颓废的一代--重读茅盾《蚀》三部曲

茅盾开端之作《蚀》三部曲并非政治与文学的简单勾联,从政治文化视角看,主要反映了作者的政治体验和个人情绪。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中刻画了深受“五四”影响而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革命下的“颓废的一代”。茅盾在文化的层次上对“五四”精神、“五四”一代作了深刻的反思。     

孤独·颓废·情爱世界——苏曼殊、郁达夫情爱小说比较论

在苏曼殊和郁达夫的人生历程中都有过辛酸凄凉的童年和漂泊悲惨的经历,这一独特的人生经历衍生了作家主体的孤独感。为了逃避孤独,他们在无情的现实中构建起有情的小说世界。苏曼殊好用“一男择二女”的情节模式,郁达夫则选择了“一厢情愿”的情节模式。自卑情结形成的“弱势心理”使他们把爱情理解成“母爱”或“同情”;两人的情爱小说都弥漫着颓废的情调,但苏曼殊的作品在颓废中带有更多的感伤,而郁达夫的小说则在颓废中呈现出更多的唯美色彩。     

律动之“水”与消殒之“雪”——《边城》与《雪国》意象比较

《边城》中以“水”为中心的意象系统传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精神和生命的意义，由此可窥见作家沈从文在小说中欲探索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包孕的文化内涵；而《雪国》中以“雪”为中心的意象系统则彰显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禅宗思想，濡染了日本文化所独有的“物哀”、“幽玄”的美学风格，显示出川端康成对生命的独特探索。     

姐妹神祇的瞻前顾后——茅盾《蚀》三部曲的神话模式解读之一

《蚀》三部曲构建了象征世界中命运女神与其他神及同神界安危相系的生命树的关系网络。文章从上海地域文化和语言切入 ,联系茅盾对中西神话、文学的比较研究 ,依次展开求证式解读。本系列为长幼命运女神定位 ,阐析了小说的内在结构与神话模式主旨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道家美本质观——以“无”为美

以“无”为美的思想，由老、庄发端，《吕氏春秋》、《淮南子》发展，王弼集大成，自魏晋起，成为人们生活践履和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中国美学因而出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等一系列“全美”、“大美”的表现形态。     

王夫之《谦》之伦理意蕴及其时代价值

王夫之《谦》之伦理意蕴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从“谦”卦之小象,也即《谦》之九三爻辞之位,能恰当地说明《谦》缘何具有“自卑尊人”的道德理性;从“谦”卦之大象中的“寡益多裒”的得理平施之道,可体悟出《谦》之道德意蕴的深层基础。有如此伦理意蕴的“谦”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从感性的热烈到理性的冷峻——《蚀》与《子夜》的比较并兼及茅盾评价

《蚀》与《子夜》是茅盾最重要的两部小说,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演进轨迹。在对二者的评价上,理论界存在着较大分歧。因此,从具体文本出发,就小说创作意图与作品实际内容不相符合的现象,结合茅盾的文学思想发展过程,才能对茅盾创作做出合乎实际的评价。大陆文学主流意识与海外研究者群体对于茅盾的评价,特别是海外研究者中那种"《子夜》主题先行、图解政治"的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子夜》具有无法重复与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遗产阐释与记忆重塑——以中国蚩尤叙事的意义转换为例

蚩尤在中国远古神话里占有重要地位,但自《山海经》开始,其叙事模式几经变化。《史记》塑造的“乱神”与“战神”双重形象,延续千年。清末至民国,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进入,蚩尤成为统合以“苗”为主体的边胞人群的象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蚩尤不仅是苗族身份认同的符号,而且与黄帝、炎帝构成中华“三祖”,成为新时期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标示。但在各种力量驱动下,它也同时成为可资利用的文化品牌,引起争夺。在此过程中,作为“遗产”的蚩尤经历了多重阐释,也数次重塑了集体记忆。     

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

《水云》是沈从文著作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文本, 它从哲理性、美学性高度,借助心灵独白或自我对白的方式, 对自己的审美追求作了重要表达。在生命中“偶然”向如虹如星的接触中, 激起“情感”的燃烧, 用“抽象抒情、绪体操”将这种燃烧化成作品--《水云》的这种“偶然+ 情感”模式正是沈从文的“人学”模式和“创作模式”, 认识这一模式,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     

南朝时代中原旧曲的“新声化”现象

南朝时代,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中原旧曲和南方新声-吴声、西曲在共存中实现着新、旧递嬗,在此种音乐背景下,旧曲显示出“新声化”趋向。音乐的“新声化”包括曲调和体式的新变,曲辞的“新声化”主要反映为曲辞内容的艳情化。中原旧曲“新声化”在乐府史上的意义体现在：延续了中原旧曲的艺术生命力;丰富了乐府诗的创作方式;显示了音乐在乐府艺术中的重要位置。     

从“自由的形式”到“境界”——试论陈望衡的境界本体论美学的建构

陈望衡的美学研究一直关注审美本体。他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指导，接受社会实践本体论的影响，将“精神自由”看作审美的本体。第二阶段，则吸收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以“境界”为审美本体。境界内含自由，但突出了超越性、感性，更具审美特色。在当今中国美学研究中，陈望衡的境界本体论美学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追寻-偏离-回归——20世纪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之轨迹

五四运动孕育和催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对“人”的发现和追寻中开始的。其间，由于中国在20世纪特殊的历史境遇，人的文学的几经偏离，许多时候文学对于“人”的背离甚至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在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背景下，对人的文学的全面回归，一方面，人的文学的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并直接带来了文学的多元与繁荣；同时，文学过分的对于人性的“提纯”和人生“照相式”的表现，也使人的文学出现了又一种偏离。因此，在全球化、商品化的21世纪，人的文学将继续努力自觉地关注人、表现人、完善人。     

语言的舞者——严歌苓小说语言论

严歌苓的小说一直在寻找一种不会在翻译过程中流失中国文字的神韵、生命的文字语言。她不仅将生命的全部感觉通向语言，努力拓展自己的母语资源，而且一直致力于用母语寻找到更具全球意识的叙事角度，表达出能为世界、他族理解的语言情感。在语言上，严歌苓本身呈现出“地母”般的胸怀。她的写作在小说人物、故事走出了“北京”、“上海”的同时，也使汉语走出中国本土而获得了拓展、深化。     

《百苗图》对（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的批判与匡正（上）

（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为了行文的方便，（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在下文一律简称“乾志”。）与《百苗图》两书写作的时间相近，所处社会背景相同，叙述的对象都是今贵州境内的各民族传统文化，所述内容也十分接近。不同者在于，前者是官方著述，采取的是官方立场，评议标准具有鲜明的官本位色彩，参与编修者一般未经实地查勘，大多靠摘编前人著述或凭当事人的转述材料成文，因而疏漏错讹在所难免。后者则是陈浩凭借本人的实地经历，参阅前人著述，编成的文图并茂的民族志专著。由于位卑言轻，陈浩对“乾志”的疏漏错讹和立场观点的不满，虽然多有批判和匡正，但言词委婉，手法隐讳，以至于后世研究者若不加细究，不免误以为《百苗图》仅靠摘编“乾志”成文，因而史料价值不大。本文在逐字对校两书相关记载的基础上，结合《百苗图》的附图，发现陈浩对“乾志”的批判极为严厉，所作的匡正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而要了解当时贵州各民族的实情，理应看重《百苗图》，不能偏信“乾志”的记载。     

神性?人性?兽性——对《萨勒姆的女巫》中 “谬论”的解读

超越狭隘的现实功利性的理解，将阿瑟·米勒的《萨勒姆的女巫》放在更为广阔的审美视野中加以考察发现，该剧紧扣由原始思维逻辑所形成的“谬论”展开戏剧冲突，展现了萨勒姆镇荒谬地赋予一群无知无畏的小女孩命名的特权，将“谬论”当作法律审判惩罚无辜平民，从而深刻揭示出人类自身思维的局限性和由此而导致的人性堕落与良知犹在之间的冲突，警示人们拔除心中的魔障，从神性和兽性的诱惑中走出来，在人性的回归中提升生命的层次，锻造人的生命意志。     

《百苗图》对《贵州通志•苗蛮志》（乾隆）的批判与匡正（下）

《贵州通志•苗蛮志》(为了行文的方便，《贵州通志•苗蛮志》（乾隆）在下文一律简称“乾志”。)（乾隆）与《百苗图》两书写作的时间相近，所处社会背景相同，叙述的对象都是今贵州境内的各民族传统文化，所述内容也十分接近。不同者在于，前者是官方著述，采取的是官方立场，评议标准具有鲜明的官本位色彩，参与编修者一般未经实地查勘，大多靠摘编前人著述或凭当事人的转述材料成文，因而疏漏错讹在所难免。后者则是陈浩凭借本人的实地经历，参阅前人著述，编成的文图并茂的民族志专著。由于位卑言轻，陈浩对“乾志”的疏漏错讹和立场观点的不满，虽然多有批判和匡正，但言词委婉，手法隐讳，以至于后世研究者若不加细究，不免误以为《百苗图》仅靠摘编“乾志”成文，因而史料价值不大。本文在逐字对校两书相关记载的基础上，结合《百苗图》的附图，发现陈浩对“乾志”的批判极为严厉，所作的匡正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而要了解当时贵州各民族的实情，理应看重《百苗图》，不能偏信“乾志”的记载     

《易传》的名和义在科技、文化与经济中的应用

依据《易传》中的“三易”原则，论述科技、文化与经济中的三个问题：材料学方法论的尝试，我国文化结构初探，“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经济现象。提出和平发展的当代可遵循的三条处事原则：生态，适中，计算--算计。     

女性乌托邦：《她乡》和《红楼梦》中的“女儿国”

来自于远古母系社会的“女儿国”，已经成为一种代表“女性空间”的文学形象，在中外作家的笔下屡被涉及。将美国女作家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arkins Gilman）的《她乡》（1915 Herland）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所塑造的“女儿国” 进行比较，便会发现两个文本间诸多的互动和契合。尽管两位作者所处的国家不同，性别有异，但他们的女性主义思想却不谋而合，他们借助想像所建构的“女儿国”不仅是对男权文化的挑战，也是为超越两性二元对立、建构和谐两性关系模式所作的积极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