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天命鬼神观

不少研究者认为老子所言之天是没有人格意志的自然之天,但通过对《老子》具体经文的研究发现在不少章节中,老子所言之天,依然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老子没有否认上帝,他也就无法否定天命。老子明确地肯定了鬼神,对道家来说,鬼神是被坐实了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老子的"道"本身就与鬼神有脱不了的关系,神所具有的特征,"道"都有。     

韩愈天命观辨析与溯源

本文通过对韩愈天命思想的溯源 ,辨析它不是商周天命有神论的复活 ,而是综合继承了孔子、孟子、荀子的天命学说。韩文中的天、天命 ,主要是指客观世界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韩愈引天说理 ,是借天的运行的不可抗拒性 ,寓喻客观世界和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性、不可抗拒性。他提倡“乐天知命” ,是说不管处境如何顺、逆、远、近 ,都要心乐之 ,泰然处之 ,以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相统一为莫大快乐。又说天命就是“性” ,提出“知天命”的程式 :“原始要终”———“穷理”———“尽心”———“知性”———“修性知天”。即不但要懂得事物发生、发展、终结的全过程 ,而且要懂得贯串这个全过程的内在的道理 ;不但要懂得客观世界的变化发展 ,还要懂得主观精神的运动发展 ,全面扩充心之善端 ,以求知内在的本性 ;性本于天 ,天、性合一 ,修养善性 ,便是知天。这是当时的一种道德修养学说 ,而不是神学     

韩愈的天命论探微

儒家的创始者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但仍是肯定天命与鬼神之存在;西汉以来,儒学为适应封建帝王统治之需要,大力宣扬君权天授,符命之说。韩愈在三家的争论的焦点中,力排佛、道家,以树立儒学之道统,在天人关系的课题上,他亦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天命论。他继承了汉代儒学的天人感应之说,宣扬道统天命论,深信“唐受天命为天子”[1],在其诗、文、论、书等著作中,一再地宣扬天命论之思想。然因其仕途迍邅,际遇坎坷,而又时有不同之看法。今试析其天人思想如下。     

儒家天命责任伦理论纲

儒家的天命责任概念与西方的自然责任范畴较为接近,大体呈现两种意蕴:一是指儒家有关人为自然所赋予的责任;二是指儒家关于人所应履行的事关天命的责任。儒家天命责任伦理思想是儒家责任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于儒家的道德本体论。要建构一种儒家天命责任论,就必须从纵向上梳理不同时期的儒家道德天命说,分析儒家天命论的道德责任意蕴,阐述儒家天命责任伦理的主要内容。     

萨满教的天神与天命

本文论述了古代北方民族中存在的天神信仰及天命观念。作者认为,如果民间的天神祭祀是以天所包含的自然精神的神圣性支配人们的信仰生活的话,那么在历史上建立过政权的北方民族的统治者无不把天神发展为以天启、天道为基本内容的天命信仰,在天神的自然威力上附加了更多的社会伦理内容,使萨满教成为维护以统治者为首的少数人利益的思想工具。传统的天神信仰演变成天命观念以后,就直接成为民族政治和王权统治的思想基础。     

周人的天命政治神学三命题

尽管天命思想的起源是几乎与至上神的信仰形成一样早,但是就其发展为一种系统化的思想学说——天命政治神学,是在西周初期完成的.西周天命神学的成熟,其动力最初来源于其政治合法性建构需要.周人的天命政治神学主要包含着三个方面的思想突破:一、“天命靡常”;二、“惟德是辅”;三、“敬天保民”.     

论夏商周三代的天命理论

天命理论是夏商周三代奴隶制社会的思想基础和政治理论。天命理论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古代东方原始巫术文化的演变与发展。天命理论的形成是古代中国早期宗族社会在政治上的反映。天命理论的政治思想方针主要体现在以德治国的方针上,是古代东方宗教文化的集大成。     

对孔子"知天命""畏天命"的再认识

天命观是孔子思想的主要内容.文章试图以儒家典籍为根本,引入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主要话语,对孔子所讲的"天"、"命"、"天命"进行考证,分析了由"知"而"畏"的"天命"感悟路径,由"知天命"-"畏天命"二重整体道说的"天命"所在,以及由"畏"而"知"的"天命"伦理关怀.     

汉初“天命”政治认同理论的构建及其启示

政治认同是国家获得民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体现。西汉初期,为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稳定统治,统治者构建了"秦亡汉兴"的"天命"政治认同理论,从思想信仰方面引导和稳定了自"秦失其政"以来的紊乱民心,为西汉的政权建立和巩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堪称后世典范,其构建模式对我们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帝王梦境与北宋“天命”观的缔造及重塑

北宋政权建立后,在天人感应思想背景下,统治者希望通过对“天命”的阐释来宣示正统和天意。北宋太祖、太宗、真宗、英宗、神宗诸帝,皆选择借梦境来强化自己与上天的联系,帝王梦境遂成为王朝缔造和重塑“天命”观的重要部分。梦境作为私密性很强的一种个人经历,具备巨大的解释空间,执政者正是利用梦境这一属性对政治生态施加有利于己的影响。在宋代的政治架构中,随着国家运行机制不断成熟和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壮大,皇权从实质性权力渐变为象征性权威,在这一皇权场域中,天人感应、信仰崇拜是梦境与“天命”滋生的土壤,梦境世界与现实世界逐渐被调整到同一维度,借助梦境塑造出天命所向从而给予现实权力更多的社会包容与接纳,这种潜移默化的舆论引导更加温和与含蓄,实际上透露出宋代执政者对以儒家“天道”理念为核心的社会舆论的一种妥协。     

功德与天命：秦汉时期皇权合法性观念的变迁

秦汉时期,皇权合法性观念曾历经一个显著变化。受战国理性精神的影响,秦朝称帝者只言功德。而两汉之际,由于君权神授观念流行,称帝者却必据天命。皇权合法性观念由重“功德”变为重“天命”,与西汉士人对秦亡汉兴的历史反思有密切关系。审视这一“天地大变局”,西汉士人普遍认为历史的重大变化冥冥之中另有主宰,实际上非人所能掌控。正是这种怀疑理性能力的认识,导致了西汉君权神授观念的兴起和盛行。魏晋以后人们普遍持有的“功德”与“天命”并重的皇权合法性观念,正是在这一转变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天命之符与东汉文学的赋颂主题

东汉,谶纬成为显学,学谶之士的地位尤优于经学之士。符命思想深入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歌颂东汉君王的符命之文也就应运而生。符命之文成为儒生文士歌颂帝王勋业,又曲意奉迎的最好媒介和表达形式。天命之符寄托了汉代儒生的颂圣情怀;神雀翔集蕴涵着赋颂帝王的庄严主题;一个时代的封禅情结寄寓着人们对盛世明君的殷殷期盼。     

天命之下的德治与礼治——关于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思考

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国家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中国古代国家更迭的历史过程中,统治者们都为寻求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作出了努力。本文从合法性的视角,对古代中国统治者如何寻求国家统治合法性的方式进行了探讨,进而认为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并不在于统治者所宣称的天命授之,也不在于统治者为自己的执政所制订的法律依据,而是在于民众是否真正认同。君主只有通过＂德治＂、＂礼治＂才能有效地实现统治的合法性,其中的＂德治＂更成为统治者们构建合法性的关键。     

"民本"观念彰显——周公对颛顼"绝地天通"观念的修正

鉴于民神杂糅带来的弊端,帝颛顼通过"绝地天通"将天地交通的权力垄断集中,一方面固然消除了"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的弊端,但王权的膨胀却易导致对民生的忽略.周公的"天命观"对于颛顼"绝地天通"观念乃是一个修正,一方面延续了对天地交通权力集中的观念,另外一方面又将民意视为天命对王权加以限制.这一修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论董仲舒以"天命"论等为内核的服饰美学思想

董仲舒以"天命"论、"阴阳五行"说为其哲学认识论的,以"服制象天"、"象天之德"为其方法论的,以"爵弥盛者文弥缛"为其服制文饰法则等的服饰美学思想,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不可移易的"礼乐文化"的规定内涵和美学原则.     

符命神话与中国古代王朝的天命建构——基于政治传播视角的考察

制造与传播符命神话是古代中国开国帝王建构王朝天命最常用的政治传播手段。这些符命神话或者表现为以帝王身体为载体的感生、相貌异象、异事等帝王神话,或者表现为以自然异象或谶言为载体的一般符命神话。在符命神话的传播中,历代王朝既运用以官方信息传递系统为载体的官方传播模式,也依靠以谣言为载体的非官方传播模式。符命神话在王朝天命的建构中是有效的,不仅是因为其传播的速度与范围非常可观,更是因为这些符命神话的制作是基于当时民众普遍的信仰与历史记忆体系。     

“天命旧汉臣”的政治地位与历史特点

天命旧汉臣是效命于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贵族的特殊政治群体,虽然被大量任用,但是由于被猜忌而得不到重用,地位远低于女真贵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呈现出数量可观却职低位微、阶层广泛、多为明朝归降的中下级官吏等特点。     

论春秋战国的战争观念

从春秋到战国,战争观念经历了由尚文到尚武的转变,尚文的文化背景是礼将崩而未崩,乐已坏而尚存;尚武的文化背景是贵族文化的断裂与转型,它的历史背景是从争霸战争到兼并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