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传》的宗教史价值

文章对蒙文版《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传》中所载内容进行梳理,主要从寺院建立、寺院教育、寺院经济与管理、佛事活动等4个方面进行分析,试图说明该《传》在蒙古族佛教史、藏传佛教史、蒙藏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价值。     

《羌胡传》与前“四传”关系再论

《羌胡传》是＂五传＂中前＂四传＂（《苦喜传》、《全家福》、《殇妖传》、《辟传》）的续篇,但其故事结构、人物性格、写作方法等却和前＂四传＂不同。本论文审视《羌胡传》与前＂四传＂的关系,论证《羌胡传》的独特性及其成因。     

辽朝《后妃传》的历史书写

《辽史》和《契丹国志》的《后妃传》既复制中原王朝正史的叙述模式,又取资于本族神话传说、摩尼教和佛教,其历史书写呈现文化与族群多元的特征,塑造统治者或精英群体期待的形象,若隐若现地显示出辽朝的权力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功能.特别是《辽史·后妃传》力图论证皇后本人及其后族参政的合法性,并在辽朝政治格局中扮演辅佐皇权的角色.     

沈寂和他的陈独秀研究——兼评沈寂著《陈独秀传论》

沈寂长期坚持陈独秀研究,是国内陈独秀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陈独秀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学者之一,《陈独秀传论》是其代表作,承载了他一生执著学术的精神。     

从《穆天子传》看神话历史

<穆天子传>真实性问题需要在两个层面上讨论,即:<穆天子传>所记穆王西巡之事的真实性与<穆天子传>为西周史录的真实性.笔者倾向于认为<穆天子传>是以周穆史官的记叙为基础,至于它的完善、定型则有可能是稍后的事情.当然,在近两千年的流传过程中,仍难免存在文本的缺失错讹与删改的现象.而其真幻结合的叙事特征完全符合"神话历史"的逻辑.在新史学语境中对<穆天子传>的再认识,需要对其文本背后的玉文化背景的真实性的认识为基础.<穆天子传>研究的深入需要新的视野和方法的介入.     

《隋唐志传》成书年代考——兼论明前期的“抄本小说”

通过考证《隋唐志传》与《唐书志传》成书年代的先后 ,可以确认《隋唐志传》“罗氏原本”的存在 ,从而为《隋唐志传》“书成远在正德之际”说提供有力的证据。《隋唐志传》在正式刊刻之前的正德、嘉靖年间 ,曾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于世。这类“抄本小说”的存在 ,说明明代前期并非长篇小说创作的“空白期” ,明代前期实际上是长篇小说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 ,它为明代中后期长篇小说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试析梁启超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困境——以《管子传》为例

作为20世纪“新史学”首倡者,梁启超在其历史传记人物作品《管子传》中,多次出现与个人史学主张格不合之处。尤其是他在处理营造时势与改塑英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两难困境,颇为鲜明地折射出当时“新史学”理论在宣传与实践之间的距离。     

论20世纪以来的《好逑传》研究

20世纪以来,《好逑传》在叙事模式、思想主题、词汇语法、文学传播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小说叙事模式、文学传播中译者的翻译策略、译本比较等是研究重点.20世纪以来《好逑传》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首先,在译者和译本研究上,对除帕西和德庇时以外的其他译者及其版本研究过少;其次,在文学传播上,对西方受众对象的研究过于薄弱.未来可以从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及比较、语言艺术价值、其他语种译本以及海外受众群体等方面进行研究.     

雨果莎评及其特色论——以《莎士比亚传》为中心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研究专著《莎士比亚传》在西方莎评史上别具一格,意义非凡。他不孤立、封闭地研究莎士比亚,而是立足于比较意识与整体思维,有意识地把莎士比亚置于宏阔的文学史上已有的大家系列中加以相互观照,观照中既强调共性,又突出差异,使其以极其鲜明的特色和罕见的丰富性呈现出来,进而彰显其在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价值和地位。他的莎评已经使用了后来被称为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方法,理应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之一。雨果认为莎士比亚是集诗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杰出天才,在戏剧创作中把对照原则发挥到了惟妙惟肖的极致。他非常看重《哈姆雷特》《麦克白》《奥瑟罗》《李尔王》等四大悲剧,并从人性与道德的角度对四部悲剧的主人公作了颇具个性的阐发。他把浪漫派对莎士比亚伟大之处的感悟和体验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出来,是对莎士比亚艺术成就最真诚、最激情、最具震撼力的辩护,其研究方法对我们当下从事学术研究也颇具启迪与借鉴价值。     

《韩非子》中“臣”的角色定位与政治心理研究

在《韩非子》与先秦时期儒、墨、道及其他法家的思想体系中,对于君臣关系中"君"的定位有着相对明确的论述。以"君"对"法、术、势"的应用,可透过君反观臣。《韩非子》中赋予"臣"的角色定位,即"君"处在相对环境中的"绝对性"地位时,由于"臣"所处的社会关系不同,会产生三种不同的角色定位,而"臣"在担任不同角色时又会分别运用"法、术、势"中的一项来处理自己处在各个角色时的复杂关系与矛盾。因此,透过《韩非子》中"臣"的角色定位也可进一步探究政治心理学中政治人物心理与角色转换的内在联系。     

笃志博学 勤劬钩玄——试评《彭桂萼传》及杨宝康的史学成就

在我国的《文章学》中,“传”是史体之一,或单称“传”,乃是用于记载人物事迹的文字。明&#183;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指出“字书云：‘传者,传（平声）也,记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自汉&#183;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四库全书》载有“传记类”：一类以记述翔实的史事为主,崇尚朴实、雅洁。它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     

《穆天子传》研究述论

《穆天子传》是一部颇为珍贵的历史地理文献与优秀的文学作品。清代以前的学者主要对其进行了文字校注和诠释工作，由于学术界对其价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关《穆传》的研究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民国时期，《穆传》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已较为科学，在史料分析与理论概括方面均有所建树，但由于受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影响，有的学者对《穆传》的研究也存在诸多方法和理论上的缺陷。建国后，《穆传》研究工作全面走向深入，研究视野日渐开阔，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穆传》研究日臻呈现多元化趋势。     

鲁迅是说不尽的--评陈越先生的《鲁迅传论》

陈越先生的论著<鲁迅传论>以宏观审视鲁迅的阔大气势,从"论"入手把握传主的生平、思想与创作,以传的框架,论的思路建构全书,显示出著者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著作无可漠视的存在价值,为在同类课题中如何开展深化研究预示了广阔的前景.     

章回体《石头记》系他叙传考辨——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

章回体《石头记》之作者“曹雪芹”当是高士奇之曾孙、高衡之庶子,其所写之薛家即高士奇家,薛蟠即高衡,薛蝌即高岱,贾雨村即佟赋伟,贾家是康熙母舅之家佟家,贾宝玉是佟盛年之曾孙、夸岱第二子;林如海即曹寅,所写之事就《石头记》前八十回而言,从“林黛玉”进入佟家算起,时间上是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至康熙末年间。因此,章回体《石头记》是典型的他叙传,而非胡适等人所说的自叙传。     

以人物的群体形象表现民俗社会的真实面貌——论《呼兰河传》的人物塑造

从“新现实主义”的视角 ,重新审现了在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小说《呼兰河传》。认为该小说所展示的 2 0世纪初的呼兰城 ,是民俗社会的一个缩影 ;指出小说以大量群体人物的塑造表现了呼兰城人共同的文化心理 ,并展示了该民俗社会共性扼制个性、群体淹没个体这一真实面貌     

巫王之玉——从《穆天子传》看西周玉文化的历史回归

对《穆天子传》所反映的西周玉文化的发展,既要考虑到历史发展的逻辑,同时也要考虑到昭王南征而不返等历史偶然性因素的作用.穆王去昆仑观黄帝之宫,可以说是对早期巫玉文化的一种回归.从以神为本的尊神文化到以人为本的尊礼文化,这种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昭穆时期,是周代具有人文精神的礼乐文化的确立时期,也是新旧文化的交替期.在这种新旧并存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周前期文化的发展和处于转型期的阶段特征.而这其中“礼玉文化”的最终确立是以对前期“巫玉文化”的全面总结为条件的.穆王的西行寻玉、寻求巫权的支持,乃是为了完成王权神圣化的目的而采取的变通之法.     

宋初小说视域下的僧传系统：《太平广记》“异僧”类研究

小说是宋初文人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太平广记》“异僧”类僧传系统传达出宋初佛教与中国古代本土文化相整合的知识内涵。在引用文献方面,表现出对《高僧传》作为佛教僧传经典的解读。同样是奉《高僧传》为僧传经典,《太平广记》在尊崇早期佛教流传人物这点上弱于《太平御览》,但在选录《高僧传》人物方面具有一定的佛学识见。在僧传人物方面,崇尚以神异传教的佛图澄,推崇道宣及其融入中国本土述异观念的感通思想。编纂官的引书收录表现出对文人笔记的一定倾向,“异僧”类收录的隋唐人物除道宣外均来自文人笔记。同时,在承接《高僧传》“神异”类和道宣感通思想的基础上引入更多中国本土述异传统,反映了佛教知识信仰下倾民间的趋向。道宣事迹未被《太平御览》“僧”类和“异僧”收录,道宣律学基础中的四分律也不载《太平御览》“戒律”类。李昉、扈蒙等人对道宣的认识似乎主要缘于其佛教感通事迹而不是律学成就。     

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亦是一种历史思想。它最早渊源于《尚书》,与"殷鉴"思想、"先王"观念紧密相连,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尚书》历史功用思想,予后世以深远影响。     

中国传记文学的“宁馨儿”——评梁启超《李鸿章传》

文章论述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既有让英雄入传、运用评传体、新颖的格式、畅达的行文等不同于传统传记又借鉴西方传记的特点,又保留注重史传、宏大叙事、实录原则等传统,堪称中西传记合璧的＂宁馨儿＂,在现代传记文学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玉石之寻——论《穆天子传》的历史文化意义

《穆天子传》与《山经》一样,揭示了我国悠久而灿烂的玉石文化传统。玉石作为神圣的物质成为穆王征巡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追求目标,穆王之路也是玉石之路。穆王的出巡有两个方向,一是西行。周自认为是夏人的一支,寻玉昆仑,既是追溯夏、周的玉文化传统,也在寻宝的表层意义下,寄托了寻祖、寻根的心理诉求。一是东行。东方是商人的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区域。而东王公形象的出现乃是夷夏文化融合的结果与反映。政治认同必须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而意识形态的同化与政权的更替相比较而言是更为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西周玉文化作为权力话语的一种表述,有助于建构其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