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功能的文化形态

历史学归根到底无非是人类社会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形式,故其功能本质上也是一种合精神性、中介性和传播性于一体的文化性功能.它首先表现为文化形态,即由史学的文化特性所决定的对人类文化意识领域所具有潜在作用与影响,包括促进人类的自我认识和把握,进行人类文化知识的保存和增殖,提供将历史、现实和未来统一起来的双向思维模式等.在此基础上,进而转化为社会表现形态,即史学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所起的具体作用.在史学功能由文化形态向社会表现形态的转化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社会环境、史学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和史学受众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变异现象.     

从认识史学到认识历史——中国古代史学观的理性发展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本源自历史本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史学的发展,人们对过往历史的认识不能不依据史书所记载的历史,这是从客体到主体,再由主体到客体循环往复的辩证关系。中国史学以其时代的连续性、内容的丰富性、体裁的多样性,为人们从认识史学走向认识历史、认识文明的传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知识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

众所周知,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人类社会一刻也离不开社会生产。因此一切经济关系都应该到社会生产中去寻找基础和解释。基于此认识,文章提出劳动过程的一般要素是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知识,是对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的拓广。文章具体分析这些要素,特别是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特点及其与人的关系,提出每种社会生产都有一个第一要素或决定性要素。它决定社会生产的性质和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业是首要产业。文章最后就劳动过程诸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变化解释了社会形态的演变。知识成为生产过程的决定要素将开创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新纪元。     

超越现代——论历史知识的后现代转型

近现代历史知识赖以形成的许多基本观念,诸如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连续性以及进步趋势等等,遭到后现代主义颠覆性的再诠释.近年来中国历史研究中后学的兴起、世界史编撰范式之争、对近代西方历史理论影响下形成的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发展的观点的解构,以及新的研究范式的提出等等有一种向更新的历史思维转型的趋势.我们应该继承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立场,关注被流行的近现代主流理论范式所排斥的观念,包括被国别史所忽视的全球史视野,以及与普遍理性相对的区域理性的合理性.在研究的时段上,不排斥与原有分期理论以外的其他研究范式,以创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知识体系.     

论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的融合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呈现出水乳交融的态势。历史考证中的纠谬、考异、商榷等是史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历史考证中蕴涵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同时,史学批评也离不开历史考证,史学批评总要涉及历史考证的问题。历史考证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可以给予史学批评以学风上的滋养。     

论历史知识的建构

历史知识是研究人员运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所获得的一种客观知识。研究人员的历史观念,包括它对历史的主观看法以及所秉持的方法论。学术观念上,应当注意研究课题与历史资料的匹配等七个问题。以真实为原则,以事实为基础,以材料为根据,是历史学的根本知识方法。从材料中来,到材料中去;就事论事;以前瞻性的眼光衡量事物,是研究人员必须注意的三个重要问题。     

现代德国史学历史知识的认知建构及其诉求转向

现代德国史学对历史知识之建构性、目的性、功用性的认识经历了显著的变化。18世纪,为了对抗历史怀疑主义,德国史家强调历史知识的视角性和建构性。这种认知因为契合了当时科学概念中的个体性特质而流行一时。至19世纪中叶,科学概念内涵发生了变化,德国史学首先通过摆脱政治伦理说教性和理性从属性而确立了"自为目的性",其次随着历史"写作"与"研究"之间割裂的弥合,逐渐形成一套科学论证方法从而保障了这一特性。"自为目的性"有力地支撑了历史学成为一门自治且自洽的现代科学学科。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史学开始转向更强的社会地位诉求。与此同时,史学的科学性与功用性、客观性与主体性的论争此消彼长。20世纪70年代,历史知识之建构性重新被发现,发挥史学功用性的策略也从引导社会价值取向转为培养个体历史思维能力。纵观现代德国史学的这一认知变化脉络,与其说是在科学性上的递进,毋宁说是为了获取专业知识地位和社会现实地位而做出的建构、反思和调整。     

关于我国传统史学伦理功能的思考

作者首先探索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伦理道德思想的诸范畴，指出传统史学伦理是史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主要反映在历史学家的史著中。其中有统治阶级的史学伦理，也有被统治阶级的史学伦理，统治阶级的史学伦理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被统治阶级反对旧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我国传统的史学伦理的社会功能既有消极的一面，如三纲五常，维护封建统治；也有积极的内容，如讲究信史，坚持直书，反对曲笔，褒扬清正廉明之士，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赞颂统一等等。今天，对史学伦理进行探讨，有助于史学的继承和创新。     

论中国史学发展的形态演进与特征变化

中国史学诞生于氏族公社时期,其存在形式是以全民性为特征的原生形态的史学。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在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利用下,中国史学由原生形态的史学向以庙堂化为特征的过渡形态的史学逐步转变。过渡形态的史学对广大普通民众的忽视,与史学的性质和目的相背离,这种背离最终引发了史学向自身本性的回归,中国史学开始了由过渡形态的史学向以大众化为特征的终极形态的史学转化的历程。     

日本左翼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兴起

日本左翼史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其中世界史研究包括以山川均为代表的"劳农派"和以上田茂树为代表的"正统派"。"劳农派"以理论见长,"正统派"内容丰富,包括"革命世界史"、"学术世界史"和"世界历史进化观"三个方面。20年代后期,这两派的代表作都被译介到中国并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革命世界史,另一些左翼学者继承和调整了世界历史进化观,而学术世界史和"劳农派"的世界史研究则被中国学界舍弃。这种发展、调整和舍弃与中国国情密不可分,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在中国发展的第一步。     

20世纪后半叶史学社会功能探讨的得与失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史学社会功能的探讨大致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初步探讨;第二时期:"文革"结束后的冷静反思;第三时期:"史学危机"刺激下的全面探讨.其中的收获与挫折,反映出史学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社会所作出的积极回应,从而又突显出史学的现实性与社会性.     

史学遗产与民族传统

史学遗产中蕴涵的民族传统包括鲜明的史学经世思想,深刻的民族凝聚意识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遗产可以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优良传统。     

试论行政程序惯例的表现形态与社会功能

从表现形态上来看,行政程序惯例体现在行政内部程序惯例和行政权外部运作的"潜规则".从社会功能上来看,行政程序惯例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行政程序正式制度与民众心理之间的距离,保证了行政程序制度的有效运作.     

从"历史理论"到"史学理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演化大势是由历史理论逐渐向史学理论过渡。其变迁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同时,中国学者也一直不断地贡献着自己的思考。这些创获,记录着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前进的真实足迹。今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多元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将协调发展。     

历史进步观与18、19世纪西方史学

人类历史就其本质而论是变化、发展和进步。反映了人类历史过程的本质的历史进步观因而构成了现代历史意识的基础。本文探讨历史进步观刚出现时对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     

社会体制改革需要社会知识生产方式转型

我国改革正在进入社会体制改革时期,各类社会问题的处理日益成为政府工作的中心。社会体制改革需要新的知识支持系统,现实的知识生产方式严重滞后。需要进行知识生产方式的创新,以为社会体制改革建立起适宜的知识支持系统。     

后现代史学在中国——一种新历史空间的生成

后现代史学是过去三十年来在历史思维领域注入的最具活力、持续时间最长的西方思潮,它在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方面所催化的结构性变化,堪称一场未易旗帜的革命。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中国史学的方向也在转换。作为后现代史学代言人,"新社会史"风头正盛,成为目前最令人注目的史学实践。随着微观史、下层民众的历史、身体史、疾病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在东方语境的勃兴,后现代史学已经在中国构筑了自己的历史空间。由于后现代史学的引进正值改革开放后过去那种"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模式日益显现其在史学方法论上的穷困和捉襟见肘的时期,因此颇有几分吊诡的是,在西方主要是展现其破坏性的后现代史学,在东方语境下却更多地被赋予了建设性的意义。学术界应该实事求是看待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挑战,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     

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

我国的经济史学的前身是传统的"食货之学",但是作为一个学科,却是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传入以后出现的。它迄今已经历了萌芽、形成、转型和发展阶段,并在此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即1949年以前居于主流地位的历史主义史学传统、1949年以后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以及1978年以后形成的多元化史学传统。这三个传统都是我国的经济史学的宝贵财富,也是其"中国特色"之所在。而中国经济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既珍视自己的传统,又积极投入国际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经济史学。     

历史的重写与史学史的超越

史学史首先给史家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观念框架,其次给史家提供了一套写作历史的程序和技巧,最后给史家提供了研究历史所必需的史料。一旦摆正历史学家与史学史的关系,重写历史就有了可能。在这里,史学史之于历史学家已不单单成为一种具有内在约束力的特殊传统,而且成为一种具有现实开放性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