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与超越——近年来长篇小说重构宏大叙事的新探索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重构宏大叙事、追求史诗品格的倾向。结合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从宏大叙事的重新审视与认知、史诗性内涵的重新诠释与追求、中国经验的想象与阐释等方面,论述了长篇小说重构宏大叙事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以及在重构中对传统宏大叙事的丰富、发展和创新。认为这种回归与超越,既彰显了作为文学遗产的宏大叙事在当下仍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又展示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积极建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民族叙事伦理的不懈探索。     

史诗：文体意义与价值评判的互动——论胡良桂的“长篇小说史论三部曲”

“长篇小说史论三部曲”从长篇小说的创作实际出发,紧紧抓住和围绕史诗性立论,从总体上抓住了长篇小说思想艺术的本质特征。提出了许多关于史诗性长篇小说理论的命题。采用了“传统史诗”和“现代史诗”这两个概念,抛弃了史诗的外在形式,抓住了史诗的内在精神。将史诗由长篇小说的价值评判转换成了文体规范。不仅具有史论价值,而且对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具有潜在的推动作用。但也应看到,史诗对长篇小说的评价,主要着眼于文学的认识价值,容易助长长篇小说大而全的创作风气,史诗评价也不应该是长篇小说的惟一追求。     

“海洋”与迟子建的长篇小说文体美学——从《树下》到《群山之巅》

迟子建的海洋型长篇小说文体美学是一种空间诗学。这首先表现为她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致力于小说时空体的空间化建构,即通过时间维度的空间化与"去时间"的空间化两种叙事策略,追求海洋型长篇小说空间诗学的宽度。其次表现为她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致力于海洋型生态叙事和生态共同体的建构,通过高密度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多元形象组合的"块茎"文本结构,展示海洋型长篇小说空间诗学的密度。而为了追求海洋型长篇小说空间诗学的深度,迟子建的长篇小说创作一直致力于异托邦与乌托邦双重叙事空间的建构,以此展示现代人在另类空间中的存在性焦虑与理想性超越。     

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存在史诗误区

何镇邦在《南方文坛》2 0 0 0年第 1期撰文指出 ,90年代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大都有一个史诗情结 ,然而相当多的作品却走进了一种史诗的误区。这表现为 ,一些具有史诗情结热衷于写史诗的作家一方面对史诗的本质与特征不甚了然 ,另一方面又尚无能力去驾驭史诗 ,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 ,盲目追求所描写的事件的重大或历史的久远 ,甚至大都追溯至蛮荒时代 ;盲目追求宏大的叙述———艺术空间的无限广阔 ,场面的恢弘和叙述语调的高昂 ,因而在艺术上往往失之于粗疏或粗糙 ;在人物形象创造上追求英雄化 ,而往往又落入高、大、全的窠臼 ,这样…     

论后革命时代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类型

在后革命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史诗、反思、传奇、谍战等不同叙事类型,创作呈现出注重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注重展现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拓展革命历史叙事的多元化个性化。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存在着某些缺憾:文体上多了影视剧的色彩,少了小说的意味;情节上关注通俗化的表达,少了经典化的叙述;整体上注重日常化的表述,缺少精神境界的超越。     

全新视角下的史诗建构——评胡良桂先生的《史诗类型与当代形态》

胡良桂先生潜心研究长篇小说二十余年,一直非常关注长篇小说的史诗性及其发展变化,他的著作<史诗艺术与建构模式>和<史诗特性与审美观照>以极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深厚的文学批评功底在学术界好评如潮.而他的新作<史诗类型与当代形态>(湖南教育出版社)更是采用全新的视角,高屋建瓴地把类型学与形态学引入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深入研究,这在当下众多长篇小说的研究中异军突起,以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维为今后长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     

二维建构模式中的史诗体式追求──“十七年”长篇小说的审美反思

本文认为,“文革”前十七年我国长篇小说表现出在二维对立模式中追求史诗体式的审美建构特征,这既表现为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建构基点的作品中,也表现为以人物为构思中心的作品中。     

现代史诗标识论

现代史诗指的是近代、现代、当代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社会面貌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生活的优秀长篇叙事作品,主要指长篇小说。现代史诗的识别标准,仍然来源于古典史诗,现代史诗与古典史诗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现代史诗特征是:选用重大的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题材,规模宏大;塑造完整的杰出的人物形象,于个性中寄寓民族性和人类性;对历史和现实作宏观的、本质的透视;真实与奇妙的结合,情节跌宕起伏。“史诗”作品不仅是“史家绝唱”,还应是“无韵‘离骚’”。一些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史”与“诗”结合的和谐度不够,有的“史”压过了“诗”,有的诗性强于史性,完全“达标”的史诗性或史诗型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是凤毛麟角。     

山西百年长篇小说引论

山西的长篇小说始于中国古代社会末期的《三国演义》;五四时代至1940年代,相较中国现代长篇小说高潮的出现,山西没有在中国文学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1940-1970年代,山西长篇小说在中国长篇小说格局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就是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但仍不及此时山西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及其时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标高;1980年代亦如此,其时的代表作有柯云路的《新星》、焦祖尧的《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成一的《游戏》等;1990年代,山西同全国文坛一致,成为长篇小说的时代,代表作有张平的《抉择》、李锐的《旧址》、成一的《真迹》、周宗奇的《文字狱纪实》等中年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以及马烽、李国涛、林鹏等老一代作家的长篇新作;新世纪以来的山西长篇小说趋于对"史诗"品格的追求,体现在:其一,对历史事实的高度概括,如成一的《白银谷》等;其二,巨大的精神、思想概括力,如李锐的《张马丁的第八天》等;其三,对社会现实的高度概括,如张平的《国家干部》等。     

诗性在历史的旷野中坠落——也论汪曾祺小说的诗性品格

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诗性品格问题一直是汪曾祺研究的焦点所在,但以往的汪曾祺研究只是一味喋喋不休于这种诗性本身,陷入到了一种过于宏大的论述圈套之中。本文试图以汪曾祺四十年代的某些小说作品为例,揭示其小说创作诗性品格下所具有的历史维度,并着重论述渗入了历史信息的诗性因子在其不同的小说文本中所经历的曲折变化及诗性主体的种种命运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