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上都遗址申遗的新成果——《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碑文被发现

随着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深入,有关元上都的历史研究在国际上也取得了新成果.近期,日本明治大学樱井智美教授在《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8册)中发现了收录在该书中的蒙哥汗六年( 1256年)的《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碑文.此碑文全文如下.     

与石镇吉有关的石刻碑文

1986年9月,参加区文化厅举办全区文物考古普查培训班的文物普查中,于都安县青盛乡(即原安定土司)发现了与太平天国将领石镇吉的有关石刻碑文。现抄录于下,并略谈该碑文提供太平天国将领石镇吉的有关情况,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校读

安阳修定寺唐代开元三年(715年)刻的《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清代的《安阳县金石录》、《唐文拾遗》都著录了碑文.原碑已经打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艺风堂旧藏拓本,拓本与著录文字相比勘,可以互相发明,最大限度地还原碑文的原貌.唐代修复后的修定寺塔至今尚存,仍然使用了北齐时期的塔基,该塔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塔基,碑文对包括该塔在内的始建于北齐时期的寺院建筑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对研究北齐佛教和皇家寺院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汉魏六朝碑文的功能拓展和形式新变

碑文在汉魏六朝时期得到极大发展,涉及的题材内容逐渐增多,应用范围逐步扩大,由树石埤岳、铭德勒勋,辐射到更多社会生活领域。墓碑文及其他杂碑文的大量出现,标志着碑文题材内容和应用功能的多元化。伴随着碑文功能的拓展,碑文的语体、篇章、风格等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无论是碑文的功能还是形式的发展变化,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密切关系。     

鲁孔子庙碑

<正>鲁孔子庙碑,曹魏黄初元年(220)刻。碑高2.34米,宽0.93米,厚0.25米。该碑上呈三角形,有穿。篆书题额"鲁孔子庙之碑"六字。碑文为隶书,22行,行20字。碑文记曹魏封孔子二十一世孙议郎孔羡为宗圣侯,使奉祀孔子,修理孔庙等事。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论王禹偁碑文之新变

作为北宋初期重要的作家,王禹偁的碑文在继承了唐代以来以叙事为主的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将碑文的表达方式由叙事为主一变而为夹叙夹议,再变而为以议论为主甚至以抒情为主。王禹偁碑文的这种新变,充分体现了其散文创作在唐宋古文运动中承上启下的作用。     

对日本“大金得胜陀颂”碑研究文著三议

金代开创纪功碑“大金得胜陀颂”碑是中国历史名碑之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辞海》(1979年版)和《中国名胜词典》一都做了收录。该碑位于吉林省扶余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通高320厘米,龙首龟趺。正面汉字碑文八百一十五字,奉政大夫赵可撰稿,儒林郎孙俣书丹,碑额篆书“大金得胜陀颂”六字,是国史院编修官、金代大书法家党怀英的手笔;背面女真字碑文约一千五百余字,是世界上女真文字最多的碑刻,两种文字对照。碑文中叙述     

民族文化交流——北京雍

在祖国首都北京,有一个很有名的蒙古喇嘛庙 雍和宫最初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雍正皇帝)建的府邸。雍正即位后,府邸改为行嘛庙,却是雍正死后,于一七四四年由乾隆皇帝决定的。 乾隆为什么要在北京建蒙古喇嘛庙?在雍和宫昭泰门内有两个八角碑亭,碑亭中各有一座龙首龟蚨海兽驮石碑,碑的阴阳两面分别刻有汉、满、蒙、藏四种民族文字的碑文,碑文写的清楚:“盖因蒙古奉佛,最信喇嘛教,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据说这碑文是乾隆皇帝的御笔。很明显,乾隆是想利用宗教搞封建专制主义的民族统治。     

一块发现于滇西北的藏文石碑——格子石碑

1992年,在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格子村,发现了一块吐蕃时代的藏文石碑,该碑由碑文、“臣服图”及碑饰图案等几部分组成。本文认为,该石碑是当时吐蕃经营南诏、远交唐朝的又一历史见证。碑文记载了龙腊塔部落臣属于吐蕃的历史事件。由8人组成的“臣服图”表现了神川节度使吐蕃君臣正在接受归顺者龙腊塔及其随从进贡的场面。石碑的碑饰图案反映了唐朝、吐蕃、南诏几种文化在当地相互汇集、交往与融合的历史。     

李道子与太极拳关系考——《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的可信性与价值初探

<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碑文的面世,为我们了解李道子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信息.与相关史料比对研究,可以确定碑文的大部分信息比较可信.这些信息对于研究太极拳的起源、三教合一论以及古老的养生文化是弥足珍贵的.但是碑文中述及李道子为无极养生功的创始人则难以成立.有些论者认为李道子是太极拳的鼻祖,则是更加不可能的.不过,太极拳与无极拳以及千载寺的养生文化却一定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承继关系.     

清中叶两淮私盐及其个案分析

微观研究表明,有清一代,两淮私盐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以清政府从强盛走向没落的清中叶为例,从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两淮私盐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从时间上看,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历史阶段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私盐的发展脉络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步走：即乾隆年间私盐的起步、嘉庆年间私盐的发展与道光年间私盐的泛滥成灾。清中叶两淮私盐这种递进式的发展过程,众多的私盐个案给了我们清晰的印证。     

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与乾隆禁书

发生于乾隆二十二年的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以及由此引发的段昌绪私藏吴三桂伪檄案对乾隆帝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触动,促使乾隆帝思考如何消除汉人心中潜藏的反清民族意识,维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最终在实践中,乾隆帝探索出了禁书这样一种手段,以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消灭汉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     

《汉学师承记》的学术史价值

清代乾嘉时期学术考证名家辈出,成果丰硕,治学方法迥异于前代。江藩《汉学师承记》的著成,客观上正符合对此进行适时总结之需要。本书第一次将乾嘉考证学作为学术史的重要的发展作了总结性的考察,梳理出其演进的脉络,评价其意义,此一总结性研究从整个清代而言未有出其右者。此书又一成功之处,是不停留在论述学者的生平行事和著述的主要内容等项,并且着力摹写他们的治学特色和精神风貌。     

三礼馆与清代学术转向

学术发展既随世运推移而变迁,更在变迁中为时代走向注入新的特质。作为集传统学术之大成的清代学术,即在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嬗变中,经由清初迨及乾嘉,以知识界对传统经典的回归取向为标志,实现了由理学返抵经学的学术转型,遂在反向层面上拓展了传统学术的更新进路,从而彰显出有清一代学术的鲜明个性。而在此转型过程中,乾隆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这一政治性学术活动事件,确然担当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析乾隆帝在大、小金川地区推行的屯田制度

清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土司战乱后,乾隆帝在大、小金川地区推行了一系列的改土归流措施。其中,在经济上推行了各种形式的屯田制度,对清朝政府在嘉绒藏区的统治、祖国的统一、西南边疆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乾隆末年藏兵进出台湾始末探析

乾隆末年,台湾爆发林爽文事变,清廷从内地调拨军队赴台平乱。四川屯练降番二千多人于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从四川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爬山涉水进入台湾。藏兵在台英勇作战,屡立战功,受到朝廷丰厚奖赏。战后,清廷还将四川屯练模式在台湾熟番中推广,取得较好的实效。     

诗教和政教之间的两难——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编选和格调诗学的文化意义

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是清代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风雅诗学变异之原因,是道统、文统与政统之矛盾,而诗教与政教之矛盾在乾隆时期开始变得明显。乾隆时期的诗人沈德潜论诗主格调,宣扬温柔敦厚之诗教,而将忠君爱国认为是儒家诗教之核心。沈德潜的＂雅正＂审美理想,既为对朝廷所倡导的审美风尚之响应,亦为风雅诗教之主动回归。但沈德潜又想超越政治而谈诗,其诗学中潜在的矛盾,在《国朝诗别裁集》编选中得到充分体现,也正是这种矛盾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沈德潜的晚年和身后遭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统、道统与政统之纠葛。     

乾嘉时期戏曲评点理论发覆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由理学迈向朴学之重要转型期,也是中国戏曲评点理论发生转变的关键期.清代戏曲评点在清初顺、康年间达到鼎盛,乾隆以后又迅速走向衰落.较清初而言,乾嘉时期的初戏曲评点在延续中有变化,主要表现在:戏曲叙事结构理论的延续与变异、形式批评的崇尚和反剧场化的艺术追求.这是时代思潮规训和文人戏曲评点家忽视戏曲综合性艺术的"类"特征二者合力的结果,标志着古典戏曲评点日渐走向衰亡.     

清代京畿灾荒与秩序控制——以乾隆朝顺天府通州告赈案为例

灾荒容易诱发社会冲突,乾隆朝中期,顺天府通州发生了一起乡民告赈案,面对灾情,地方社会、地方官、皇帝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置措施。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采取群体告赈的方式,谋求生存权利;州县官在处理告赈事件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地方社会与皇权的双重压力;乾隆帝以维护统治为首要原则,采取宽严相济的策略,及时调整赈济政策,缓和官民矛盾,从而到达秩序控制的根本目的。告赈案反映了清代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多方互动关系。     

《全清词·雍乾卷》补遗50首

《全清词·雍乾卷》共收词人近1000家,词作35000多首。然由于清代词籍的复杂性,遗漏在所难免。今翻检清人诗文集及地方志等,为之补录词作50首,以备续编采择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