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字研究对敦煌本《本草经集注》的校勘价值举例

敦煌医学文献中俗字用例十分丰富,是敦煌俗字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却一直未能引起俗字研究相关学者的足够关注。敦煌医学文献的整理者则又很少会从俗字的角度进行考虑,以致在既往整理校勘成果中出现不少误录、误识俗字的现象。以敦煌龙530《本草经集注》残卷为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举例分析俗字研究对敦煌医学文献校勘的重要价值。     

21世纪以来研究敦煌俗字的硕士论文综述

21世纪以来,随着敦煌学研究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国内俗字研究也呈现出繁荣景象。本文选取研究敦煌俗字具有代表性的13篇硕士论文作为材料,对其进行分析归纳。这些硕士论文主要是从俗字考辨、俗字类型的划分、俗字成因、俗字特点以及其他方面进行论述的,选取的研究材料较为广泛。但是,其在俗字类型划分、俗字特点总结等方面存在很大分歧,研究的广度主要集中在俗字划分类型、特点总结等方面,未免有些局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敦煌俗字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敦煌研究的文章层出不穷，观点各异。其中对敦煌俗字的研究主要是从俗字考辨、俗字类型之划分、俗字审辨方法（应注意的问题）、俗字发展的受限因素、俗字与其他学科之关系等几方面展开的，研究涉及的范围及取用的材料较为广泛，且研究手段呈现多样化趋势。但是在诸如俗字的分类、俗字传播的受限因素等问题上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歧，研究视野也不够开阔，在材料的选用上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唐代景教写经中的疑难俗字例释

唐代景教写经中存在很多俗字,前人很少从文字学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导致景教文献整理中出现很多悬而未决的难点。利用敦煌俗字研究的成果,对唐代景教写经中的一些疑难俗字进行了考释,有助于对景教写经的正确释读。     

敦煌俗字与宋本《玉篇》俗字字形之差异及其原因初探

敦煌俗字产生年代起于西晋延至北宋初年（咸平五年）,其中大部分俗字产生于唐五代时期。宋本《玉篇》是中古到唐宋时期历史汉字汇集之大成者,对其间各个时间层次的历史汉字进行了定型规范,其中亦收录一百多个俗字。本文以敦煌俗字与宋本《玉篇》俗字为例,通过俗字字形再现的方式,从笔画、构件、造字模式三个层面考察两者在字形方面的差异,总结差异规律,并探寻差异原因之所在。宋本《玉篇》作为传统正字学字书所具有的规范性,决定了其在收录俗字字形方面的不全面性。宋本《玉篇》是与传统的正字学一脉相承的,这就说明其主要任务在于收录规范社会用字的正字。而魏晋六朝社会用字混乱的状况亦在客观上推动了这种＂规范＂行动。敦煌文献并不仅仅只有佛经文献,亦有许多通俗变文、蒙童识字读物、账本等,而其书写者的身份和地位更是庞杂繁多,使得敦煌俗字字形繁复多样,由此导致其与字形单一的宋本《玉篇》俗字的差异。写本文字是手写文字,相对于印刷文字在字形上有着比较大的随意性。而＂写本时期＂正处于汉字书写无定格,讹俗随发,形体混乱至极之时,这时的俗字既有继承沿用,又有创新与罢用,每每具有其时代特色。于是作为写本文字之一的敦煌俗字便具有了较大的随意性与独特的时代性,由此形成与宋本《玉篇》俗字的差异。     

汉字形体演变途径初探——以《敦煌俗字典》为例

汉字系统的演变是一个长期、复杂、多层次的过程。《敦煌俗字典》中收录了大量俗字,同一个汉字的多种形体反映着汉字多途演进的过程。本文从《敦煌俗字典》中的俗字出发,分析这些不同字形产生的内部机制,探寻汉字形体演变的多种途径。     

从汉语文字学的角度看《大正藏》第八十五卷的研究价值

在煌煌百卷《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唯一一部以收录敦煌佛典为主的是第八十五卷。第八十五卷所收录的这些敦煌文献的重新面世,一方面给佛经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另一方面,从汉语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对于研究敦煌俗字、俗语词、俗音以及文献校理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欧阳询行楷《千字文》俗字与敦煌俗字特征考辨

本文是在《欧阳询行楷〈千字文〉俗字与敦煌俗字異同考辨》①一文之后续补而成,主要探讨了"俗省一橫"、"俗省一竖"、"俗省多画"、"俗增笔划"、"俗改结构"、"俗改部件"、"杂类俗字"等七个类别的特征俗字。通过俗字、避讳字字形的比较来判断作品真伪,并由此证明书法家亦未能免"俗"。     

《新撰字镜》与汉语俗字研究

日本平安时期的古辞书《新撰字镜》收录了许多汉语俗字,是俗字研究的重要材料。由于作者是用汉文撰述,中间不乏中国文献中失传的文字,而在抄手笔下又不时出现一些俗字,有不少因字形接近而混、不辨正俗而混或因抄手笔误而发生的讹混,也有因书写变异造成的同形字。依据《新撰字镜》的文字材料,不仅能与敦煌、碑刻等出土文献中的俗字进行比较研究,还能补充中国大型字书中的一些失收字,有助于汉语文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我校敦煌学研究概况

“敦煌学”即“敦煌吐鲁番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也是一门国际性学科。因此不论是研究文史的还是研究科技的,也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可以进入这块宝地。我们杭大就有许多研究者进入了这块宝地,而且前辈已在这块宝地上开拓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敦煌语言文字学”——具体地说,这门学科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等专门学科。例如姜亮夫先生的《敦煌瀛涯韵辑》就是一部音韵学著作;该书最后一卷《俗字谱》,又是文字学著作。又如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旁引博辨,考释了一大批敦煌变文中出现的字和词,就同时是文字学和训诂学著作。再如郭在贻先生的《训诂丛稿》、《训诂学》以及一批单篇论文,使大多是考释俗字、俗语词的,有不少是属敦煌学的。这三位先生的著述代表了     

从敦煌壁画窥探唐代服饰美学

敦煌石窟历史悠久,其壁画保存了自北朝至宋元时期大量的服饰图像和资料。因敦煌壁画保存相对完整,成为研究唐代服饰美学的重要资料。以唐代的敦煌壁画作为主要研究材料,从服饰的色彩和形式等方面探析敦煌壁画艺术中唐代服饰美学的特点。     

敦煌历书词语考释

敦煌历书是敦煌出土的社会经济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分为寺院、官衙、社邑三类,是研究我国唐代社会经济的宝贵资料。同时敦煌历书口语性强,方俗语词夹杂其中,是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语料。通过考释霸匠、槽头、忏子、持、床厅（床梯）、当头等词,可以说明其语料价值。     

东汉佛教文献词汇新质中的外来成分

东汉佛教文献中有大量的音译词、意译词以及经典罕用的流俗词语,给人一种强烈的新异感。音译和意译两种方式常常并行,有时彼此融合,带来词汇的变化。东汉佛经中的音译词,绝大多数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和异域色彩,它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生命力各不相同。     

明初汉语常用词新旧质素的兴替变化——以《训世评话》为中心

元明时期是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阶段。除产生了一批具有元明时期个性特征的词语外,在汉语常用词方面,成批地出现了在历时更替过程中具有主导词地位的词。《训世评话》文白对照,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明初常用词新旧质素的兴替概貌。选取其中九组词,通过共时描写和历时对比,进一步揭示每组词的兴替变化及其在元明的主导词地位。     

论唐代白话诗歌语料的利用

充满禅意的唐代白话诗融诗歌、佛门倡言于一体,形成了既迥异于汉语梵歌,又不同于翻译文献的体式。因其特殊的传承方式,承前启后的唐代白话诗有很多诗作年代、作者难以确切。在梳理史籍文献的基础上,从语言组织方式、文字、词汇等方面对唐代白话诗歌语料进行综合考察,可以最大可能地为汉语史及其他学科提供可资直接引用的唐代白话诗歌语料。     

再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生

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政治危机和民族危难下兴起的语言变革运动。追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渊源,思想开明的晚清官僚认识到语言变革之必要,表现了官方对白话的认同与策略,西方传教士欧式语法、语词的输入补充了现代白话文的语言资源,晚清的农民运动用白话语言宣传革命,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甚至把提倡白话与反封建联系在一起。他们都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先行作了强有力的铺垫,表现了官方立场与民间立场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合力支撑。     

从王梵志诗看初盛唐时期民间的地狱观

敦煌写本通俗白话诗王梵志诗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初盛唐时期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狱观。其主要内容有:阎罗王取代了太山府君,成为地狱的主宰;"冥判"是地狱的中心环节;"奈河"已在冥界出现。这种观念世俗化为"七七斋"在民间流行。王梵志诗还反映了初盛唐时期佛教地狱观念与儒家孝道文化在民间的初步融合,表明佛教地狱思想已开始中土化、世俗化。     

清代笔记小说中的俗语词研究

清代笔记小说记录并解释了大量的俗语词,为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语言材料。本文分析其中俗语词的一些新词新义的类型及特点,说明这些资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这一时期背离文言规范的俚俗层面的语言面貌的重要性,以及对于整个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价值。     

变文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敦煌变文研究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由于大批一流学者的积极参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文献的整理校注,代表了整个敦煌遗书整理校注的最高水平.文章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变文研究的主要成绩,同时指出: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尤其是口头性文学作品,目前的研究还很不足.一些对其文学性的研究因为并没有抓住本质,套用了和它并不属于一个层面的作家作品理论,或不够深入、或不够准确.还就今后变文的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     

《聊斋俚曲》与淄博方言中的“着”、“过”考察

汉语动词体标记"着、了、过"在历时和共时层面上的用法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三者由动词虚化为体标记的过程在不同方言中也并不同步。以清代淄博白话作品《聊斋俚曲》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中"着"和"过"不同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一些意义和用法,并结合现代淄博方言对其演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