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公正的治理——农民上访研究的视角转换

近十年来,农民上访已成为最令基层政府头痛的问题。围绕农民上访现象,学术界主要形成了维权视角、治权视角和乡土视角等三种研究进路。每一种进路都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个单一的主体上,它们尽管都揭示了特定类型的农民上访的原因,但也忽视了彼此之间的合理之处。本文秉持理性选择的立场,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理性互动的角度来分析农民上访的原因,认为公正治理结构的缺失是导致当前农民上访频发的关键所在。基于这一分析,本文提出,必须从制度供给、乡村文化建设和公共设施完善等角度来塑造良好的乡村治理结构。     

农民上访:类型划分、理论检视与化解路径

从导致农民上访的原因进行分析,农民上访可以划分为基层组织越位型、基层组织缺位型和农民失范型三种类型,每种上访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内在逻辑。农民上访的多元性特点表明,目前学界关于上访研究的维权和治权两个视角均难以全面理解农民上访的复杂性。基层组织的权力是一个复合体,两种范式只强调其中的某些侧面,而未能从权力本身具有的复合结构以及运作逻辑入手展开分析。基于此,基层组织基础性权力和强制性权力之间的相互疏离与功能错位,是导致农民上访困境的主要原因。弥合两者之间的张力,解决其中存在的功能失调和功能错位问题,成为有效化解农民上访困境的可行路径。     

农民行动单位与上访行为逻辑的区域差异——一个解释模型

农民行动单位的不同,导致不同地区农村公共性程度和农民组织能力的差异,进而形塑出不同的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由于现代性的长期浸润和国家权力的渗透,全国各地农村家族和地方性规范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解体,再加上压力型信访维稳体制的影响,极大地改变着既有的政治机会结构,将导致各地农村再生产出越来越多以个体利益诉求为目标的上访行为。从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探讨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区域差异,有利于拓展农民上访研究视域,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本土化进程。     

抗争政治,还是非抗争政治——再论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移

抗争政治范式的一支独大妨碍了我们对农民上访的理解,农民上访研究呼唤新的理论范式。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自我解构为抗争政治范式的兴起提供了机会和空间,而抗争政治范式的局限则为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回归提供了可能。由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演化而来的非抗争政治范式要返回农民上访研究的中心,必须从自我解构转向自我建构,完成自身的社会科学化。作者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非抗争政治研究框架,包括利益协调、权利规制、分类治理、组织再造、农民幸福以及规则框架等研究议题,并以此作为理解农民上访的替代框架,以期实现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移。     

农民权益保护的对策思考

农民权益保护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当前 ,农民合法权益难以维护 ,侵农、坑农、骗农事件屡屡发生。农民权益问题事关大局 ,必须探求新的保护机制和方式 ,提出新的办法和措施 ,以期实现社会的实质性公平。从根本上讲 ,农民权益保护要靠政策、靠制度、靠法律     

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场利益的重新调整,一些隐藏着林权矛盾的村庄在改革后出现了农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象,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消极影响。文章以闽西北J县为主要研究个案,剖析了体制内常规救济渠道不畅导致失山农民抗议性参与和暴力参与,提出构建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在制度安排视角上增强政治合法性。     

农民认知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研究

运用制度认知主义理论和制度行为主义理论研究农民认知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关系,发现: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农民的认知与中央政府的认知之间相互调整以求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农地制度的整体效率取决于具体的制度安排是否尊重了农民的主观意愿;农民认知主要通过与中央政府认知的互动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两种机制影响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农地制度变迁过程也塑造了农民对于农地制度认知的状况.     

农民成为公共政策主体的可行性研究

政治文明的发展必然要求农民真正享有公民的权力,从而必然要享有决策主体的权力。传统的观念和机制实际上排除了农民的主体身份。需要转变观念并进行制度设计,使农民能够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     

建国以来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历史考察

农民非农化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一般规律。建国以来农民非农化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农民非农流动、60-70年代低潮中的“暗流”、80年代经济改革与复苏中的“盲流”、90年代“背井离乡”的大规模农民流动和21世纪初再次掀起“民工潮”等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今后中国农民非农化道路仍将是漫长而艰难的,政府应当为农民非农化提供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并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意识提升研究

乡村治理中农民是主体,农民主体性的发挥程度直接决定了乡村发展程度,决定了乡村能否真正振兴、能否真正实现现代化。目前,乡村治理中因传统治理机制、传统习俗、人口构成、城乡差距等问题导致农民在乡村治理中主体意识缺乏,参与度不高。因此,要从协调“三治”关系,完善相关制度、保障农民权利、培养中坚农民等方面入手,提升农民主体意识,为乡村治理培养内生动力。     

试论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职业化问题

农民职业化问题的实质是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转化问题.农民职业化的推进,对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当前,加速推进农民职业化的当务之急,是构建农民职业化制度,包括人力资本归农制度、农业园区经营制度、农民教育培训制度、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     

关于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思考

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着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渠道的不畅通、缺乏组织性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当改变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民意表达制度，建立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引入协商式民主，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把农民利益表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实现机制研究

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与否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成败。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难以充分体现,表现为农民自我决策程度低、农民参与实施的程度不高、农民实际受惠程度有限、农民利益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种种境况缘于人们传统的惯性思维、不良的政绩观和干部作风、农民自身的客观局限性及制度缺乏与漠视。创新以政府为主导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双向决策机制、民主选举机制、参与实施机制、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和利益保障协调机制有利于促进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农民参与的组织模式探析

农民参与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参合农民是参与机制的主体要素,农民参与的组织模式直接影响参与的效率与质量。农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三种组织模式:分散化的个体模式、行政化的代表模式和独立化的集体模式。作为理论推演的三种组织模式各有优劣之处,其取舍必须考虑空间和时间这两个变量而后由实践来决定。     

农民平等权保障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保护农民的平等权利,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首要的是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我国现行农地制度的不完善,特别是城乡土地产权二元结构对农民土地权利的歧视,使得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在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上存在严重的权能缺失,农民既缺乏维护自己权益的法律保障,又缺乏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实现,需要创新土地制度,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完善权利救济机制.     

我国农民话语权缺失的制度因素审思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与农民话语权的实现为基础的.当前,农民非制度参与的激增是其"话语权"在制度内失效的某种回应.制度短缺、制度虚化、制度偏好、制度曲行是农民话语权缺失制度因素.增强农民"话语"表达的政治效能,必须以制度和政策体系'的再造与重构为前提.     

论农民意见表达的制度化

从农民意见表达的主体和方式的发展趋势来看,农民意见表达需要制度化.农民意见表达制度化需要有经济、政治和文化前提.实现农民意见表达的制度化,多元化、规范化的意见表达通道的创建是关键,农民利益集团组织的建立及其合法化是保障,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意见反馈机制等配套制度改革必须跟进.切实推进农民意见表达的制度化,有利于改变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相对薄弱和滞后的状况.     

扩大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分析

制度分析是近年来被社会科学研究界广泛采用的分析范式。本文采用制度分析方法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和制度文化三个层次分析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基础,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缺陷进行发掘,在此基础上就扩大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建设提出对策。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探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从国家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行,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的形式,诸如行贿活动、越级上访、黑恶势力的渗透与干预等,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新农村建设。因此,分析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状和原因,寻求解决目前我国农民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的措施,逐步将农民的政治参与引入制度化的轨道就显得尤为重要。     

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制度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农民生活相对贫困和收入较差的问题长期存在,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要切实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必须加强保护农民权利的法律制度建设。纠正歧视性制度,在公共服务、政治权利等方面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实现程序正义;建立弱者保护制度,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方面给农民制度倾斜,实现农民与非农民间的实质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