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秩序形成的社会组织基础——评《社团组织与法律秩序研究》

随着法治的深入推进,法治有赖于多元力量的推动方能实现。《社团组织与法律秩序研究》一书从社会学和法学两个学科的视角深入地揭示了社团组织与法律秩序的内在关系。良好的法律秩序是法治的重要表征,随着社团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法律构序的主体已不仅是国家机关和公民,而还应该将社团组织包纳其中。社团组织在立法参与和权力制约等方面具有积极的表现,可为法律秩序的形成和法治的达致提供越发强大的推动力。     

社会转型中政府与社团组织关系研究

本文分析了政府为实现职能转换而建立起来的政府主导下的社团组织的发展状况;基于调查资料,探讨了这一类型社团组织的主要特征,如政府的职能转移、机构设置和行政功能扩张并存;政府的服务购买和资源控制角色并存;社团的职能替代和行政依附并存;政府和社团之间的契约合作行政隶属并存等等。这些特征表明,政府的权力资源和行政利益始终是职能转换过程以及这类社团组织发展背后强大的制约力量。本文还探讨了这类社团组织可能的发展路径。     

农业行业协会:利益代表而非经济合作

农业行业协会是农业中实行行业自我管理的非营利社团组织,是介于农业市场主体与政府之间的一个社会协调性组织,而不是市场合作经济组织.农业行业协会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其根本任务不是为了促进协会成员间的经济合作,而是代表行业内涉农组织和专业大户的整体利益.政府应该采取经济、法律和激励政策等手段,规范和支持农业行业协会的健康发展.     

提高农民法律素质：新农村建设中社会法律控制问题探析

当代新农村建设中社会法律控制面临着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度与效度的削弱等问题。主要原因是制度内的国家法律供给不足且与乡村社会需要不甚契合、乡村社会里社团组织和中介组织缺乏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切实采取措施实现国家法律与民间规则的良性互动、加强对乡村社会法律资源的供给以及切实推进行政控制手段自身的改革。     

武汉市女性就业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

武汉市女性就业状况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职女性的工作环境较差、维权意识不强;未就业女性的就业期望较高,但年龄、技能、学历、资金等障碍很多;用人单位对女性的学历层次、英语水平、计算机运用能力要求,高于被调查女性自身状况。为进一步改善女性就业状况,政府各有关部门、民间社团组织、企业可以采取多种措施:一方面,大力优化女性就业环境,政府、民间社团组织应该加强执法和监督,使女性权益保障的相关法律政策得到切实执行;企业应该承担一定社会责任,减少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另一方面,围绕女性的就业指导、培训、扶持等重点环节进行改革创新,构建分类指导的女性就业培训体系,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女性就业创业融资体系。     

营造发挥宗教组织社会公益积极作用的法制环境——以广州的宗教团体为例

2011-2012年是中国的民间组织蓬勃发展的一年,从2011年起广东出台了一系列带有突破性的法规和法律,给民间社团组织松绑铺路,民间组织参与社会公益服务和购买政府服务的门槛不断降低。但在这一系列利好消息不断传出的同时,宗教组织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依然面临诸多法律困境。例如《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宗教活动只能在宗教场所内进行,宗教人士能否走出寺观教堂,参与社会服务?如何从法律角度化解这一矛盾,本文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思路。     

论政府与公众关系的法律调节

政府与公众关系，是人类文明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关系之一。政府与公众关系的调节方式主要有思想调节、行政调节和法律调节。本文着重论述了法律调节的作用，并指出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因此，建构政府与公众关系的法律调节模式，充分发挥法律调节与其他调节方式的作用，是使政府与公众关系和谐发展的基本保证     

社区制度的培育与规则的形成--从几个案例考察城市社区权力的形成方式

社区建设是中国城市基层进行的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的宗旨在于顺应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基层社会领域尝试并培育一种健全、便捷、合理、民主的新型基层社会管理机制.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社区新制度与习惯的形成过程.中国城市社区在实现法律授予的自治权力的过程中,其现实权力的来源并不是自动形成的,也不是单纯经由上级政府赐予的,而是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过程当中由社区与政府、社区与社团组织、社区与居民在不断的反复博弈过程中实现的.社区制度的培育过程表现为现有体制下需求者(社区居民)和供给者(政府)之间政治权力结构的变量的反复博弈过程.     

法团主义的中国问题研究:文献回顾与批判

20世纪90年代起,运用法团主义研究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学者主要围绕地方法团主义、合作主义宪政、政治发展和政府治理这几个议题解释和预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发挥国家主导和社团组织的中介作用,成为学者论述的主要切入点。批评者指出我国的社团组织依附性强,并没有发挥好利益协调的中介作用,再加上我国社团的多样性和法团组织发展条件的不成熟等,都成为解释和预测中国问题的障碍。     

社团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运作机制研究

社团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但目前在具体的运作方式上还存在相当多的空白,因此应当建立健全一系列的制度予以促进和规范,使法律援助真正成为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有力手段,为更多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     

关于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管理政策的思考

民间组织已成为中国社会和政府转型期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虽然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当前也面临一定的困境。就其与政府关系而言,近些年来,面对民间组织的迅速崛起,政府对民间组织采取过于强化控制管理政策,使得民间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障碍。因此,完善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管理政策是解决民间组织发展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武汉抗战时期募捐

武汉抗战时期,国内各阶层民众国家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国民政府中央权威的确立;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放松了对民众团体的控制,这些都为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创造了必要条件。在武汉发动的几次募捐运动中,国家整合与社会组织整合两种方式同时进行、互为补充,既发挥了国家政治核心的动员能力,又充分利用了社会组织广泛联系民众的纽带作用。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条路径进行整合,从而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各种募捐运动均取得良好的效果。     

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民间组织发展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奉行的是政府选择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借助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培育民间组织,有利于实现传统民间组织的现代性转换,符合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但随着我国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政府主体与民间主体之间相矛盾;政府主观预设与客观需求之间相脱节;政府自身不合理的价值偏好与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要求相背离;政府选择所形成的行政依附与民间组织的独立自主相违背。因此,在民间组织生成方式上逐步实现由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的路径转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民间组织自主性、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需要;是优化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形成良性社会结构、化解社会风险的需要;是提高社会自主能力,实现权力回归社会的需要。     

中国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的现状及改革模式

建国以来中国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几经变革,形成了现在以纵向控制为主要特征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有利于政府自上而下地培育民间组织,有利于实现对民间组织的调控,有利于引导民间组织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但随着民间组织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管理体制的局限性和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出现了民间组织非均衡发展、"规制过剩"与"规制匮乏"并存、对民间组织事实上监管缺位等现象。优化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的基本思路是:逐步从政府选择模式向社会选择模式转变,从重视"入口"管理向重视"过程"监督转变,从纵向控制向横向合作转变,从限制分支和非竞争性原则向适度竞争原则转变。     

论非政府组织对和谐社会的建构功能及其发展策略

非政府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具有优化结构、创新组织和整合社会的功能,是推动政府 职能转变、促进公民社会成长、整合社会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相对和谐的有 效机制与必要条件。但是,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还面临诸多发展困境,需要探索科学合理的发 展策略。     

“合作主义”语境下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双赢战略

"合作主义"提倡的是和谐、一致的社会秩序,政府与中介组织的互动性发展便是对这一"主义"的践行。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权力向社会的回归、社会组织的兴起等等,都为"合作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提供了契机。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应积极寻求实现政府与中介组织双赢的路径———树立合作理念、构建合作模式、培育合作环境等,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劲的推动力量。     

民间社团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演变的关系

民间社团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演变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民间社团的初步发展为＂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模式的形成提供必要条件;民间社团的勃兴促进政府治理模式转变,使得善治成为其追求的直接目标。民间社团是伴随着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逐步转变而日益发展的,民间社团的发展对中国追求善治的政府治理目标起到正向的推进作用。     

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对人民团体的管制——以浙江省为中心

团体政治是近代以来以各种社团组织参与政治过程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政治形式.民国时期国家为了便于控制社会,按照职业及地域关系组织各种团体,以控制团体的形式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同时国民政府把组织人民团体作为改良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本文从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管理权限的变更,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控制的方式及国家同人民团体的互动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     

温州商会的例外与不例外——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挑战

温州商会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范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温州商会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而且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温州商会得以率先发展,较快发展,并取得较好的绩效,确实存在一些堪称"例外"的特殊经验.但是,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正确认了民间商会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正体现出商会发展制度环境的限度及商会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在当前,制度环境的改善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必须进一步转变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推动并激发社会发展.鉴于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行为选择上有着较大的自主性空间,推进地方政府创新是改善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重要途径.     

新加坡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新加坡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其成绩是政府、个人和非政府组织、企业多元参与的结果。新加坡的经验对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有着重要启示: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政府主导是基础,多元参与是关键,多种政策工具并用是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