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宁夏回汉民族的迁入和形成过程看两种文化的并存机制

宁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杂居地,现在其两大主体民族分别为回族和汉族。这两个民族的先民在入居宁夏及此后逐渐形成两大民族共居格局的过程中,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和营造出中国传统汉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混合型的人文环境,且这种混合人文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相互适应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在这种进驻———适应———形成———再适应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确立起两个民族在今天宁夏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共同的主体性地位。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片论

任何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生长土壤,都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相联系。正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一样,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也都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国文化有自己特定的生长土壤。有与世界上其他族类的文化迥异其趣的内在特质和精神风貌。而这,又是与中国文明的特殊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原因、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密切相关的。中国新文化形态的建立与发展,有待于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的不懈探究、理性反思和科学抉择     

“孝”文化背后的重生祈望

"孝"意识是中华伦理道德的原点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思想莫不发端于此。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学说中,"孝"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伦理及政治功能向来为人们所重视。"孝"的发生发展是民族心理中族类不朽精神的逐步张显过程,传统文化尤其是其分支民间文化中"无后为大"的孝意识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超越死亡焦虑的强大精神支柱。     

类族之道:简论我国族类称谓的类型与演变

族类称谓的类型、制作及不同时期涵义的演变,反映了民族交往的历史过程,体现了族际政治的结构变化。文章尝试走出自称与他称的传统二分,以官方称谓引入国家对族类称谓的影响,把族类称谓分为自称、他称与官方称谓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从官方称谓与自称和他称的关系出发,整理了封建王朝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以后三种背景下我国族类称谓相互转化和发展演变的大致情况,尝试厘清不同时期称谓演变背后的原则和脉络。称谓制作与演变背后,是意识形态、族体政治与民族交往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发展历程。     

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治的新陈代谢

十六国政治是在魏晋以来政治发展基础上,过渡到重新统一北方的北魏前,北方政治经历的一次新陈代谢。十六国政权在政治制度上整体延续了魏晋官制的时代特色,恢复魏晋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内容的选举制度,推行以"儒家化"为方向的文化建设和法制建设。为强调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五胡政权对占人口大多数且文化先进的汉族及所谓"杂胡"采用"胡汉分治"政策。十六国政治留给其历史继任者一个历史难题:如何在入主中原统治人口远远超过统治民族自身的汉族和"杂胡"时,在接受中原汉族政治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仍然能够使统治民族自身得到政治合法性。这不仅是留给统一五胡十六国的北魏的历史难题,也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定数。     

民族志视野与战时中国文学乡土叙事研究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乡土和农民往往承载了沉重的民族、历史想象,尤其是在血与火的战争时期和激烈的文化转型期,乡土文学通过其深切的生存母题、臆喻模式、强烈的现实相关性和在文化表述中的重复使用,而成为一种具有高度修辞功能的情感力量,也是现代中国人接续文化传统、连通集体意识、呈现现代困境和政治忧惠的重要途径.将文学性的乡土叙事与民族志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基于"写文化"层面的跨学科凸显和"修辞"研究获得的科学性地位,通过清理乡土诗学与文化政治、乡土叙事与民间经验及"民族-国家"想象的细微关系,有助于理解、解释现代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修辞幻象"及其"诗性逻辑".     

西方族体概念的语义流变与演进逻辑

族体概念主要用于描述和解释人类的群体性生存和发展,西方族体概念主要包括"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等,这些概念内涵的纷争演变与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结构密切相关。当民族国家成为最基本政治形态后,族体概念着重体现为是否能够组建民族国家的身份资格问题;在全球化加速推进、民族国家体系受到冲击时,族体概念则突出表现为民族认同与整合路径的选择。西方族体概念的语义流变与演进历程是根据本国历史文化特点而进行的理论创制,也是维护共同体稳定与发展的理论选择。当前,我国也面临着国家整合与民族认同的历史性课题,我们在选用族体概念时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模式,要凸显本土意识和学术自觉,构建符合中国发展要求的理论话语体系。     

苏轼与道

本文着重论述苏轼与道的关系,即道家道教对苏轼的影响,苏轼对道家道教的发展与传播。具体论述苏轼与道家道教关系的历史分期;道对苏轼思想的影响;苏轼的道教修炼;道与苏轼的文学创作。同时也从一个侧面阐述民族文化是怎样影响和造就文化名人,文化名人又是怎样发展民族文化,从而显示民族文化的承传。     

秦汉以来中国南、北方民族融合进程的特点

中华大地具有相对封闭的特殊地缘环境,汉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于域内各族和周边各国,故中华大地上的民族融合基本上是在域内进行,且主要表现为其他各族不断融入汉族之中。但南、北方民族融合进程有各自特点。北方周边各族一般只能借助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非常方式,方能实现与汉族的杂居;但一旦杂居后,融合进程发展较快、融合较为彻底。南方各族与汉族的交流和杂居进行比较自然,但由于南方存在不少相对封闭的局部环境,使居住于此的各民族能够较长期地保留自身的民族特点,形成了在汉族民众包围中的本民族小聚居的“孤岛”,这是我国南方、西南方山区保留少数民族众多的根本原因     

关于建立中国近北极民族研究框架的思考

与俄罗斯、蒙古交界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与北极民族在生存环境、生态系统、生计方式、生存策略、艺术与物质文化、仪式信仰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强烈的相似性,同时与西伯利亚高纬度地区以及该区域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关系。从北极的文化地理概念出发,有必要将其称为"中国近北极民族"。中国近北极民族研究应被视为国际北极民族文化研究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北极民族研究中世界性热点理论问题的聚焦与关注构成了中国近北极民族研究与世界对话的学理基础。     

浅论原始部落首领“爱民敬民”的准公关意识

原始先民为了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在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思想、情感和行为上步调一致,形成了良好的互助协作关系。这种原始关系下,原始部落首领关爱民生、重视民生、与民同苦同乐的"爱民敬民"公关意识充分体现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本文从原始准公关意识的出现和历史对黄帝、尧、舜、禹等部落首领的记载以及原始民主制度下"爱民敬民"的公关意识在统治者政治生活中的体现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原始首领"爱民敬民"的准公共关系意识,对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察古今之变: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兼论中华民族历史观形成的知识社会学基础

中国一直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对历史的评价亦有相对稳固的评判标准体系,但古人并不能自觉意识到“史观”的存在。严格说来,历史观是近代史学研究兴起之后特有的概念,是对历史科学认识和价值取向的统一。用历史观检视,长期主导古代中国史差异族体书写的是“华夷之辨”族类观,这种族类观在民族史书写上呈现出“先诸传次夷狄”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政治文化的不平等性。近代以后,剧烈的政治社会变迁引发了中国人历史观念的重大变革,传统史学的立意与范式遭到颠覆性的挑战,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四夷传”等文类亦失去了存续的土壤。与此同时,基于抵制外侵和自立自强的现实需要,以新的历史观念来阐释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体系的起源与演变成为史学救国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突出各民族“共同性”的历史观逐渐代替了“华夷之辨”族类观,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最终形成的重要知识社会学基础。就根本而言,中华民族历史观是近代百年来国人对各民族历史关系追溯、多元一体民族国家建设、中华民族未来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进行知识社会学建构以及中国具体政治社会实践的结果,深刻蕴含着“察古今之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涵。     

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一、西北诸族融合于汉族的趋势和特点隋唐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割据,在全国施行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从而大大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融合。然而,隋唐与魏晋南北朝时民族融合相比,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频繁的民族迁徙,各族之间的争战、割据,由此产生的各族之间的同化、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是在统一政权下内地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周边各族,或周边各族与邻近汉族和其和民族的自然融合;汉化仍然是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     

试论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之道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文化全球化也成为了一个不可抵挡的世界历史潮流。在此时代语境下,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之道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文化理论的基本思想,对当前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之道进行探讨很有必要。努力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立品格,增强民族文化自觉意识;清醒认识本民族文化中的不同性质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改造和发展;积极吸纳外民族文化中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加以改造,创造出既能与世界文化接轨,又能保有本民族特色的新型民族文化。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郭沫若现代小说独特的艺术世界和文化世界探索

郭沫若现代小说表现了一个极有深意的艺术世界:自己太多的梦想与追求在残酷现实撞击下形成了碎片。郭沫若对这些碎片用新的人生体验与感悟重新进行检视和整合,于是他的作品表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意识及生存困境的思考,对历史重负中的芸芸众生的生命意识、生存方式的艰难感悟,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乌托邦寄托,对弱小民族的弱势心理与克服弱势心理的复杂过程中的艰难抗争,在历史的行进中,身陷历史进程的局限与历史的必然要求之间的两难选择。所有这一切构成了郭沫若精神灵魂的裂变图,对此的整体表现与艺术的整体把握,构成了郭沫若现代小说的独特的艺术世界与文化世界。     

放逐与自赎——元杂剧作家的出世情怀及半游离化心态初探

中国历史一脉,文人世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古代社会,文人既是政治的依附者,又是文化的担承者.也许正是这种复合身份注定了其波折多舛的命运.本文关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元代.这一阶段,汉族知识阶层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受冷落的地位,但他们却能在扭曲的社会环境下借助市井文学的创作,展现出顽强的生存状态.本文着重考察杂剧创作者在这一时期所呈现的精神风貌,并反思其特殊的文化心态.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教育研究中的民族性思路

在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民族教育研究在处理民族性时尚存在以下问题:在教育内容上,未能处理好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在双语教学问题上,未能处理好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的关系;在对学生学业成就状况归因分析时,未能处理好文化因素与其它因素的关系。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二:一是研究者对有关民族教育政策的误读和对民族教育"特色"的误解;二是后现代思潮在民族教育研究中的滥觞。充分认识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制约性,树立国家认同的高层次性观念,注重在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思考民族性,坚持发展理念,合理定位民族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是民族教育研究处理民族性的恰当思路。     

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嬗递

中国隐逸文化中的山林传统,以儒道隐逸理论的核心价值为思想资源,围绕"道统"与"政统"之间的文化调节而产生,逐渐成为相对于朝廷、政治的自足的文化系统,是士人维系个体独立、缓解与政治威压紧张关系的重要平衡力量。在山水审美的自觉意识萌发并融入隐逸文化的魏晋之前,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经历了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的嬗递。考察这种嬗递的历史动因和演变形态,有助于理解在专制政治环境下"山林"所彰显的隐逸精神价值,也可以从中厘清山水审美依托隐逸活动而发生和发展的逻辑脉络。     

论草原文化的发展及变迁——基于突厥生态文明的发展及变迁研究

一个民族的生存以及生活方式与他周边生态环境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古代北方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对生活在这里的突厥民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草原环境孕育了突厥族以及与畜牧相关的生态文明意识;同时突厥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对这种自然地理条件的适应———突厥人的生态文明意识又保护了这片草原环境。     

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毛主蓆这一论述,精辟地阐明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深刻地揭示了汉族的形成发展过程。民族的发展是和民族融合分不开的。和许多其它民族一样,汉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也就是民族融合的过程,而且每一次融合,都使汉族出现一个新的发展。这种融合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