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灵对话中寻求突破与超越--论北村小说的对话艺术

本文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研究和探讨北村小说的叙事艺术,分析和阐发北村小说中"作者与自我"、"虚幻与现实"、"人性与神性"三种主要对话模式的具体表现,力图探讨促使北村寻求对话试图突破自我、现实和形式束缚的三种状态,并揭示对话性在北村及先锋文学创作中的超越性意义.     

“与自我对话”的人生哲思

人生有三重对话：与自然对话、与他人对话和与自我对话,但在现代生活中惟独缺失了与自我对话。与自我对话意味着真正地返回内心,思考人生真谛,学习接纳自己,学会与自己相处,安顿精神家园。实际上与自我对话最为根本,缺少自我反省的生活总是残缺不全的,没有自我意识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反省是人终其一生的学校,慎独是最好的自我教育方式。     

从“分离”走向“对话”：共同体的价值诉求

人的主体性原则在实践中的极端运用,导致了工业时代的流行病一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自我关系的“分离”;社会的发展要求人们走出“分离”的困惑,实现合作与交流,因此强调公平交往、追求共赢共生的“对话”理念已成为当代文明的主旋律;基于“对话”思想对于交往实践制约性的可能性忽视,“对话”理念盛行的同时,作为“对话”载体的“共同体”思想得以激活并在实践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     

“单方对话”浅析

电话是交流信息、进行联络的重要媒介.随着固定电话和手机的普及,单方对话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一种现象.在单方对话中,交际双方只能靠语言来表达和相互理解、交流信息,交际中非言语符号的缺失,造成了双方会话传递的信息内容不完整,同时还会产生误解、交际障碍等后果,达不到最终的交流目的.     

巴赫金“对话”哲学刍议

在20世纪西方哲学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总体趋势下,巴赫金的＂对话＂哲学代表了其中极具个性和生命力的一个探索方向。＂对话＂是巴赫金思想体系的精髓和灵魂,贯穿于他的学术研究各个领域和方面。在哲学领域,＂对话＂精神表现为＂自我＂与＂他人＂的亦此亦彼、共存共生的关系,以主体间性取代了纯粹的主体性;在其他领域里,＂对话＂精神以不同范畴和术语表现出来,尤其在小说领域的作者与主人公关系中得到了最形象、最充分的表达和阐发。     

“对话式”阅读教学探微

《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作为语文教师,如何理解“对话”和“对话式”阅读教学,又如何实施“对话式”阅读教学,远非简单之事,有必要作深人的了解。本文就这些问题从三个方面展开对“对话式”阅读教学的探究。     

哲学解释学观照下的语文“对话”阅读

语文文本的阅读使阅读者与语文文本发生意义关联,从而产生了意义阐释与语文文本解读的问题。从解释学的视角观照语文文本的阅读,有利于厘清对话阅读中多重对话与主体间性、多元对话与解读牵制、有声交流与无声对话、阅读终结与对话延展的关系,并在教学中实现文本意义的不断彰显和学生主体性的发展。     

对话自我:一种新的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从单一集中的自我到多元分立自我的转变,从自足式自我到包容式自我的转变奠定了对话自我理论的哲学基础;对话自我具有自治性和相关性、连续性与间断性相结合、时间性与空间性相结合、自我中我立场的流动性的特征;对话自我理论对后现代环境下健全自我和创新人格的形成与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本理解中的对话——伽达默尔的“读者-文本”对话思想探微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读者和他所理解的文本之间进行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实际上是在读者的前理解和文本之间发生的,其本质是问答,它是驱动解释学循环的动力。伽氏认为,语言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真理只有经由对话才能显现,使理解达成;在对话中,读者要始终保持"善良意志"并积极参与问答,这样才能分享意义,实现成长。伽氏关注传统和对话之间的关系,传统既是对话的平台,也由对话得以传承和创新。     

启蒙的局限与困境——论《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对话与潜对话

作为丁玲在延安整风前的代表作之一,《我在霞村的时候》因其多重话语之间的对话与潜对话而构建成一个具有多重意蕴的文本,被众多研究者一再解读。整风运动时期,它就因为女主人公贞贞与作者丁玲的某种相似性而成为批判的靶子：十七年时期,它更因为作者“把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抢去作随营娼妓的女子．当作女神一般加以美化”而受到更严厉的再批判;     

激活与文学文本对话提升高职生人文素养

高职生是一群人文失落较为严重的受教育群体,激活与文学文本对话是内化高职生人文素养的有效途径.对话理论是自我建构的哲学理论,走进文学殿堂则是与主人公、言语大师对话,在精神相遇中获得生命的提升;走进文学殿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必须借助于写作来完成.高职生与文学文本对话的过程,是走进这一殿堂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人文素质的真正提升.     

从歌舞到对话的艰苦蝉蜕——论中国早期话剧台词和对话艺术的初步创制

话剧是"舶来品".这种崭新的戏剧样式被移植到中国舞台时,人们并不熟悉它的艺术规制.以话剧在中国的艰苦蝉蜕为背景,本文认真分析了早期话剧在创制台词和对话艺术过程中的初步探索,总结了我国话剧在成型时期运用台词和对话的基本特性和经验.     

“养气”说艺术功能初探

“养气”说是中国艺术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养气本是先秦儒家、道家及养生家关于身心修养的一种方法，后来传衍为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条件，并受到艺术家的高度重视。由其转变的契机与过程可见，古老的养气说具有多重艺术功能。从主体论的角度看，它是艺术主体涵养精神道德、修养艺术根基的一种有效方法；从创作论的角度看，它又关涉创作过程中的生理、心理条件，对艺术家培育创造冲动、蓄积心理张力、进入物化境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对话冲突机制解读

文章通过分析造成一名大学生死亡的冲突事件解读对话冲突的产生机制.人作为对话主体具有"社会化自我"和"非社会化自我"的自我二元特征.在冲突性对话中,人们普遍采用正误二元对立的话语手段实现自我话语目的并力图使对方由"非社会化自我"向"社会化自我"或由一种的"社会化自我"向另一种的"社会化自我"进行转变,这样在对话冲突中就存在正误二元与自我二元的双重互动.根据框架分析理论,特定对话存在命题提出阶段、命题确立阶段以及命题目的执行阶段,如同正误二元对自我二元的影响一样,对话命题对对话目的也有控制作用.正是在这种控制与反控制之间,文章所选案例的对话主体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网络化境遇中的意识形态间对话

盲目的独白时代已然远去,现在是对话的时代。对话是走向永无止境的创造性未来的钥匙,当代意识形态的发展只有在对话中才能拥有永远充满活力的源泉。网络和网络化趋势的出现和扩张极大地延伸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时空界域,人们通过网络可以迅捷地交流思想和情感及大量的各类信息,网络化成为意识形态对话中最值得关注的境遇和场景,因此,在推动意识形态对话以求促进自我信仰的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必须合理利用网络。     

未完成性——试论鲁迅文本中的对话及其困境

在巴赫金那里,对话是一种具有目的论意义的存在,是生存的最低条件。在鲁迅的文本中,无论是自我与自我之间的对话,还是我与他人,我与世界之间的对话,都充满着一种焦虑与困境;而也就在这种困境中,人物无法真正确立起自己,完成自我,从而使未完成性成为鲁迅笔下人物的普遍特征,而这也许正是社会转型期间,人物在寻找自我中所要走的必然之路,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中。     

略论影视中的人物对话

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对话不同于话剧台词，由于两种艺术创作手段不同，时空特性各各有别，这就决定了影视的视觉表现力要比戏剧强有力很多，影视对话较之话剧台词所担负的交待说明的任务要轻得多，它的对话比之话剧也要少很多。影视艺术是视听艺术，现代声音观念已逐步转向“视听并重”了。影视对话要与画面语言紧密结合，它往往表现出一种片断性特点，影视对话要性格化，要符合特定的人物关系和特定情境，应注意含蓄、有潜台词以及生活化、口语化，     

中西“游”和“游戏说”的对话

中西对“游”和“游戏说”都有着丰富的理论探讨,且存在诸多的共通性,但两者毕竟植根于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它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表现在中西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上、不同的审美体验方式上、不同的话语体系上。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两者便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一）思维方式,对于西方的“游戏说”而言,应当淡化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提倡人物融合的诗化之境;而对于中国的“游”而言,既要引入西方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但又不能重蹈西方文化的覆辙,真正的道路或许便是于中西思想的边界处的冒险。（二）审美心态,海德格尔的“诗化之思”或许为中西“游”和“游戏说”之审美心态的融合和对话提供了某些指引。（三）语言,自从“语言转向”以来,西方传统的语言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不再是那种表象一工具型的现成性的语言观,而成了一种生成性的语言观,这似乎与我们中国的“道言”观有着某种契合之处。     

当代艺术生产中民族身份“符号化”建构的文化反思——以“长征”艺术实践与郭凤怡现象为例

中国当代艺术生产中出现兼具艺术创作和艺术中介性质的新艺术实践。这一现象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身份在文化交流中被建构的特征有极大关系。以"长征计划"艺术项目和"长征空间"画廊交织在一起进行当代艺术创作和运作为例,民族身份建构过程凸显出三个理论焦点:首先,从当代艺术的文化视域见出从艺术创作到艺术生产理论讨论范围的转向;其次,通过把当下文化生活与中国革命史并置来建构当代艺术中的民族身份,这种对社会发展史进行反思的宏观视野为原本西方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史所缺乏;第三,民族身份建构过程中弱势文化身份的转化反映出文化交流的现实性和幻象性双重性质。对这三方面的反思结论是尽管这一交流过程以文化妥协为前提,但它带来平等交流的希望,具备文化对话价值。     

论司法裁判中合理对话机制的构建

在我国司法裁判过程中,合理的对话环境并未真正形成,法官的权威色彩仍比较浓重,这种现象不利于司法裁判公正的实现。应正确适用法律以体现司法判决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设置公平的对话程序,构建合理的对话机制,使其他主体的言说在一定的控制下得以充分展示。须对法官的偏执武断进行有效的防范,从而确保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