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转型视角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成长

随着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开始以社区自治为导向进行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取得了一定的制度绩效,不过其行政主导的路径却制约着社区自治的进一步成长。为推动社区自治进一步成长,需要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社区治理转型。社区治理转型要求立足于社区,构建现代社区治理结构。现代社区治理结构包括:完整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机制、制度化与多样性的社区参与渠道、需求导向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社区公民参与特殊性之内外审视——基于治理视阈

近年来,"社区自治"、"社区治理"两个概念在学术界被频繁使用,也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着"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两种主张之争.实际上,社区治理更符合中国的现状,它要求重视公民的作用,但公民参与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因而对公民参与特殊性进行外内部的审视,应该能推进社区治理向前发展:从社区参与的外部视角审视,社区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载体,即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治组织,但不能仅仅是惟一的自治组织;从内部视角审视,内部参与将促使社区逐渐摆脱政府控制,培养公民精神,有利于促进社区公民社会的发展.     

构建城市社区发展新型动力机制

合肥市西市区在开展城市社区建设工作中 ,把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关键环节与基础工程来抓 ,以推进社区自治组织的健康发展和逐步自治为中心 ,采取多项有力措施 ,努力推动了资源共享、共驻共建、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城市社区发展新型动力机制的形成。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试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的构建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已经形成全国上下的一种共识,但如何自治?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才能实现自治?这是我们当前和今后都需要花大力气去做的工作。社区自治制度的建设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要实现这种社会居民自治模式,当前尤其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1)建设完善居民参与的机制;(2)大力培育社区中介组织;(3)对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进行重组、改造;(4)加强政府在社区建设、社区自治方面的推动作用。     

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体系创新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例

村集体资产的收益与分配、各利益主体间复杂的矛盾和纠葛、从农村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的困境等问题都充斥在农村社区的转型过程中,使得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陷入困境,迫切需要社区治理体系创新。金华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通过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组务自治、融合性社会组织建设等多种形式,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探索出一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的体系创新实践路径。因此,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理顺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建立城乡统筹的管理与服务体系、探索不同的社区治理有效实现形式,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体系。     

城市社区治理及发展走向

城市社区治理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在主体的权责、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社区自治的居民基础等方面,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民委员会角色错位、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工作困难、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可以在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为居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成为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自治的关联及其发展

社会资本是体现地方治理发展状况、反映其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成长状况及其表现形式,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文化的形成、公民参与愿望的实现呈正相关关系。随着政府分权化改革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城市以邻里社区为主体、乡村以自然村落为主体的基层地方自治管理迅速成长起来。在此将地方治理定位于社区,从社区居民相互信任与合作、社区居民参与网络等角度谈实现社区的自治,阐释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自治的内在关联,提出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发展途径。     

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面向探讨

在当前关于城市社区治理微观基础的探讨中,研究者往往倾向于围绕政府权力、社会资源介入等外向力进行分析,却较少关注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然而,城市社区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激发社区内生的治理力量,盘活社区内在的各种关系,以社区自治推进社区治理。实践中,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具体表现为社区居民的自组织能力,它能够在社区自组织的形成和行动中将其组织成员的身份、关系和能力嵌入日常生活、集体行动和社区舆论等具体的治理实践层面,并推动城市社区实现可持续的良性治理。     

社会资本视域中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

社会资本是1990年代以后形成的、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范式,社会资本理论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文认为,当前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城市社区建设使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出现了行政化倾向,而对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关注不够,城市居民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参与明显不足。为此,应该通过发展城市社区自治以及增加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最终实现城市社区自治和培育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长远目标。     

社区“微自治”的两种逻辑及其优化路径——基于苏州市S街道的案例分析

社区“微自治”作为一种微单元内的精细化治理模式,是对社区治理的延伸与发展。苏州市高新区S街道在推进社区“微自治”过程中分别采用了居委会主导(行政逻辑)与社会组织主导(自治逻辑)两种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国家创制社会与国家培育社会两种不同的治理意图,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效果。与此同时,社区“微自治”也出现了异化效应：如治理精细化导致社区居委会结构“复杂化”,指标驱使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化”,社区精英主导导致治理“寡头化”,多元利益掣肘导致力量“离散化”。社区“微自治”不同效果及异化效应揭示了行动结构与功能输出之间的因果性关联。因而,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优化社区“微自治”的运行环境,提升其治理效果。     

社会管理创新中社区自治的逻辑演进

社区自治是现代社会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管理从单位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格局转换,使社区自治的发展空间得到极大拓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自治的发展轨迹呈现了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从垂直到网络的权力关系重建以及公众参与功能转换的内在演进逻辑。在以治理为取向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社区自治发展应与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有机结合,力求达到"管"与"治"功能关系的协调均衡,以形成现代社会管理的坚实基础。     

转型期社区组织的科层化及其走向——以C市J社区为例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伴随着社区的转型升级以及政府行政、民生事务的大量下沉,社区自治组织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科层化现象。与行政组织和企业组织权责分明、分工精细的科层管理模式不同,城市社区自治组织权力来源的天然缺陷与资源掌握的有限性,使其科层权力运作缺少坚实的基础。自治组织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性以及自治组织内部成员的低成本脱位性,亦导致社区自治组织的科层化呈现出特殊的形态。虽然社区组织的科层化有利于基层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但其行政化倾向却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社区科层化现象是转型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进程中行政体与自治体之间复杂关系互动的产物,任何试图通过改革使社区组织走出科层化的举措,都将面临复杂要素的制约。     

自治空间里的共治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天津市D区社区治理“约吧”案例研究

自治是社区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自治强调的是自主治理,而非自行治理。具体来说,社区治理不仅需要通过制度赋权,使社区群众享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治权力,也需要通过机制赋能,使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在内的其他治理主体拥有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共治渠道。综合来看,在自治空间里有效实现多元共治,才是社区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题中之意。多元共治是社区治理实现社区善治的路径,如何实现共治,如何在共治中体现自治理念和思想,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予以探究。政策文本和已有的研究综述为“自治空间里需要共治”探寻政策依据和理论阐释;“约吧”模式的五条主线和五个着力点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实践”提供了具体参照和分析样本;“约吧”模式的运行逻辑和基本原则,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路径”提供了改革思路和价值评估。     

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治理进路：从脱嵌到嵌入

“悬浮”的社会组织难以在社会治理中有效发挥“社会协同”功能。模糊性行政发包对组织公共性生产的弱化、追逐市场分利导致的对地方治理网络的游离、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对组织专业承诺的消解、陌生人社会与自治困境对关系构建的挤压是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主要诱因。社会组织“回归”社区必须因应现实,实现双重嵌入。要上下统和促进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在政策组合上给予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充分的支持,并注重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与行为的调试和优化。要内外联动推进社会组织关系性嵌入,通过社区场域的协同再提升充分释放社会组织专业活力,并推进社会组织自治的再完善以不断提升扎根本土情境的能力。     

城市社区建设中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以东部D市为例

目前,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阻碍了社区建设的进程。通过对我国东部D市的实地调查,发现这种缺失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社区规范缺失、社区归属感缺乏、社区信任缺失、社区参与程度低、社区人际交往稀疏以及社区非政府组织缺乏。提升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的方法包括:落实社区居民自治、培育公民精神、扩大社区参与、发展非政府组织与重视专业社会工作者。     

社区共同体视域下社区治理研究——以云浮金龙社区为例

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目标。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社区资源整合以及社区公共精神是社区治理的三个基本维度。云浮市金龙社区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共同体治理中,组织多方参与主体、整合多方资源平台、培养社区公共精神的做法对城市社区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后疫情时代进一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A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启示

实践表明,作为群众接触最多社会治理层级的基层社区,已经成为城市切断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传播的关键单位.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抗击疫情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疫情阶段,我们需做好如何进一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深入研究,对抗疫期间部分社区居民参与度较低问题进行反思.以A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分析了居民参与度较低的原因,并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组建居民理事会,成立志愿者组织,完善居民公约等路径以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努力把新冠肺炎疫情给社会带来的灾难转化为优化基层社区治理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