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阳生哀辞》看韩愈对哀祭文的贡献

哀辞作为哀祭文的一种文体形式,文献记载始于东汉.随着文体的演变,至唐代古文革新运动,古文家韩愈将哀祭文作为了改革的时象,哀辞的适用范围扩大了.<欧阳生哀辞>便是其硕果之一,它对哀祭文的贡献在于: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揭示出了一条文体演变的规律,并用实践作了充分的证明,阐明了韩愈的"文道合一"观.除了中唐的社会现状和艺术审美规律的促进之外,韩愈的生死现作为他人生观、价值观中重要的一方面,与韩愈成为唐代古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关系重大.     

关于历史悲剧的狂欢记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描写"文革"题材的小说中出现了突出"文革"的喜剧与荒诞意味的思潮.无论是刻画"文革"中的"性解放",还是渲染"文革"的狂欢氛围,都还原了关于那场历史悲剧的狂欢记忆——那是混合了恐惧、愤怒、紧张、油滑、嘲讽、疯狂的政治狂欢.这样的记忆与"伤痕文学"的悲痛记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共同丰富了我们对于"文革"复杂性的认识.     

再论"四五"天安门诗歌在文学史中的定位

虽然"四五"天安门诗歌以江青一伙为政治批判指向,并且是人们真情实感的表达,但它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的是"文革"主流文学的创作规范,完全符合"文革"主流文学的抒情模态,因此它没有疏离和对抗于"文革"主流文学,不能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序幕和开端.它只是"文革"主流文学寻常的一部分.     

从清华大学“文革”个案谈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情结及评价问题(上)

红卫兵运动是文革中最早出现的群众运动。文革于1966年5~6月间开始,于8月才成为一场全社会性的群众运动。这首先“仰仗”于红卫兵运动的进行。由千百万处在青春期热情冲动、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充当了文革地地道道的开路先锋。     

从生态翻译学看"文革"十年的苏联文学翻译

"文革"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段低谷时期.由于受到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苏联文学的译介也大大减少,但在"文革"时期仍然是翻译出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学翻译,不论是在选材方面,还是翻译策略方面都形成了独有的特色.利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对"文革"时期苏联文学的译介出版进行了分析."文革"时期的苏联文学翻译,受到了意识形态、国际形势、时代背景等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从翻译群落生态来看,虽然政治意识形态干扰严重,译者的身份被边缘化,但并不能就此否认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完美而残缺的主体——“文革电影”中的“新人”形象论析

培养新的人物,创造新的世界——"文革"时代的社会理想和诉求,经由伟人更具规定性的描述和设计,最终在"文革电影"中固化成一种概念和模式,而"文革电影"在实施完美主体的建构、将无产阶级思想教化发展到极端的同时,也就构成了对主体的最深刻的异化和分裂.     

国内“文革文学”研究十年综述

"文革文学"研究自潘凯雄、贺绍俊在<钟山>1989年第2期发表第一篇研究论文<文革文学一段值得重新研究的文学史>以来,对1966-1976年的文学研究,在学理层面上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可喜收获.有众多专著出版,多篇学术论文发表.无论是总体研究、文学思潮研究,还是作家研究、诗歌研究、小说研究、戏剧研究、民间文化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对"文革"期间的样板戏、"潜在写作"和"文革文学"的文学性、现代性以及与"五四"文学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逐渐引起学界争鸣.     

在身受历史中解读历史——读《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一位学者说:自传或回忆录是保留当代史料的最好方式.对于发生在40年前的"文革",对于当代中国史上具有特殊意味的"十年文革",在经历了80年代的"近距离摈弃"和90年代的"远距离反思"之后,留下的惟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寥落景象.在论坛上的羽矢如落花般消失的时节,一部颇有分量的关于"文革"的回忆录面世了,此即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后文简称<回忆录>).     

"文革"中的周扬批判

1966年11月,在天津休养的周扬被拘押.从批判者一变而为被批判者,他生涯中特殊的9年开始了.其实,在此前的几个月,批判他的浪潮早已波澜壮阔."文革"中的周扬批判,与著名的"文艺黑线"密切相关.文化大革命的经典文献<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认了"文艺黑线"的存在:"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周扬在这条黑线中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被认为是"总头目"①"祖师爷"②"代表人物中的代表人物"③.周扬是文艺界的大人物、重量级人物.对他的批判,成为"文革"中的一出重头戏."文革"中的周扬批判,也为考查"文革"大批判逻辑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     

1996--反思和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努力

1996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30周年纪念日.知识界和报刊编辑、出版发行等方面的人士做了巨大的不懈的努力,力图在这一年对"文革"有所反思和研究,以抗拒历史被淡忘的趋势,打破"‘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尴尬局面.各方人士的努力并未成功,但他们多多少少留下的文字却弥足珍贵,既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又对以后的努力有启示作用.     

中国"文革"与法国"五月风暴"评论

中国"文革"和法国"五月风暴"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性的左倾群众运动的两个典型,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各方面的一次大暴露.中国"文革"对法国"五月风暴"的一定影响和"文革"时的中国对"五月风暴"的声势浩大的反响,是东西文化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一次大碰撞.这两个表面十分相似,而结果和影响却不同的.左倾群众运动,给我们颇多启示.深入比较研究它们,对于深刻地吸收"文革"的教训,学习西方合理的东西,融合中西文化,如何重视和解决学生问题,青年问题、教育问题、如何健全民主和法制,如何在经济较发达的时期预防群众运动的发生不无裨益,可以为我们的今天提供更深刻的借鉴和更好的作法.     

被湮没的辉煌--论"‘文革’地下诗歌"

老一代诗人与青年一代诗人在"文革"时期的秘密写作构筑了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一段被湮没的辉煌,他们的创作不仅是"‘文革'地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酝酿了新时期诗歌潮流的两条主要流向--即"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本文全面论述了"‘文革'地下诗歌"的生成境遇、文本特征、文学(文化)渊源及其诗学意义和历史价值.     

浅析张艺谋电影“文革”叙事的特点——从《活着》到《归来》

张艺谋的四部涉及"文革"的电影以视觉与听觉的双重效果对"文革"这段历史进行了历时性的言说,探讨了"文革"对个体和时代带来的创伤,影片传达了导演对"文革"理解。同时,从影片拍摄的历时性可见张艺谋对"文革"的书写,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对"文革"的认识与表现也更具有深度,对当今社会认识"文革"具有指导性意义。     

"文化大革命"中的血统论之争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副号称"鬼见愁"的血统论对联,围绕这副对联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血统论在"文革"中如山洪暴发并不是偶然的,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联大社会学及其谱系、源流与嬗变——以联大社会系为基点的历史考察

西南联大社会学乃是联大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依托是联大社会系.这一学科主要依赖于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其更早的渊源,则是民初千余名清华学子的庚款留美运动.联大社会学在联大的实力虽不及文、理等基础学科,但在联大法学院则居于较高水平,亦在全国社会学界有重要地位.当然,随着战后国内外局势的遽变,它也遭到了极大冲击,内中,多数元老均成为"右派".但是,文革之后,这一团队又东山再起,为中国知识界做出了重大贡献,亦为中国学术"本土化"、进而"走向世界"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学习和研究40年历程回首

我是属于"被耽误的一代".但是,与同龄人相比,我又是幸运者.尽管自己的高考由于文革而被耽误了12年,但是,由于自己在文革中能够抓紧学习,而且在后来的研究中又能够抓准问题,因此,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将我学习和研究40年历程作一番回顾. 一、文革时苦学外语     

一个刊物与一场诗歌运动——论朦胧诗潮中的民刊《今天》

在"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向之后的"朦胧诗"的演进过程中,民刊<今天>起到了从潜流向激流转折的过渡作用,或者说,"朦胧诗"正是站在<今天>的起跑线上开始新的诗歌征程.从办刊的文学行动和刊载的文学作品来看,<今天>即体现了民间性、非官方性的边缘化特征,又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开放的文化意识与现代性视野.并且,<今天>因其同人性质而具有形成流派的可能性,也因其始终坚持的纯文学性而掀起了新时期的一场诗歌运动.     

“文革”叙事与新移民作家的叙述视角

"文革"作为我们民族历史中不可忽略的段落,包孕着太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理应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因为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叙述的使命。在近年日益引起评论界重视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中,"文革"也是一个重要的书写点。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同类文本,当然有其相似之处,因为面对的精神资源是同一的。但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又绝不是内地同类文本的简单重复,它显然呈现着自己的独特立场和美学风格。应该说,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文革"叙事构成了一种互补,共同构筑着中国文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录。     

"文革"群众权力争逐的典型例证--清华大学1967年5月"革命委员会"成立流产记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进入了全国性的夺权斗争阶段.根据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各单位(或部门)和各地区按照"三结合"原则(即由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组成文革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文革”语言中的排比辞格及其使用

无论是在汉语语言学还是社会语言学的目的下,"文革修辞"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文革期间,排比辞格被当成了"扣帽子"、"打棍子"和"摆套子"的工具和手段,这最终造成了它的畸形"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