝毁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非衰极而终,考古发掘表明,殷墟从一期到四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殷都依洹河而建,又距漳河不远,水患可能是殷都废弃的重要原因。     

殷墟卜辞中“■”字考

据文献记载,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始建于夏。可是,由于学者考释分歧,殷墟卜辞字书中有没有“夏”字还未有定论,因此,有人认为殷商时期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甚至怀疑我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夏王朝。笔者重新考查了殷墟甲骨文字,认为陈梦家先生考证殷墟卜辞中“”(以下用～代)为夏字是正确的。     

“殷”“商”名辨

“殷”、“商”之名，均由地名而来，分别得自于殷商民族和殷商王朝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国名、朝代名的“商”得名干漳水流域，时在商族建国之前；而“殷”得名于安阳附近的“衣”地，时在盘庚迁都之后。在殷墟甲骨文中，商代国名、都名皆称“商”，不称“殷”，而后世称之为“殷”、“商”或“殷商”。文献中的“殷”名与“商”名纠葛搅扰，不可强分。盖“商”乃当时人的称法，而“殷”及“殷商”互称是用人及后世文献的称法。     

全媒体时代档案信息的开发与利用

全媒体是以信息数字技术发展为基础的各种媒介深度融合而形成的媒介传播形态,全媒体时代具有融合性、开放性、数字化和个性化的特征,从媒介、受众和传播者三方面给档案信息的开发和利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为了应对这一时代变革,档案信息工作需要从理念、制度和传播平台全方位进行范式转换,以开放理念为基础,服务为核心,传播理念为关键,用法律保障档案信息开发,用政策推进档案服务,用产业引导档案传播,与大众传媒媒体合作共建公众参与的全媒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