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妇女生育推迟与近期生育水平变化

随着我国时期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受到进度效应的影响,人们从这一指标中难以对我国近期生育水平的变化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文利用多来源可靠数据,对我国近期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去除进度效应影响后,生育水平的时期估计值有了大幅度上升,2007²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2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¹985年出生队列的部分年龄别生育率,发现年轻队列的峰值年龄别生育率较低,但在较高年龄时会出现年龄别生育率相较之前队列升高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生育政策对于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时期生育率的变化。     

中国生育率地理波与先进生育文化的区域传播

我国生育率变动存在着一种有规律可循的地理波现象 ,这是发展的时空差异在生育上的表现。我国生育率变动大致可分 5大先发生地、5大扩散区域。以语言为代表的文化因素的同质性 ,有利于先进生育文化的迅速扩散。我国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对省区生育率差异作用的强度呈现两个“U”字型 ,即文化因素的正“U”字型曲线和经济因素的倒“U”字型曲线。现阶段我国区域文化的差异 ,已经成为地区生育水平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     

生育率变动的综合分析

生育率的变动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直接和间接作用于生育过程的四个主要环节—性交、受孕、妊娠、分娩，最终影响着生育率的变动。     

中国人口生育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本文在"六普"汇总数据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的变化和生育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左右未来中国生育水平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生育模式正在向初婚初育间隔扩大,生育孩次向低孩次集中的方向发展;尽管年龄别已婚生育率的变化使得中国一般生育率上升9.613%,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各因素中,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状态等人口因素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的人口形势,科学地规划和调整人口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欧洲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评估及启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的分析

采用组态比较方法中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系统性检验了2000—2018年29个欧洲典型国家社会情境和现行生育支持政策的条件组合与生育率变化的关系,试图为我国借鉴欧洲国家生育支持政策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通过欧洲各国三类生育支持政策(育儿津贴、生育假期和儿童照料设施供给)与三类社会情境的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性别平等及家庭重视文化)进行必要条件检验,得到五类影响生育率的组态方案。通过将不同社会情境下各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我国国情的比较和讨论,本研究提出,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出台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对于性别较为平等的经济发达地区,大力发展儿童照料设施和有针对性的育儿津贴可以稳定生育率;对于性别平等较差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育儿津贴更能提高生育率;在性别差距较大、重视后代的经济发达地区,较慷慨的生育假期和提供儿童照料设施双管齐下会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     

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目前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与上海、北京持平,成为全国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以往人们主要从思想观念方面解释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从城镇化对人口生育率的一般影响与特殊影响、农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效、低人口生育率的跨期影响和人口结构变化、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结论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生育观、生育意愿对实际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是影响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因素,生育观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对解放后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变化情况的历史考察

生育意愿是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话题,其转变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是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的前提条件。本文运用历史考察和文献分析的方法。主要从生育目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和恚愚生育性别三个雏度来探讨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情况,摸索其中的变化规律,进而提出国家和政府应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制定相应的、灵活而更具可操作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政策在调节生育率水平的同时兼顾人们的生育意愿。     

生育文明与我国未来生育率控制

我国的生育率变化一直以来都与生育文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厚的传统生育文化支持着我国农业社会的高生育水平,这在历史上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我国现阶段生育率已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下,达到了一个较低的标准。但是,这种低生育水平还很不稳定,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推进生育文明的发展将成为稳定低生育水平,实现适度人口规模的最好方法。     

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出现了迅速的转变 ,特别是 1 992年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以来 ,生育率水平更是进一步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如果说 ,生育率的迅速转变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启动的 ,那么 ,在 1 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已经为稳定我国城市地区人口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同时 ,制度、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已经为我国个人生育决策理性化创造了条件 ,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已经开始从政策控制为主转向群众自我控制为主的转变     

对我国未来“内生型”极低生育率水平的预警分析

本文通过对世界“内生型”极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主要影响因素分析,采用横截面替代方法得出了在极低生育率条件下生育率影响因素的替代系数,并对我国生育意愿达到“内生型”极低生育率的时间进行了估测,为我国调整生育政策避免进入“逆马尔萨斯”陷阱的人口危机做出了预警,并结合实际对我国生育政策微调提出了相关建议。     

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低生育水平不代表我国农村社会生育意愿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因为生育意愿的变化受到社会和家庭多种因素的影响。借助莱宾斯坦孩子"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农村妇女边际孩子的选择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偏好、孩子的经济成本以及抵御家庭风险、扩大家庭规模的效用在影响妇女生育意愿中起着较为明显的作用。了解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对建设先进生育文化有重要意义。     

中国生育率研究方法:30年回眸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人口学及人口研究迅速成长的30年。生育率研究方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中国的生育率研究方法既有从西方引进的各种生育率指标和模型,也有中国学者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而改进和创建的方法和模型。笔者从生育率度量指标和生育率模型两个方面总结我国生育率研究方法的应用及变化。对在中国生育率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进行回顾并对这些方法对我国生育率研究的贡献进行总结。     

应用队列累计生育率分析我国生育水平变动趋势——兼与郭志刚教授讨论

本文对反映生育水平的两个基本指标——总和生育率和队列累计生育率进行分析,肯定多年来多个调查所得到的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质量。尽管队列累计生育率反映的是"过去"而不是"当前"的实际生育水平,但历次调查所反映出的19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变化趋势是持续下降,并推断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6以下。     

中国生育率转变的因素分析

阐述了中国生育率由传统的高出生率向近代的低出生率转变的原因,利用邦加兹生育率模式和多元回归分析分别对生育率转变的避孕、人工流产等生物人口学因素,以及都市人口比率、计划生育率等社会经济的因素进行了论述。     

Determined to stop?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desire to have no more children in rural Mozambique

Classic demographic theories conceptualize desired family size as a fixed goal that guides fertility intentions over the childbearing years. However,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shows that fertility plans, even nominally long-term plans for completed childbearing, change in response to short-term conditions. Because of data limitations, much of this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low-fertility contexts, but short-term conditions are likely to be even more important in high-fertility contexts. This paper uses three waves of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rural Mozambique to study predictors of the desire to stop childbearing in a context of relatively high fertility and high individual and social instability. We use fixed effects models to assess how women’s desires to stop childbearing are shaped by demographic factors, household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health status, controlling for constan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provide evidence that fertility desires both reflect stable underlying goals and evolve in response to individu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The demography of words: The global decline in non-numeric fertility preferences, 1993–2011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cline in non-numeric responses to questions about fertility preferences among wome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se types of response—such as ‘don’t know’ or ‘it’s up to God’—have often been interpreted through the len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theory as an indication that reproduction has not yet entered women’s ‘calculus of conscious choice’. However, this has yet to be investigated cross-nationally and over time. Using 19?years of data from 32 countries, we find that non-numeric fertility preferences decline most substantially in the early stages of a country’s fertility transition. Using country-specific and multilevel models, we explore the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level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women’s likelihood of providing a non-numeric response to questions about their fertility preferences. Non-numeric fertility preferences are influenced by a host of social factors, with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knowledge of contraception being the most robust and consistent predictors.     

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

1990年以来各类人口调查和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的实现有外在政策强力的作用,更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内生化的作用;真实的生育水平既不是调查包括人口普查所显示的那样低(低于1.5),也不是有关部门和政府所想象的那样高。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平均生育意愿不会高于2个孩子,这是生育率持续稳定的根本。众所周知,为了保证人口稳定持续的发展,应使妇女生育率保持更替水平或至少接近更替水平。从人口发展规律和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走低的实际,我们应该抓住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期,调整应该在最佳时期即未来5-10年内完成。     

非政策因素对我国生育率影响的量化分析

以西方生育率变动理论为依据,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省区截面数据,采用路径分析法对影响中国生育率的非政策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目前对生育率直接效应最大的非政策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妇女的受教育状况次之,避孕节育对生育率的影响已经减弱;同时还发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直接或通过教育因素间接对综合生育率产生影响,而教育对综合生育率的影响除了直接或通过避孕节育间接发生作用外,还有一些影响是通过模型以外的其他要素来发生作用的。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对生育观转变的标志的反思

生育观及其转变有确定的内涵,生育观的转变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动态过程,它包括：生育动机的转变,生育主体范围的转变,生育观转变方式的转变和生育文化环境的转变四个子过程的转变。上述四要素的转变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其转变形成的四个临界点共同构成了判断生育观转变的综合尺度。以上述单一要素在量变阶段某一个时点发生的转变作为生育观转变的标志,是有失客观、理性的;生育行为方式的转变,仅部分程度上反应生育动机的转变,它具有表面性和不稳定性。笔者建议把它作为判断生育观转变的辅助参数,而非标志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