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社会分层的结构转型

社会分层研究是社会学传统研究领域之一。在信息技术得以广泛发展的今天,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改变。网络社会改变着社会分层结构,加速了社会流动,改变着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重塑着社会认同感。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当代社会分层呈现新的特点:经济和社会权力分配出现变化;社会不平等的内容有所改变;认同感呈现多元化发展。社会分层正在从金字塔结构向"空中花园"转变,这些网络社会中社会分层的新特征正在影响并消解着原本的由上而下的权力结构。     

阶层归属意识及其成因分析--中国广州市居民的一项调查

对于中国社会分层这一"社会事实",大多数研究者是通过"收入分层","经济分层","政治分层","职业声望分层"乃至"消费分层"等来加以探讨的.无疑,这种用客观社会指标来分析、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今后它仍然是揭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主要方法和途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社会分层不单是一种社会事实,而且还是一种心理事实.也就是说,社会分层不但可以通过社会指标,例如,收入、财富、权力、声望、教育机会等来加以客观评价,还可以通过自我认定,进行主观评价,这也就是本文所讲的"阶层归属意识".具体来说,表现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本人所做出的阶层归属的主观认定,是归属于上层,中上层,中层还是中下层,下层等.显然,一方面它反映了社会存在,反映了用不同社会指标或综合社会指标来进行社会分层的这一社会事实;另一方面,这种阶层归属意识的本身又是相对独立的存在--心理存在.从现实上看,客观的社会分层与带主观色彩的阶层归属意识难免会有不一致,不重叠之处,尽管如此,阶层归属意识本质上仍是一种社会存在,是现实社会分层结构的反射物.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从阶层归属意识的角度,并根据1999年对广州市居民的有关调查,来分析中国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问题.     

论消费分层

消费分层作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大众消费时代的一种必然,是市场机制发展不平等和社会生活多样化的正常体现。消费分层本质上是社会资源和消费机会在不同消费群体中的分配及分配方式的差异。消费分层的标准应以消费公正为原则,通过制度保障,促使消费分层的公正、规范、有序,保持不同阶层之间消费级差的适度合理。同时,加强消费伦理疏导,使不同消费阶层差异有序、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实现消费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

当代中国社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伴随着社会分化,性别因素、年龄因素、教育因素等与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相关性显著增长.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及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当代中国女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验证了曾被西方学者讨论过的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较普遍的两个命题:第一,在"女性地位机会增加"(第一个命题)的同时,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二,不仅存在"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第二个命题)问题,同时出现了女性整体地位的弱势化问题.当代中国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男女两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是否获得了同等的地位机会?在社会地位上是否更加趋于平等?性别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关注,提出了性别分层的论题,对女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状态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经验研究.     

经典三大传统社会分层观比较——以“谁得到了什么”和“为什么得到”为分析视角

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作为经典社会学的三大传统提供了三种基本的社会分层理论观：＂阶级分层论＂、＂阶层分层论＂和＂分工分层论＂。本文拟以社会分层理论的中心问题——＂谁得到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得到＂为分析视角来探讨和展现三位经典大师是如何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当下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探讨了经典大师的理论方案对中国社会迈向更为公正合理的社会分层观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平等主义国家理想与区隔主义官僚体系：一个社会分层结构的新模型

通过重新分析“再分配”的概念,本文跳出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研究中,对于精英与普通民众区隔的过分关注,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分层模型。本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层结构是由平等主义（egalitarian）国家理想与区隔主义（particularistic）官僚体系间的矛盾所决定的。1 再分配本身并不产生不平等,而是再分配过程中的官僚及官僚政治行为造成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不平等。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远近不仅决定了在再分配体系中的地位高低,也决定了遭受官僚政治影响的程度大小。在社会转型时期,基层官僚在再分配时期的优势将进一步继续,而整个社会分层结构上的差异也将逐步扩大。     

中国农村居民社会分层状况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分层发生重大变化,均质同构的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被打破。通过对江苏省农村居民社会分层状况的调查研究,可看出中国农村居民无论是职业还是收入分层的趋势已初步显现,从总体结构上看,呈现出底盘和中间阶层都较大的＂烛台＂结构。未来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就是农村居民的职业转换和城市化,而通过教育或培训以提高＂下下层＂（种田农民及无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     

族群与教育不平等: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一项实证研究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族群（民族）分层的文献,认为有必要把“民族”纳入到中国的市场转型和社会分层理论框架之中,并从教育获得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因素主要包括：城乡地域区隔、职业结构（阶层）、文化差异和国家政治进程（政策变迁）。基于对2004年中国西部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作者发现：（1）基础教育阶段入学的族群差异主要由城乡差别和阶层不平等造成,族群不平等已不显著;（2）少数民族子女高中升学概率依然显著低于汉族,其原因部分在于城乡、地域和阶层因素,部分在于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差异（如语言环境）等因素;（3）与汉族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模式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承以资源转化模式为主,从而影响了不同族群在教育扩展中的获益程度。总体而言,虽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仍显著落后于汉族,但其教育不平等更多地来自城乡和阶层之间的差异。     

改革开放30年北京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

本文沿时间脉络描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轨迹。在此基础上,指出北京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已经在向后工业化方向发展;市场经济的发育与职业结构的升级是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主导力量。     

中国城市住房分层:基于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英文)

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城市住房分层结构是一个从低到高依次由无产权房阶层、有产权房阶层（福利性产权房阶层、商品性产权房阶层、继承性产权房阶层）和多产权房阶层构成的“三阶五级式”结构;个人的政治资本、人力资本、职业状况及收入水平对人们获得住房资源有显著影响;城市住房分层既反映社会贫富分化又可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因此,住房保障目标、对象及方式的选择应以住房分层状况为前提。     

社会分层与和谐伦理关系的构建

伴随社会转型以及社会变迁的加速,我国社会阶层呈现出愈发多元复杂的状况.分层多元化在实现了社会伦理关系从单一到多元、从对立到互补、从封闭到开放、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消极影响,表现为:贫富分化现象造成层际关系紧张及伦理关系失范,畸形的阶层结构引发伦理秩序紊乱.为了尽可能地遏制负面影响,构建科学合理的阶层结构,应在和谐理念的引领下,努力实现三个统一:一是不要从起点上更要从结果上对社会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分配,实现社会分层的多元化与合理性的统一;二是重视不同阶层在利益上的互补和道德上的互助,实现伦理关系的多样化与互补性的统一;三是确立统合意识及其相应的整合机制,实现伦理秩序的复杂性与协调性的统一.如此.才能确保实现社会伦理关系的和谐化.     

地位象征和相对剥夺:主观分层的二律背反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社会是由一系列排列为等级阶梯的阶层组成的。权力、收入、声望等理想事物在各阶层内部分配的趋同性和在各阶层之间分配的差异性,使得不同的阶层互相区别开来。不同的人由于对各种理想事物占有的不平等,被划归到不同的阶层中去。所以,人无疑是社会分层的客体。不但如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对社会都有着一种“分层”的认识,即关于自己和他人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的看法。所以,人也是社会分层的主体。人们在意识中对社会作出的阶层划分,与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阶层划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前者不可能是对后者的一种“照像式”的机械     

代际流动与外群体歧视——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CGSS2005的调查数据,以对角线参照模型为分析工具,考察了阶层代际流动对城市居民歧视性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工作歧视和邻里居住歧视上,代际流动本身能够产生独立于流动者出身阶层与现处阶层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对于出身阶层,流动者现处阶层对其歧视态度影响程度明显增强;进入社会歧视氛围更低的阶层能够显著降低流动者的歧视态度;相比向上流动,地位下降者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更高。研究指出,分层与流动研究不仅要考察客观社会结构及其开放状况,也要重视分层及流动对个体行为与态度所带来的主观层面影响。     

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1927—1937)

本文从职业类型、教育背景、职业流动、职业收入、职业声望等几个层面考察1927至1937年间上海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这一时期的上海知识群体主要由作家与自由撰稿人、新闻与出版业从业者、大学教师三种职业群体构成。家庭出身与教育经历对形塑知识群体的阶层习性具有重要影响。上海城市社会结构的开放性与稳定性使得知识群体内部有大量的职业交叉和社会流动,但同一阶层内的横向流动居多,不同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较少。尽管知识群体的职业收入在同时期上海城市居民收入中位居中等水平,但群体内部具有明显的差异与分化。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在职业类型、教育背景、社会流动等方面开始具有阶层的雏形,但群体内部在职业收入与消费行为等方面的差异使得群体成员不具有作为一个阶层整体的职业威望与社会身份,无法就阶层认同感达成共识。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or Urban Children in China (1966-2003)

本文尝试提出一个代际教育不平等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强调教育不平等产生机制、具体制度设计和社会状况背景三者间的联系。研究发现,恢复高考后,家庭教育背景成为改革初期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1992年以后社会分化加剧,教育体制受市场化的冲击,家庭阶层背景的效用呈现,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转变为资源转化与文化再生产双重模式并存。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管理阶层的资源优势正逐步转化成其下一代的教育机会。如果这一进程得以顺利延续和扩展,那么社会分层结构很可能将因此而日益趋向固定化。     

社会收入分层中的公平问题

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导致大量的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及社会分配体系的重组 ,从而引起社会收入阶层的分化 ,出现了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分层有利于经济公平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但却不利于社会公平及效率。并且在市场和非市场领域内都存在诸多的不公平因素。为此 ,当前应该在市场和非市场领域内建立公平的竞争秩序 ,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公平和效率的提高     

社会分层与健康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基于生命历程的纵向分析

本研究考察在社会分层与性别分层的交互作用下,生命历程中的两个竞争性理论--“累积优势/劣势理论”和“年龄中和效应理论”,哪一个更能解释中国男性和女性所经历的健康不平等。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追踪数据和成长曲线模型发现,性别对社会分层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发展有独特的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各个年龄阶段都处于健康劣势,这一劣势是因为女性从教育和收入所获得的健康回报比男性低。此外,女性之间因为教育和收入导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随年龄的增长而缩小,男性之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改变,因此,本研究不支持健康不平等的“累积优势/劣势假说”,而是在女性群体中支持“年龄中和效应理论”。     

从社会学视角探析和谐城市的社会分层——以西安社会分层为例

社会分层是根据经济和社会地位差别的一定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过程。社会分层的实质是反映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状况。西安社会阶层目前已经分化为党政机关和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上述十大社会阶层在全国大城市具有代表性。社会阶层不和谐的主要问题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处于明显劣势;产业工人的地位迅速下降;非公有制经济的新社会阶层的地位迅速上升;贫富不均。西安对全国构建和谐社会阶层的启示包括:关键要真正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施意见;市委和市政府尽快建立有效协调各阶层利益的经济、政治、文化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公民应享受同等国民待遇;就业和再就业应列为"一把手工程";设立"弱势阶层受损补偿准备金";大城市应构建"菱形社会结构",尽快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大城市应多管齐下,缩小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向弱势阶层倾斜;我们应在所有城市社区居委会和农村社区的村委会设立"民意接待室";新建"和谐社会指标考核体系"。     

香港市民阶层流动意识探析:结构与认同下难圆的“香港梦”

1960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给香港市民带来了乐观的阶层流动意识,“香港梦”成了描述香港社会阶层结构相对开放的一个大众话语。但1980年代中期以来,阶层结构进入一个稳定的时期,客观的远距离阶层流动消失,这种乐观感也随之消失,1990年代的金融风暴和住房泡沫的破灭,使香港进入了一个“中下流”社会。本文基于阶层化的理论,以经验数据为准,发现中下层的市民客观阶层与主观阶层定位都处于低下地位,而拥有比较悲观的向上流动意识,这反过来又制约他们向上流动,“香港梦”失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参军：制度变迁下的社会分层与个体选择性流动

国家制度变迁不仅带来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也促使个体对流动机会做出主动选择,因此,地位获得模式不能仅考虑分层机制而忽略微观个体选择性流动的影响。基于CGSS2006数据,本文对参军问题的分析支持了这种观点。研究发现,参军作为政治忠诚的体现,对个体的回报在改革后有较大下降;不同时期参军地位获得模式体现着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和对参军回报审视后个体选择性流动的共同作用;当参军能带来较高回报时,参军资源在不同地位群体间体现出更大的不平等。〖JP2〗最后,在参军期间的地位获得上,由于权力的屏蔽效应,个体选择性流动使得此时的地位获得出现了与一般模式截然相反的趋势,即农村青年和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反而有更高的入党比例。〖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