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逻辑与资本的辩证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哲学透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历程。改革在理论上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重新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关系的重新把握在理论上可以区分为对社会主义的重新理解、对市场逻辑的重新理解和对资本逻辑的重新理解这三个逻辑层次。当今时代仍然是资本的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利用资本发挥其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对资本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坚持资本问题上的辩证法。     

超越“资本的文明”:“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道路

两极分化、权钱崇拜是"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现代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驯服资本。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现代文明提供了样本,但同时也造成了现代社会不可克服的矛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寻求一条超越"资本的文明"的道路。从精神—文化建制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客观精神;从政治—法律建制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应当建构一种控制和驾驭资本逻辑的政治与法治体制。只有从这两条路径同时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成为可能。     

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

从学理上看,"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断的提出,是对现阶段我国所存在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前资本主义的腐朽和落后因素间关系及其演变趋势,进行深刻哲学反思的逻辑结果。这一论断有三个相互联系、顺次展开的重要规定:把发展符合宪法和法律规范的、拒斥"权力寻租"和"裙带关系"等的非公有制经济与遏制、消除前资本主义的落后和腐朽的因素及其影响有机统一起来;在"立"中创造性地转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正确地引导和限制"资本逻辑"追求利润最大化趋向(包括尽可能地减少其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克服"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局限。"驾驭‘资本逻辑’"的最终目的在于超越"资本逻辑"。这三个相互联系方面的规定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捏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可以科学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并有助于克服我们在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认识方面所存在的各种"右"的或"左"的倾向。     

论资本的双重内涵及其"边界意识"——兼答关柏春先生的质疑

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物质生产要素作为资本的载体,社会关系是资本的本质,资本的载体和本质的统一构成了资本的内涵.马克思进一步指证了作为资本本质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作为社会关系支配力量存在的社会权力,集中体现在资本的"生产强制"逻辑、"消费强制"逻辑和"文明强制"逻辑等方面.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需要我们形成资本的"边界意识":既要充分认识到作为物质生产要素的资本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提供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更要保持对作为社会关系支配力量存在的社会权力的资本本质的清醒意识,限制其诸多负面影响,努力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上来.     

立足于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对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之再认识

存在于马克思原著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终极关怀"的意境感召人类超越现实局限而追求未来的理想社会.我国今天实践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意义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尽管它在本质上否定资本主义,但因其所处的社会存在基础尚未超越资本逻辑统治的全球化时代,因此它乃"立足于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据此,我国制定的发展战略,就不应是彻底否定资本逻辑的"纯粹社会主义"性质,而应是仍然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发展自身,并据此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合历史规律的产物.     

中国问题与中国当代哲学

中国当代问题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所谓世界性的问题是指,只要是构建市场社会就必然会遇到与西方相似的问题: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推动的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运动;原子主义思维方式支配下的功利主义行为;由世俗化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信仰与权威的消解;交往生活的陌化造成的认同与归属的危机.所谓中国式的问题是指,建立市场社会30年来,我们一直是在以中国人的方式解决着各种社会问题,此所谓中国实践的世界经验.然而,我们的哲学却没有很好地以哲学的方式总结这些经验,并把它提升为基础性的、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问题.我们的体制哲学和哲学体制限制了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现在缺少的不是实践经验,而是总结这些经验的中国当代哲学.     

蒯因的悖论思想新探

蒯因的悖论概念包括似非而是悖论、似是而非悖论和逻辑悖论,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逻辑悖论。逻辑悖论的解决表现为向其他两种悖论的转化,这体现了蒯因对逻辑悖论相对性和可解性的认识。蒯因悖论思想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他对悖论中概念图式的理解和对逻辑悖论解决方案的取舍与辩护等观念中。     

开创科学技术社会学研究──历史唯物论的新发展

科学技术社会学在三个问题上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１）生产力只有自然属性吗?（２）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不相容的吗?　（３）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只是工业化吗?从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看来,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是通过对资本追求利润本性和资本运行逻辑与生态危机关系的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支配的全球权力体系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指导下的技术使用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资本物欲至上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会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只有构建以反对资本逻辑为宗旨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解决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要求通过劳动创造幸福观和新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克服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及其意识形态,构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完整内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在理论基础、理论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归宿以及如何看待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解决生态危机的关系问题上,同"深绿"思潮和"浅绿"思潮存在着根本区别.他们分别代表了以抽象的伦理生态共同体思想还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维护资本的利益还是反对资本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把经济增长与解决生态危机和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还是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建构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共同体思想,摆脱具有浓厚的以资本与西方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的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束缚,坚持把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实现技术运用、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     

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与当代使命

提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因何可能、怎样成真的充要条件和自洽理据,首先需要深刻反思与解答三个重大时代问题:第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如何成为对21世纪资本创新逻辑最新动态和总体结构深刻批判的科学理论;第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如何基于对21世纪资本创新逻辑造就的新历史场域、场景的批判分析而指明的21世纪后资本道路的重新规划与实践;第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如何基于对21世纪新全球化时代历史场域、场景的批判分析,指明有关"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全球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的建构。在更深层次上,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出场学逻辑:坚持当年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则,发展21世纪资本创新逻辑批判理论;坚持《共产党宣言》的唯物史观和后资本道路规划原则,发展21世纪唯物史观并重新规划和实践21世纪后资本道路;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原则和东方道路思想,发展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球马克思主义,就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更是其当代使命。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模式的研究与探索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支配经济发展的诸多要素正处在微妙的变化之中.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正要求实现从外延式增长发展模式向内涵式增长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国经济政策要实现的这个转变是否能有效解决中国经济所面对的核心问题,能有效解决中国经济所面对的核心问题的经济发展模式又是什么?这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一项急迫而至关重要的任务.     

悖论的实质及其认识论涵义的分析

悖论的近代研究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以往的研究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于悖论的技术性研究,一是对于悖论的哲学性分析。这两种研究是互相联系、相互渗透的。例如,各种解决悖论的技术性方案事实上都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分析之上;反之,技术性研究的成果则又为对于悖论的哲学性分析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材料。考虑到现代在悖论的技术性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目前就有必要从哲学的角度对悖论的问题作深入的分析。这不仅将促进对于悖论的进一步研究,也将揭示出悖论所具有的深刻的认识论涵义。下文就着重围绕逻辑—数学悖论及语义学悖论对悖论的实质及其认识论涵义作一分析。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资本逻辑之规制

资本逻辑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社会范畴,是资本增殖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即在供需矛盾和价值规律的支配下,资本追求着无限的增殖和利润。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性原则,并通过实体形态、关系形态和观念形态来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资本逻辑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由于资本逻辑的本质使然,它在实现自身利润的同时也必然给生态环境、人际关系等各方面带来危害,仍然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出现过的"旧社会的痕迹"。因此,应该从建立文化机制、消费观念、政府调控、法律约束等方面对其进行规制,以达到缩小和弱化资本逻辑的负面影响的目的,进而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前进。     

关于人的现代化和社会差距问题的探讨

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共同富裕,但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一个显著特点,则是中国社会分配新格局所引起的社会差距扩大.如何认识和解决社会差距问题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项重要的战略问题.对此,笔者根据唯物史观关于在生产力要素中劳动者是起主导作用的要素这一原理,试图通过塑造现代化的人来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社会差距.     

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存在及其运动逻辑

资本范畴和资本分析方法是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重要工具.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现实需要以及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客观存在与国际垄断资本的压力,共同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存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全球化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形态及其运动逻辑.社会主义社会资本运营和资本监管是资本运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环节,科学、合理的资本运营和资本监管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自由时间的富裕：共同富裕的时间向度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研究

共同富裕的重要向度之一是自由时间的富裕,这是共同富裕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间前提。自由时间的富裕一方面拓展了人的发展维度,另一方面提升了人的发展的美学意义。从世界历史角度看,资本增殖的趋势使得资本一方面为社会生产出大量剩余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却又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并转化为自己增殖的剩余价值,从而出现广大劳动者自由时间的悖论性“贫困”现象。中国式现代化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可以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保证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时间的最大限度获得,从而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超越悖论:论消费社会中人的解放

消费社会的出现,导致了人的社会关系、人的活动及能力、人的需要和人的个性发展悖论。而作为消费社会主导逻辑的资本逻辑,则是造成消费社会中人的全面性、自由性、真实性与独特性的消失,导致人的悖论式发展的真正原因。因此,只有破除物对人的全面控制,消除消费意识形态的幻觉,扬弃符号逻辑对人的异化,才有可能实现消费社会中人的社会解放、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     

“新常态”追问与发展出路的探寻——兼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均面临"新常态"现象,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西方国家的"新常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金融资本时代的集中表现。而中国经济"新常态"则是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和中国自身资本逻辑运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用社会主义力量克服资本主义矛盾的过程,并以"转型"与"换档"作为标志。与资本主义国家无力克服资本矛盾不同,社会主义中国可以充分发挥制度的优越性,用公有制经济力量和国家政治力量来引导资本、驾驭资本,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开拓经济发展新空间,避免资本扩张悖论在中国发生,探索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路径。     

“生息资本”的双重逻辑及其内在根源——基于《资本论》第三卷的考察

“生息资本”这一“最耀眼”的资本形态是透视资本主义生产内在本性的绝佳反射棱镜。从生息资本的时间嬗变逻辑来看,生息资本在不同时期呈现出高利贷资本、借贷资本、金融资本等形态,“资本直接结果实”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生息资本逐渐获得了合法地位。从生息资本的空间扩张逻辑来看,现代银行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为生息资本的空间扩张提供了坚实的社会载体,全球的经济运行都被金融体系所架构,全部的资本形态都被金融资本所支配。作为金融资本的生息资本遵循脱离了生产过程的资本增殖的逻辑(G—G’),成为现代社会资本的主导形态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资本形式,马克思将其称为“资本的摩洛赫”。生息资本或金融资本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征了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构成洞穿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内在本性的最佳切入点,同时也为探索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之路提供了理论契机和现实的可能性。     

信任的悖论及消解路径

当我们对信任用行动逻辑对其合法性进行深入分析时会发现,单纯基于理性选择理论不仅无法确立起信任所需要的逻辑前提,而且会使得信任陷入两个基本的逻辑悖论之中,即可信性悖论和陌生人悖论。就信任的悖论而言,理想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第一,通过证明如何可以穷尽对象的可信性来消除信任的可信性悖论;第二,通过证明如何把他人对象化,从而决定和预知他人的行为来消除信任的陌生人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