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消费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考

经济理论和实践证明,消费升级必然拉动经济增长。但消费升级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必须实行积极的消费政策,引导消费升级以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本文通过对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历史回顾,对消费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诸要素进行了分析,同时指出了目前我国在消费升级上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若干可以采取的调控措施,以扩大消费需求推动消费升级,从而拉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河南省消费需求的弹性效应和拉动效应

文章以河南省的数据为基础,计算了消费弹性系数和消费拉动系数,对河南省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进行了定量分析.     

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199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扩大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和消费需求 ,其中消费需求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只有增加消费需求才能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启动消费市场将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本文就启动消费需求的必要性、面临的困难和对策提出自己的见解     

我国财产税制改革正当其时——从拉动消费需求、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角度分析

拉动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保持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财产税制在其中具有其他财政手段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和积极财政政策是财产税制改革的契机,财产税制需要适时在扩大征税范围、调整改革主要税种、税率设计等方面进行旨在拉动消费需求、促进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改革.     

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空间差异——基于我国28个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入境旅游对地区经济增长能起到拉动作用。文章利用1997²012年我国28个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这缘于不同省区入境旅游发展水平不同,同时入境旅游对经济的推动,又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或产品的吸引力和数量、区位与交通条件、社会治安和不可抗的自然灾害等多方面综合影响。为此,国家应加大协调区域发展的力度,各省区应结合自身实情采取针对性的旅游经济发展举措,坚持差异化原则,实施巧用优势和创造优势策略,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增强防范和治理自然灾害的能力,以促进我国入境旅游更大发展。     

论“需求拉动”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意义

温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09年我们“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大规模增加财政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保证货币信贷的快速增长，提高货币政策的可持续性，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满足社会发展的资金需求，有效扩大了内需，很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趋势”。总结“需求拉动”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能够帮助我们在2010年坚持政策的连续性和进一步完善“需求拉动”的各项措施的积极性。     

广西经济增长与“三大需求”关系的实证分析

消费、投资、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短期内,可以依靠投资、出口实现GDP的增长,但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助推器。通过消费、投资、净出口与广西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近年来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主要是居民消费贡献率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减少;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较大,较低的投资效果系数说明广西粗放型的增长依然很严重;较低的净出口弹性系数说明广西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很大,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促进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协调发展。     

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从经济增长的需求贡献率看我国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向

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贡献率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个结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是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需求,单靠投资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久的。因此,下一步扩大内需、启动经济的政策重心应是认真分析和研究居民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变化规律,调整消费政策,激活消费需求。     

需求拉动下的年份酒高价格成因分析

近年来白酒企业纷纷推出各类年份酒,其价格堪比同类产品的数倍,然而其品质却未能物有所值。为规范年份酒市场,避免消费者福利受到损害,基于经济理论分析了年份酒高价格的本质成因,认为在内外部监管规制缺失的条件下,消费层面的需求拉动是年份酒高价格的根源,进而导致零售层面的逐利竞争,并传导到生产层面的成本压榨。针对年份酒高价格存在的问题,提出以政府规制引导、市场机制调节为主的对策。     

扩大消费在拉动青海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文章在论证扩大青海省内消费以拉动经济增长的可行性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青海如何扩大省内、省外消费来拉动省内经济增长,以及如何抓住当前的消费机遇,以促进青海省经济快速有效持续发展的问题。     

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增长视角下辽宁就业结构变动效应

合理的就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通过对辽宁省近十余年来就业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影响效果的实证分析,指出辽宁省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效果为负,显然不利于辽宁经济的发展,并总结辽宁省就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辽宁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辽宁省1986～2005的统计数据,利用协整理论,对辽宁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出口和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进口和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出口明显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进口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很显著.因此辽宁省应继续坚定出口导向的外向发展战略.     

辽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的经济安全问题

作为东北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先导和前沿,辽宁在承接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中具有独特的战略优势。但与此同时,经济安全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首要任务。为确保辽宁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经济安全,提出人才资源是经济安全的战略性资源。必须积极遵守国际经济运行规则,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建立有效的经济安全监控与管理机制。     

辽宁省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的适应程度可以通过建立“推动效应”模型和“拉动效应”模型的方法进行具体测算。经实证分析,辽宁省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辽宁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瓶颈”,特别是铁路运输业的发展更是严重滞后于辽宁省GDP的增长。辽宁省应该从资金、技术和结构三个方面来改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状况。     

辽宁渔业对辽宁经济贡献的统计分析

渔业是中国的传统产业,辽宁又是渔业大省。分析辽宁渔业对辽宁经济的贡献,即产品贡献、市场贡献、增收贡献、就业贡献、创汇贡献、要素贡献,探讨辽宁渔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辽宁渔业进一步发展的对策。     

辽宁省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

从理论上研究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作用,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协整关系,通过葛兰杰因果检验验证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引起经济增长的结论,并提出今后发展的建议.     

辽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人力资源开发问题

目前辽宁经济发展中粗放的投入产出模式、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生产、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亟待解决。在分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人力资源开发关系的基础上,研究辽宁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人力资源开发问题,分析辽宁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以及辽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和措施。     

经济增长中固定资产投资效应分析

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运用因素分析法,着重分析在江苏1996～2002年的经济增长中各投资要素,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额、各部门投资比例和各部门投资效率的影响状况,说明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对加快江苏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具有现实的意义。     

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为了从外部性角度说明目前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资在地域上存在的问题，为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向提供理论帮助，基于陕西省2009~2017年间各市相关数据，在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基础上，加入空间要素，构建生产函数和空间权重矩阵，通过自相关检验（莫兰指数）、LM检验和 Hausman检验，选取合适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溢出情况进行研究。研究认为，2009~2017年间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显著）整体为负，但依然存在正溢出的局部地区，即以西安为首的经济聚集区（西安、宝鸡、咸阳）和榆林、延安联合的陕北经济聚集区，资源过于集中和两个高地之间缺乏互联互通是整体呈现负溢出的重要原因。在地域分配的量和质上应充分考虑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在西安，在两个经济高地之间打通一条经济要道，并重点扶持相对落后又有发展前景的城市可促使陕西经济发展由总体集聚向总体扩散转变。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风险问题初探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存在宏观战略风险,但是由于缺乏责任主体、风险损失难以度量、风险意识不强等因素,宏观战略风险容易被忽视。宏观战略风险主要来自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实施部门内部组织管理体系的复杂性。借鉴企业战略风险问题研究方法,分析认为增强战略风险意识,加强宏观战略风险问题的理论研究,建立政府风险应对机制,把握政府参与经济的尺度,有助于降低风险,确保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战略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