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宁绍地区县自治财政的结构与运行

随着清末民初县自治的推行,在国家财政之外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县自治财政,其收支有法律法规的严格规定。收入主要是县税、公款公产收益与杂捐税等,支出主要是教育费、警察费、慈善费、实业费等。在运行中,自治经费支出实行的分权制衡原则使县自治经费得到了良好监管。预算决算制度的建立、财政的公开使县自治财政的收支比较透明。县自治财政已具有近代财政的特点。     

减税降费、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作用路径及影响效应

我国持续推进减税降费，地方政府通过债务融资缓解财政在社会公共服务等领域支出的刚性持续增长压力，形成了现实的财政分配“不可能三角”。通过对三者数量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减税降费力度增加和财政压力升高均对债务风险产生正向影响，且存在减税降费通过影响财政压力间接作用于债务风险的路径；第二，财政压力对债务风险的总效应大于减税降费的总效应；第三，减税降费与债务风险存在非线性关系，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仍存在数量空间。据此，应在减税降费的同时提高征管水平，以绩效评估促进财政资源优化配置，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贯彻“三个代表”思想 建立“三个保障”机制

山西省襄汾县有离退休干部２３００余名。为了确保离休干部的生活待遇落到实处，襄汾县委、县政府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在县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离休干部离休费、医药费保障机制和财政支持机制。从而彻底杜绝了离休干部“两费”前清后欠的问题发生，从根本上保证了离休干部生活待遇的落实。一、建立完善离休费保障机制。一是行政单位和全额财政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的离休费由财政按月足额发放；二是企业及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的离休费全部由财政发放；三是在财政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优先保障离休干部离休费的发放…     

《汉书·地理志》所记部分职官考略

刘邦进入关中以后,"承秦之制"着手重建政治体制,其中包括了最重要的财政体制。经过汉初的努力,西汉建立了完备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比秦更加完善、完备。两汉财政机构,特别是财政职官体系,实际上代表着统一的封建王朝初期财政职官体制状况,也成为封建社会中期和晚期财政职官体系的雏形。《汉书.地理志》作为我国第一部正史地理志,它为我们研究西汉史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其中记载了大量地方财政职官的设置情况,如铁官、盐官、工官、服官等。研究《汉书.地理志》所记职官,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汉财政职官的组成、发展概况具有重要意义。     

从杂税加征视角论清代财政非正式制度的表现

杂税是清代财政结构中的传统项目,多以定额征收。清代前期杂税虽遍征于全国,但相较于其他传统赋税项目如田赋、盐税及常关税来说,杂税征收数额过低。在这一阶段,杂税虽在财政吃紧状况下有过临时性加征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杂税在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自咸丰军兴伊始,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日益加深。为应付异常严峻的财政状况,清代传统赋税项目被不同程度地加征,杂税也在其中。然而因清代赋税深受“原额主义”限制,故田赋虽是清代的大宗赋税,其加征空间却受限,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财政需求。在“原额主义”制约下,杂税也难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大幅度加征。为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清政府选择将赋税摊派至地方,各省只得征收经制外赋税以平衡财政需求。因此清代后期于杂税之外另征杂捐。随着赋税压力的增大,杂捐的数量也呈现井喷式增长。杂捐虽是清代传统经制外的赋税项目,但这一杂税的衍生物却对杂税总额的提升大有裨益。由此,杂税在清代财政体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成为清代后期重要的税收项目。文章力图通过梳理清代常规赋税因受“原额主义”限制而无法大幅加征时,清政府为应对财政危机借助加征经制外赋税的办法来提...     

土地财政动因与效应分析

土地财政收入是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财政体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存在缺陷的产物。土地财政收入在繁荣我国地方经济、推进城市化进程、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土地财政制约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扩大了贫富差距,积累了财政与金融风险,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应该从完善体制入手,规范土地财政行为,规避风险,充分发挥其积极效应。     

关于贫困地区乡镇财源建设的思考

财政属于经济工作的“晴雨表”。一个地区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该地区经济的发展。目前，在贫困地区的一些乡镇，经济建设长期难有大的起色，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财源的严重匾乏。因此，积极探索这些地区乡镇财源的路子，对于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乡镇财源建设积极性目前，在一些贫困地区，乡镇财政的管理，基本上是采取的“收入全额上交，支出定额下拨”的体制，即在财政支出方面，人员工资、基本公务费等全部由县级财政负担起来，乡级财政仅仅起到一个“出纳”的作用；在财政征收方…     

如何推行农村社区公务交通费改革

当前,农村社区村委会、社区居委会,对公务效能费使用管理的体制和机制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有的社区没有公车、租用社会车辆,费用实报实销;有的社区有公车,驾驶员的工资和各种待遇,以及养车的各种费用由社区财政全包;有的社区虽没有公车,但由社区干部自购私家车,     

财政分权视角下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历史、现状与展望

财政分权是政府管理促进效率与公平的基本思路,分税制改革立足于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权合理分配,是财政分权的重要举措。但是实施二十年以来,出现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缺位与不足等问题。农村义务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其改革确立的县级财政负责的财政供给体制使之与分税制改革紧密相关,也就使得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问题彰显在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供给上,给农村义务教育带来了可及性、效率与公平等方面的众多问题。更优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供给,需要一个不断发展与改进的、更有保障的财政供给体制。     

清代财政管理体制与收支结构

本文依据丰富详实的资料,较为系统地阐说了清朝政府的财政法规制度及其实践状况.其中,关于财政管理体制,考察了中央和地方的机构设置、管理权限、运转特点;关于财政收入和税制,考察了田赋、盐课、关税、杂赋四项;关于财政经常性支出,考察了皇室经费、宗室和官吏俸禄、兵饷、驿站经费、科场学校经费等等.作者还进一步对清代历朝财政的状况和变化趋势作了动态性考察,并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见解.     

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

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成都官署受到严重破坏。作为国家政治统治象征,成都官署在城市重建中得到高度重视。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前中期,清初直至康熙二年,迫于战争形势,成都官署或仓促修建或"徐图营造"。随着清政府在四川统治的稳定,成都各级官署在康熙二年左右开始全面建设。康熙乾隆年间,各官署多进行了重修或扩建。但由于清代行政体制中"家国一体"的弊端在体制上留下的诸多隐患,成都官署到清中后期大多简陋不堪。成都官署作为国家秩序在地方社会的体现,其在城市空间布局中的位置、建筑规制、布局无一不遵守着儒家的礼制秩序和规范。     

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

研究明清政府对湟水流域土官土司的改革方略,对了解明清两代统治西北地区的军政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湟水流域土司制度始于元代,明代臻于完善,清代虽然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但并未根本动摇湟水流域土司制度的根基,可是清代对土司制度的调整和改革,使河湟地区的土司制度逐渐衰微。     

浅论士、科举制度、清朝灭亡三者互动关系

科举制度对于清王朝而言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清王朝通过科举制度还掌控了传统封建社会的士阶层。而这个传统封建社会的精英阶层恰好就是清王朝延续其统治的核心力量。清王朝废除科举制度最大的后果就是将这个精英阶层剥高于其统治之外,这是最终导致清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礼乐百年而后兴（上）——礼与清代前期政治文化秩序建构

为了消弭因明清更迭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满汉文化间的冲突,以及寻找适合新政权掌控的有效治理模式,清统治者经过一番艰难抉择,逐渐意识到礼之于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性,遂对传统礼文化加以新的审视,进而从思想和制度等层面进行了探寻和制作。经由顺、康、雍三朝的酝酿,至乾隆朝而形成规模、系统,其影响则一直持续到清季。清廷的此一取向,既缘于其政治文化治策调适和君主专制集权强化的需要．也是对传统“制礼作乐”理想之治的新尝试。其利弊得失,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反思的镜鉴。     

礼乐百年而后兴（下）——礼与清代前期政治文化秩序建构

为了消弭因明清更迭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满汉文化间的冲突,以及寻找适合新政权掌控的有效治理模式,清统治者经过一番艰难抉择,逐渐意识到礼之于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性,遂对传统礼文化加以新的审视,进而从思想和制度等层面进行了探寻和制作。经由顺、康、雍三朝的酝酿,至乾隆朝而形成规模、系统,其影响则一直持续到清季。清廷的此一取向,既缘于其政治文化治策调适和君主专制集权强化的需要,也是对传统＂制礼作乐＂理想之治的新尝试。其利弊得失,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反思的镜鉴。     

晚清督抚制度与权力制衡

清朝统治者继承并改善了督抚制度，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权力体系，使中央与地方之间保持了200多年的制衡状态。19世纪中叶，由于战争的原因，这种平衡被打破。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晚清地方督抚彻底掌握了交战各省的军政大权，政令、军令得以统一。这一方面为清朝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失衡。     

清代八旗生计问题探析

入关后,清政府对旗人采取了＂恩养＂政策,然而随着旗人人口的增加与旗丁的奢侈腐化,八旗生计问题便日渐成为朝廷的负担和社会的累赘。为此,清政府自康熙朝始,历雍正到乾隆朝耗费巨多帑项,采取汉军出旗、八旗非正身旗人出旗为民、设立井田、赏赐银两、赎回民典旗地、设立养育兵制度等诸多措施,以求解决、维系这种制度,均收效甚微。乾隆初年,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提出了移驻京旗闲散回至东北屯田的思想,并在随后付诸实施,直至清末。虽然这一政策最终未能完全实现统治者的最初目的,但确有相当部分的京旗子弟留在了回屯地。     

晚清蒙古教案研究——以宁条梁案为中心

鸦片战争后,随着基督教对蒙古各部渗透增强,清廷传统的保护蒙部政策随之废弛,行之有效的政策尚未形成。宁条梁等教案爆发再度导致清廷应对蒙部变局措手不及,在各国势力胁迫下,清廷只能对蒙部问罪,包括迫使蒙部赔款、允许基督教在蒙部自由传播、要求蒙部承担保护教堂义务等。这些做法给蒙部和清廷都带来了恶劣影响,使得蒙部信仰空间彻底向基督教开放、牧地日益丧失、部众日益贫困、对清廷亦恶感渐生。清廷也开始忽略蒙部重要性,贱视其传统宗教信仰,力行压制之能事。此等失策给了沙俄渗透蒙部可乘之机,清廷同蒙部矛盾终未解决,最终导致蒙部部分地方乘辛亥革命之机,脱离清廷独立。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端——以清末筹备设立行政诉讼审判机构为中心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发端于清末法制改革中筹备设立行政诉讼审判机构的过程。通过制定《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和拟定设立行政审判院,清政府遵循了一条以主要参照日本等大陆法系二元司法体制为模式,以制定行政诉讼审判机构组织法为着手点的制度创设路径。尽管这些尝试终因清朝灭亡而未能实现,却对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试论清朝经营侗族政策的专制性

清朝经营侗族的政策,是清朝封建中央集权制的产物,它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清政府在侗族地区施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处处表现出专制性的特点。对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残酷镇压,严厉推行保甲法,对土司的种种限制等,即是如此。这些政策,加强了对侗族等南方少数民族的控制,反映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