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与中国国家政治建设

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一次历史性巨变,对其后百年中国的政治建设影响深远。中国近代化道路艰难探索的历程也是中国宪政曲折发展的历程,辛亥革命之于中国宪政建设具有重大实践和理论意义;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影响深刻,表现在辛亥革命对中国封建政治文化向民主政治文化转型和对中国法律向近代化转型发挥的重要作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之于国家统一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国共两党应继承中山精神,共谋祖国统一大业。     

民主、共和、宪政: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以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共和为政治制度,以宪政为治理模式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统治合法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的是非功过,至今招谤涉讼,但遗产丰富,启迪深刻:民主、共和、宪政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复杂社会系统,需要立足现实实践,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创新。     

政治文明、宪政与违宪审查

政治文明意味着现代政治的文明化 ,这种文明的政治是政治的人文关怀与宪法和法律理性秩序的统一。现代政治文明首先是宪法文明 ,更是宪政文明。宪政文明的本质特征是宪法治理下的政治秩序。要实现从宪法文明到宪政文明的历史进步 ,关键是宪法的权威 ,而宪法审查机制的建立必须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即人权保障原则、权力制衡原则和宪法审查权独立原则     

论现代政治文明建设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状态,政治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政治文明涉及政治权威产生与延续的合理性、政治权力结构的合理、政治权力运行的合理性、政治权威与人民相互关系的合理性等问题。政治文明的两个基本类型是人治政治和法治政治,宪政问题则是从人治政治向法治政治转变的关键问题。宪政的基本内容一是用宪法来约束政治权威的行为;二是运用宪法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力。我们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来造就法治政治的社会土壤、文化土壤和政治土壤,同时将法治成长的过程同民主成长的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实现宪政奠定坚实的基础。     

宪政:更高形态的民主政治

的:民主强调的是权力的归属,宪政强调的则是对权力的限制;民主的重心在于公民的政治参与,宪政的重心则在于对公共权力的有效限制;宪政固然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和基础的,但宪政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的民主政治,而是一种更高形态的民主政治。     

法律监督权是否可能

在中国的宪政结构中,检察权是与行政权、审判权并列的国家权力,担负着保障宪法统一和完整实施的法律控权功能。但在实践中,人们以西方公诉权来理解和运作中国检察制度,使中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功能难以发挥。同时,当人们用法律监督权来理解和实践中国检察权的时候,发现与法律监督相适应的规范和机制严重缺乏。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法律监督权的中国检察制度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因此,全面厘正和恢复中国检察权的宪法精神,建立科学的法律监督权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形成法律监督的运行机制,不仅是中国检察制度建设的要求,也是全面贯彻和实施宪法,确立法律权威的要求。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现代性成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从革命到改革、专政到民主、人治到法治的成长过程,始终是现代性取向和主导的历史.社会主义宪政在曲折成长中积累了丰富的宪政资源和经验.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系统结合;制定宪法、遵守宪法和维护宪法有序统一;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和自由发展内在一致;批判继承、发展创新和与时俱进有效互动的现代性成长经验.     

论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演变与政治文明的演进

在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含行政体制)的演变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与现代化的一条主脉络。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从太平天国革命、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的政治建设、政治变革中均以制度选择和权威变化不适应而失败。历史经验表明,在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制度文明是核心,而权威的理性化、世俗化发展则是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的先导和条件。     

"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对当代中国宪政建设困境的若干反思

通过对中国近百年来宪政建设史的回顾,分别运用"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概念分析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障碍与路径.本文认为:完全工具主义的宪政建设理念、缺乏宪政制度运作的适宜的社会生态条件支撑是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特殊的路径依赖问题.面临变化了的宪政制度建设环境,需要推进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范式转换,其主要内容是突破宪政工具主义的思维定势,肯定宪政限定政府权力边界、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初理念;借鉴新宪政论的观点,大力开展公民教育,培育公民美德;在确立制度权威的基础上,推进全面综合型的宪政建设.     

关于政府管制理论和实践的新思考

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对政府管制理论和实践进行新的思考。政府管制内在地产生权力扩张的冲动,与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主义产生冲突。政府管制中的利益博弈也影响着对管制的认识。限制政府权力的目的不是为了削减政府权力,而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力和自由,更好地为公民服务,一个小却无能的政府绝不是宪政主义的选择。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政府权力是大还是小,而在于适应政府治理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待政府权力和规模的发展。管理、政治、法律途径的整合要求政府管制要以服务为中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宪政思考

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作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和内在要求,宪政为其构建提供了根本保障。构建和谐社会的宪政保障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培养宪法意识,增强宪法权威;促进公民政治参与,推行以宪治国;保障公民权利,实行宪法司法化;均衡公民权利义务体系,架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以期使宪法真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和谐保障法。     

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功能的形成及其内在机理--一种基于公共财政视角下的诠释

近代西方国家的议会有着约束和监督行政权力的宪政功能。历史表明,近代西方国家代议制宪政功能的形成及其内在机理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西方国家正是通过代议制在私人的经济与公共的政治、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实现了协调互动和良性合作。从宪政史的角度来看,代议制是近代西方市民社会制约政治国家的宪政工具,而其内在机理就在于通过对国家财政公共化的组建和监管,来确保了国家权力的行使具有公共性、有限性和责任性等宪政品质。     

当代中国宪政伦理的建构

当代中国宪政伦理是时代宪政运动的精神内核,是人类现代宪政伦理价值的中国形态,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宪政国家实践之中.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机关分工负责和接受人民监督,确立宪法的至上地位等,是我国宪政伦理的基本价值.当代中国宪政伦理存在着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价值矛盾,即人权保障与主权维护之间的矛盾,人民当家做主与“为民做主”之间的矛盾,权力的正当性要求与实际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之间的矛盾.当代中国宪政伦理的重构应主要包括:确立以人为本的根本伦理价值理念,着力构建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政伦理价值体系;明确将民主和法治作为实现以人为本、保障基本人权的宪政制度伦理价值;选择中国特色的宪政伦理建构路径.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权威

政治权威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保障,在人类历史的各个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类型。目前学术界往往把法理型权威作为与现代政治文明相适应的政治权威模式,而将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威建设也简单的归结为法理型权威。本文就针对这种看法指出了宪政权威与法理权威的区别,并针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权威的理论构想。     

中古英国政治史之“双重权威”学理模式辨析

政治学学者汉森运用“双重权威”介入宪政史家争论的议题。“双重权威”是肯定国王和贵族拥有独立的合法政治权威的学说,其视野下的中古英国宪政史呈现“王权剥离国王个人色彩、萌发制度化‘君权’和贵族群体参政规范化”的基本特征。这冲破了法律、权利等视角的单一叙事,有同“现实政治”脱节、边界含混和消弭“复杂性”的风险。其与“政治社会”的对照为“新宪政史”提出了“命题”的要求。“双重权威”在西方学界长期被忽视,却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这提示我们治学视野须开阔、兼收并蓄,注重钩沉与逐新并重。     

中国百年宪政的历史经验

认真梳理百年来中国宪政的历史发展，能够总结出许多重要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后中国宪政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些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一、宪政的基础、主题和关键，在于发展民主政治，离开人民民主、公民权利、就淡不上宪政。二、宪法是宪政的依据，宪政是宪法的实施。要正确处理宪法与宪政的关系。三、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从我国社会发展与改革、建设的需要出发，推迸宪政。既要学习、汲取西方国家有益的经验，又决不能搞全盘西化、四、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宪政推进中的若干关系，即宪政理论与宪政实践的关系，观念变革与宪政推进的关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宪政实施与宪法监督的关系。     

宪政刍议

在现代西方政治学说和宪政理论中,宪政论的核心是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法学界对宪政的解读呈现出多种话语。宪政是以良宪为前提,民主为基石,法治为载体,人权实现为宗旨的一种政治理念、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因此,把握宪政的真谛,必须解剖宪政与宪法、民主、法治、人权的关系。     

宪政问题

宪政是植根于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一种理念、制度和政治实践,尽管在历史传统、社会矛盾和权力结构各异的不同西方国家,人们对宪政的理解各不相同。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不能回避宪政问题,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     

从风潮到传统: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的时代性转折

20世纪以来的革命话语呈现出繁复和多变的面相。辛亥革命之后,革命话语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几乎事无巨细均要纳入革命之范围。当新时代革命传统蔚然成风后,革命话语由此渐成普泛化流行语,革命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却淹没在社会大众的集体行为和政治取向的惯习之中,革命逐渐沦落为造反、起义、暴动甚至权力、利益之攘夺的另一种表述。革命话语几乎主导了一切社会生活;而革命的真义却被普泛化的革命话语所消解。     

论辛亥革命的政治经验

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勉力追随世界民主政治潮流而进行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为后世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政治经验.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主流的接轨,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历史依据;新兴社会力量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诉求,是辛亥革命发生的内在动力;人民大众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是辛亥革命成功的社会条件;和平手段与武装斗争相结合,是辛亥革命推进的基本方式;政治博弈,谈判妥协,打破僵局是辛亥革命的完成手段;历史合力中政治强势集团的行动,决定了辛亥革命结局的具体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