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官僚制批判的再批判

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模式———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主要集中在官僚制的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应变力差等方面。本文试图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对这种批判进行再审视,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与官僚制不同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对理性官僚制的改进和回归。尤其是在行政环境与新公共管理发生地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官僚制仍有其生命力。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理性官僚制不足的状态,应汲取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同时有选择地吸纳新公共管理的部分建议,实现自身公共行政的超越———走向后官僚制。     

试论我国行政体制变革的方向——传统官僚制、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的解构与重组

近几十年来,关于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走向"立官僚制还是去官僚制"成为学界的一大争论焦点.部分学者认为韦伯的理性官僚体制是政府行政体制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当超越官僚制汲取后官僚制的相关观点和实践.本文从东西方行政文化传统、现实环境、未来挑战等角度进行比较阐述,在中国实际的情况下,对传统官僚制、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进行解构和重组,以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臻于完善进行理论的探索.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救治理路

论述了理性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着重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分析了我国学者张康之教授“超越官僚制”的理论构想,并据此对官僚制的救治之路进行了初步探讨。     

政府理论视域下的行政效率研究

行政效率是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行政管理活动效果的重要衡量标准，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行政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自政府产生以来，对于行政效率的理论研究从未间断。本文通过对威尔逊与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奥斯本与盖布勒的企业家政府理论和罗伯特·B·登哈特与珍妮特·V·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分析，研究这些理论对行政效率的影响，进而指出官僚制政府开启了追求行政效率的新时代，管理型政府对行政效率的提升和超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公共服务理论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实现、主张民主治理和公民参与的基础上，使追求行政高效率的状态回归理性。     

荀子行政管理思想对现代官僚制的价值研究

20世纪上半叶,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现代官僚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在信息社会来临之际,等级制、非人格化、制度化以及精细的社会分工等官僚制内在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荀子的行政管理思想具有历史性和经验性特征,他提出的"隆礼重法"、"尚贤使能"、"以德行政"等思想对官僚制的理论提供了有效的补充,并为超越官僚制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启示。     

摒弃抑或超越：官僚制在中国的境遇

目前,中国的行政改革,在官僚制发展不足以及仍处在工业化时期的现实背景下,应该重塑官僚制,在学习和借鉴官僚制的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     

解读官僚制“悖论”与中国的抉择

20世纪以来,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尤其是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引起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众多问题。基于实践中公共行政体制的重重困境,笔者着重解读了官僚制理性化进程中的诸多“悖论”,并从中感悟到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取代和湮灭了其实质合理性,各种摈弃和超越官僚制的理论并不能涉及官僚制背后深层面的问题;官僚制自身的“二律背反”体现为:官僚制管理是必须物的同时又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障碍。在反思官僚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共行政体制的现状,提出应在行政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体制。     

走向一种民主的官僚制

在民主化的浪潮下,人们普遍反思官僚制,关注和研究官僚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官僚制悖论与民主悖论、官僚制与民主之间情结的考察,可以发现官僚制和民主都无法独自存在于当今国家政治体制中;通过对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演进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出凭借民主因素对官僚制加以修正、完善和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因而,走向一种民主的官僚制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它将会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国家的公共治理实践。     

完善和超越官僚制:我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理性选择

官僚制,是现代管理的组织理论和模式架构,对工业社会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官僚制自身的缺陷及其与现代社会环境的不适应也日渐暴露,官僚制的组织模式正面临着危机。从中国来看,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即工业化与信息化并存,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并存,城市与乡村并存。因此,为了构建现代化的行政组织体制,推动中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理性化,中国应在工业化社会更加完善官僚制,使行政组织的理性和效率发挥到最大化,同时又在信息化社会趋近中超越官僚制,以渐进的方式顺利实现行政组织体制的转型或替代。     

科学与道德:行政权力道德化质疑——对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的阅读与商榷

张康之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在对现代官僚制的批判性研究中,针对行政改革的基本问题,对"超越官僚制"的问题做出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在对官僚制的种种弊端进行反思的过程中,理论结合实际地探讨了行政权力运行中的主体性、行政人员道德价值的重要性等问题。特别是作者正确地指出,在公共行政中必须正确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主张。但是,该书中关于"公共行政道德化"、"政府道德化"、"社会秩序的道德化"等提法,又是值得商榷的。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民主性探讨

行政机关运行体制与行政立法的民主性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由于传统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都带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使得行政立法既需要直接民主,让公众充分参与去自主立法的同时,又不得不放弃直接民主的方式,而采用间接民主制度进行行政立法。但与此同时,间接民主的监督问题无法很好克服,因而一种新的民主理论——协商民主——被各国所导入。     

我国行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思考

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构成我国行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动力机制,推动我国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在决策理念、决策制度、决策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自治与民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规定行政村的公法人地位,没有规定专属于行政村的、与国家事务相区别的村务,赋予行政村的法律手段、人员手段和物质手段均不足,而且规定了国家机构对村权力过多的干预权,这些都影响了真正的村自治。在村民民主的规定上,一方面规定了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制,一方面又规定了与公社民主相冲突的分散式经济制度和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对各村组织的权力规定也非常不协调。     

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研究——以电动自行车事件为例

电动自行车事件反映了我国转型期各种不同的利益冲突,折射出我国行政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机制的缺失。公民参与是现代行政民主的必然要求,可以为行政机关提供各种信息,促使行政机关在作出政策选择时考虑相关因素,为行政决策的民主性与正当性提供程序基础,并通过程序民主提高行政决策的可接受性。尽管我国目前相关制度尚不完善,但是依然存在保障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制度空间。     

行政立法中表达利益整合的考虑因素

利益要求总是因人而异的,行政立法在各种利益表达的基础上必须存有一种利益的整合机制。应重点考虑公共利益、弱势群体利益、生存性利益。立法者的中立性是立法民主和立法公正的保障,因此,在行政立法中还需构建行政立法的回避制度,防止行政机关的部门利益出现在行政立法的利益博弈过程中。     

论高校行政责任实现机制的设计

高校行政有其权力特性和责任使命。根据依靠法治和民主、内外部控制相结合、遵循多元综合主义路径的机制设计思想,高校行政责任实现机制主要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与社会等外部机制和规章制度与行政纪律、民主与竞争机制、伦理机制等内部机制。以公共行政精神为核心的服务型行政文化建设作为高校行政责任机制的整合路径,最终可以实现维护学术自治、保障学术自由、服务学术本位的核心使命,体现公正与公平、回应与柔性、廉洁与高效和服务于学术的高校行政价值。     

论行政听证制度的民主底蕴

作为行政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行政听证充满着民主的价值内涵和精神意蕴,它是人民主权的直接表现,是公众参与的有效渠道,是公正行政的程序保障,是权利平等的生动体现,是行政公开的重要内核。     

论新加坡秩序建设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秩序建设是新加坡行政体制的核心。新加坡通过民主机制下的权威政治、严格法治、行政权与决策权相分离这三个阶段的行政改革,建立了法治、廉政、民主、开放的行政制度。目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面临众多挑战,研究新加坡秩序建设,对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和谐文化与高等学校管理理念

在论述和谐文化的理论基础和高等学校在和谐文化建设中的传承、创新、示范、辐射、引领等作用的基础上，提出明确办学理念、建立和谐高等教育体系与和谐校园；强调育人是学校的中心和率先实行育人型管理的理念；提出高等学校中政治领导、行政领导、学术领导相结合，政治民主、行政民主、学术民主相统一，以及依法自主办学、诚信办学、教育公平等理念。     

论行政人员的行政道德教育

行政道德教育关系到依法行政、民主行政、科学行政的效率和水平,关系到整个国家社会道德教育的性质和方向。明确行政道德教育的内容,推进行政道德教育的规范化、制度化,确立科学的行政道德教育考评、监督、环境机制,是建立和完善行政道德教育体系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