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何以可能——一个基于文化之双层结构视域的考察

我们可以将思维方式划分为本源性和实用性两个层面,前者指一种文化之象征性地把握世界的基本或核心构架,后者则指基于这种基本或核心构架而敷设的象征性地把握现实生活的具体方式。文化即为思维活动的创造物,两个层面的思维方式分别对应于理想性文化与现实性文化。当现实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实用性思维方式层面必定会发生变化,而本源性思维方式层面则有可能不发生变化且倾向于不变化。这意味着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用性文化的改变虽必不可免,但国人有可能在理想性文化层面保留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而不必追随西方的思维方式。但这种本源性思维方式与终极文化理想的不变与实用性文化及思维方式的巨变,不可避免地要在思维方式以及文化的两个层面之间形成一种错位和紧张,并造成种种文化焦虑。消除这种紧张、龃龉,正是今天国人必须直面的现实和必须自觉承担的文化创造任务。这一工作不可能是各种元素之间简单的排列组合,而必然是一种基于中国本源性思维方式对于外来文化的重构。这种重构的实质就是在中国本源性思维方式及文化理想与新的现实生活以及与之匹配的实用性思维方式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搭挂关系。     

学术论点摘编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文化意蕴王南湜撰文《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意蕴析论》指出,中国思维方式以象思维为主导,而西方思维方式则以概念思维为主导。思维方式可划分为本源性和实用性两个层面,当现实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之时,     

无可说即是说也——中国哲学的深层思维向度

与西方哲学相比 ,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方面有一个显著特征 ,即重直觉参悟、经世致用 ,而逻辑推理与为求知而求知的方面则欠缺。其中直觉参悟实构成中国哲学的深层思维向度 ,它可分为正负 (或肯定式与否定式 )两个方面 ,本文拟探讨否定式思维向度的必然性及其理论意义。一、“说”之对象——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否定式思维方式在中国哲学中有很多具体表现 ,其最典型的说法就是“无可说即是说也”。“说”即是用语言描述 ,“无可说”即无法用语言描述。“无可说”之“无”严格地说应是“不”,“无可说”也即“不可说”。如果这里的“无”不是“不…     

跨文化的隔障、误解及其超越

在比较哲学与文化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文化围城”现象,其实质是文化隔阂与屏障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偏见与文化误解。它导致两种极端行为:一是文化隔障的双方都把文化的认同性视为保守,从而否定本源文化而向往他源文化;二是文化隔障双方均完全肯定本源文化而否定他源文化。以至于在比较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出现了“欧洲中心论”、“中华文化主流论”、“儒学主导论”等观点。造成“文化围城”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必然存在的排他性与互斥力、文化偏见与文化歧视,是造成文化隔障的本体论与政治根源,而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认识水准、思维模式、价值取向、情感方式的差异,则是其认识论根源。因此,在世纪之交我们应该以博大的胸怀、科学的态度,克服文化之间的壁垒,突破隔阂,超越自我,合理评价本源文化与他源文化;以理解心态面对异境文化,吸取他源文化的现代因素;在保持与改革、维护与批判中实现中国文化的本源重建。     

略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人民思维方式的更新和转换

文章首先论述了思维方式作为一个复杂结构或系统,包括思维形式、思维方法、思维角度和思维模式四方面。这四个组成部分中,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相对较稳定,思维角度和思维模式则更为多样化,研究思维方式应更着力于这两方面的研究;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一种三个面向的新思维方式,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思维方式不断进步的结果和质的飞跃,是适应新技术革命发展的人类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思维方式。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方式

中国的具体实际无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根据与直接动力,而赓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基础与文化底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借言赋意”(概念层面)、“耦合再造”(思维层面)和“溯本开新”(价值层面)的方式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既是一个历史过程,更是一个创造过程。     

经学思维及对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

经学自汉代形成至今已有 2 0 0 0年的历史 ,虽然“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对经学进行了冲击、批判 ,并从国家的教育体制上废除了尊孔读经的旧式教育模式 ,使经学在制度上终结。但经学特有的思维方式 ,虽经朝代更替 ,形式变化 ,仍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着广泛影响。孔子开启了儒家经学思维的先河 ;在汉代 ,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并正式形成经学思维模式 ,此后 ,经学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派中皆有所表现。因而 ,可以说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泛经学思维     

东西方哲学的殊途同归

西方传统的思想家们力图通过“是者之所是”来把握“在者之在” ,成就了主体哲学和现代科学技术 ;而中国传统的思想家们则从“生生不息”的宇宙大生命中去领会“在者之在” ,成就了以“自然”为最高原则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元化的认知结构与主奴二元化的社会结构是相伴而生的。因而 ,克服西方传统的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就必然会彰显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真谛和价值。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文象思维

本文通过对“文”、“象”、“文象”、“文象思维”这几个核心概念的分析,提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可命名为“文象思维”;西方概念(或称理性、分析)思维将整个世界视为一种概念性的、设定性的、理性意义上的物质体,而仅仅从中将人类的精神分离出来,甚至人类的精神与客观物质对象一样,被视为一种“实体”,从而将存在理解为一种高度“命题化”的“理念”;而中国传统文象思维将整个世界视为“生生之物”,将人类的精神与天地万物之性统一起来,甚至将物拟人化,或将人拟物化,是一种“共处”与“共通”之“道”.在全世界提倡生态文明的今天,中国文象思维完全可补西方概念思维之不足,而且具有诸多先天的优势,理应成为人类探索可持续生态文明的现实道路的宝贵思想资源.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早期神话意象性艺术特征新论

对中国神话艺术特征的概括和提炼,应从中国神话本身出发,将其置于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中,避免既定的理论前见和历史成见.从华夏民族尚象的思维传统和以意象为中心的审美艺术传统的角度看,中国神话在表现形式、意象体系和记述方式等方面具有以神怪形象(神话意象)为核心的基本特点,是意象化的存在方式.中国神话的片段性、非系统性、原始性浓厚及叙事性弱化等特点均与此相关.中国神话这一特征的形成与华夏先民以“象”为核心的思维方式有关.     

“天人合一”思想的三维解读、影响及现代价值——以思维方式为视角

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特色的“天人合一”思想,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并体现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仅将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天人合一”思想理解为儒家一家之言,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为主干的,以“道”、“佛”为两翼的三维结构.三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也使中国人特有的整体性、适度与执中、对立与统一、直觉与体悟、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逐渐稳固并传承下来.同样,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也不能局限于仅仅将其视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救世哲学,而还应该立足于时代,思考其对现代理性思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联性.     

论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及其真理的生成观

“Ereignis”是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思想的主导词语 ;与传统形而上学的表象性思维方式相比较 ,海德格尔的建构生成性思维方式以“Ereignis”为核心 ,体现出一个基本原则及六个主要特征 ;“A letheia”——“澄明的无蔽”,既充分展示了海德格尔独特的真理思想 ,又是其建构生成思维方式的鲜明体现     

解读“宗教”的新视角——宗教思维方式探究

宗教思维 ,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思维系统 ,其运思方式与现实价值、文化意义不同于求“真”———求“知”的思维方式 ,也不同于求“美”、求“善”的思维方式 ,具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 1)它是信仰式思维 ;( 2 )它是先验———教条式思维 ;( 3 )它是幻想———情感性思维 ;( 4 )它是倒置主观与客观、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的思维 ;( 5 )它是求意义性的思维 ;( 6)它是静态———封闭式思维。宗教思维方式的特点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总是通过不同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 ,从而使得宗教思维获得更为广泛的存在空间     

“整体性”汉语思维与“个体性”英语思维对比分析

文章从英汉两种语言书面语词汇、句法及语篇层面分析汉语思维与英语思维的一个显著差异,即“整体性”与“个体性”差异。分析两种思维方式在语言上的差异对了解两种文化、学习两种语言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论教科书体系的历史地位和当代命运

教科书体系在现代中国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它不但主导了新中国前三十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作为一种思想方式融入到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对社会和文化的整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由于其主导地位得以确立的特殊社会历史状况及其理论自身的局限,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对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和批判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思维领域,而是要深入到社会生活本身,从思想史、社会史等不同的领域入手,才能真正阐明其历史地位和当代命运.     

意义的分析、解码与传释——论现代文学书评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策略

作为一种随着现代传媒和报刊而兴起的独立批评文体,现代文学书评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较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品味“意味”,现代文学书评的价值追求则是分析“意义”。为了深入解码作品的意义,现代文学书评创造了融分析思维与“象思维”于一体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策略,对作品的整体意义进行诗意的描绘与周密的论证。整体而言,现代文学书评,在读者、作者和自我表达之间找到了平衡,找到了一条表达意义的融通之道,对现代文学批评写作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儒家伦理对当下中国人的影响

儒家传统精神不仅存在于学理的层面,而且还以基因与血脉的根源性特性存在于民间。当下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对儒家伦理既抱着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敬意,又与之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隔阂与疏离;不管人们读没读过“四书五经”,作为基因与血脉的传统精神无时无刻不在通过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运作。儒家伦理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当下中国人有着何种生活内容、何种生命问题,因而采取何种态度与方法来批判继承和转换儒学。与之相应,中国人的生活、生命以至命运也会受到以儒学为血脉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状况的制约。     

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与思维方式的转型——兼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实现的变革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其基本问题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着的.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又是与思维方式的转型相依相伴的.西方哲学探讨的基本问题经历了从古代本体论向近代认识论再向现代价值论(或称其为生存论)的转换,其思维方式则相应经历了从主客浑然一体到主客二分再到主客多样性统一的转型.马克思在哲学领域实现的变革,是与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和思维方式的转型联系在一起的,是在实践基础上对西方传统哲学的超越.     

论实践思维方式在中国的确立

思维方式作为文化的深层结构和核心,其变迁体现着文化的变迁.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最深刻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实践过程,而且也是文化过程.它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社会心理结构和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践思维方式在中国确立并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