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量界定中的误区与影响

当前我国学者在行政裁量涵义界定上存在严重的误区,他们背离日常语义和理论的逻辑严密性要求,将行政裁量与合法行政裁量及自由行政裁量等种概念相混淆,从而导致了对当今西方学界的思想观点、行政裁量产生的原因以及行政裁量与法治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认识错误,并实际影响了国家对行政裁量的监控.为了行政法治的顺利实现,我们必须严格区分行政裁量与其种概念,正确界定"行政裁量"的内涵与外延,纠正行政裁量涵义界定中的误区.     

行政裁量:行政人格生成的现实基础

健全的行政人格是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体保证,它生成于行政人员现实的行政裁量行为中.行政裁量行为是公共行政职业化的产物,它以行政人员的专业自主性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对行政裁量采取的是制度性定义,进而对行政人员行政裁量之控制遵循严格的法制主义路径,这一路径背后隐含着"人性恶"的幽暗意识,存在逻辑上不能自洽的缺陷.行政裁量任意之控制的切实路径是在确保规则之必要的前提下,通过道德的制度化和制度的道德化即"德制"的建构,充分激发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特性,促成行政人员健康人格的形成.     

行政裁量滥用及其治理

行政裁量是指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对同一事实要件的处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的权力,但并不包括对该事实要件的评价判断。在当前社会中,行政裁量滥用的类型,大致有目的不适当、考虑不相关因素或不考虑相关因素、显失公正、裁量权的不适当拘束等情形。实践证明,单纯从法律的角度难以根本性地解决行政裁量权滥用的问题,加强行政裁量的正当性,已成为治理裁量权滥用、规范行政裁量的重要机制。     

行政法治与行政裁量

行政裁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国家的产生,随着国家的产生,行政机关就拥有了裁量的权力。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行政裁量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在专制社会里,国家官僚进行裁量是一种任意的裁量,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法律意义上的裁量相去甚远。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在立国之初鉴于对专制社会中行政裁量的戒惧,在“无法     

行政裁量基准的法理思考

规则与裁量的问题是几千年来法学和法律发展的主题与动力,二者在不断博弈过程中达成了妥协,既要有规则来实现形式正义和控制裁量权,又要有裁量权缓和法律的僵化与滞后。行政裁量基准提出的目的是限制行政裁量权,在本质上仍然是以法律规则作为行政裁量权的控制工具,通过细化或者具体化法律规则控制行政裁量权,规则与标准造就了行政裁量基准的不同成本与效果。     

完善行政裁量基准若干问题探讨

时下,裁量基准无论是作为一种行政立法的范式,还是作为一种行政执法的实践,抑或是作为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愈益呈现出盛况空前之势.为了使该制度趋于完善,学界不可一味推波助澜,应当冷静思考,探讨该制度的完善之道.尤其是对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如何制定裁量基准、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等实践性问题应当作出具体的回答.行政裁量权的治理应当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应当包含众多的支撑构架.裁量基准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但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的方式.在这里现代行政程序法所确立的一系列制度规范仍然存在着发挥作用的场域.     

浅论行政裁量基准的研究视角

裁量权控制是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裁量基准制度则是裁量权控制当中的一个热点。裁量基准制度自实行以来,引来了无数行政机关纷纷跟进,也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研究裁量基准,可以从四个视角入手,分别是依法依规的视角、行政自制的视角、实用主义的视角和本土资源的视角。     

作为行政裁量“法外”依据的新闻舆情

在现代信息社会,新闻舆情的因子已经深深植入法律的实施之中。实践观察显示,媒体曝光引发裁量启动、媒体介入加速裁量进程、舆情压力影响裁量结果已经成为新闻舆情嵌入个案裁量活动的三种基本方式。当下诸多热点事件的发生,显示出新闻舆情导入行政裁量所具有的助长行政裁量怠惰和加剧行政裁量滥用的负面影响。为此,必须通过事前公众参与、事中理由说明和事后司法审查三重机制的建立,缓解行政裁量与媒体民意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新闻舆情对行政裁量运作的良性指引。     

在行政裁量中谋求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法制化

本文从行政裁量角度入手 ,探讨了行政裁量在程序和行为模式两个方面对于促进政府管理经济行为的法制化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裁量基准司法审查的区分技术

真实文本中的裁量基准具有双重性格,它既可能会通过格次划分技术触及法律效果问题,从而呈现出行政裁量细化的角色;同时也可能会通过行政解释技术涉及法律要件问题,从而呈现出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秉性.由于传统上法院对不确定法律概念和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强度强弱有别,因此对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也应采取两元区分的方式逐一展开,即法院应根据基准文本所对应的客体究竟是“不确定法律概念”还是“行政裁量”,分别奉行严格与宽松的不同审查立场.在本质上,这是一种更为贴近文本的司法区分技术,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平衡裁量基准规则主义与行政自制之间的紧张关系.     

行政法治与行政裁量

行政裁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国家的产生,随着国家的产生,行政机关就拥有了裁量的权力.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行政裁量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在专制社会里,国家官僚进行裁量是一种任意的裁量,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法律意义上的裁量相去甚远.     

行政裁量基准司法审查的理论、实践和出路

行政裁量基准是行政法的法源,将其纳入司法审查具有必然性。但司法审查的实践势必面临审查＂依据＂与＂对象＂、行政理性与司法理性、成文基准与非成文基准之间抉择的两难。审查的指导理念从＂浪漫与怀疑＂到＂现实＂、审查模式从静态向动态转变、价值目标追求从被动守护正义到能动回应现实,是走出尴尬的基本途径。     

试论行政自由裁量中的自由与约束

行政自由裁量是现代行政法的核心问题,它就像一把"双刃剑",若用得好,能够实现个案正义;用得不好,会极大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法的基本使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确保政府官员对裁量权的行使负责.为了能使政府服从法、让权力不至滥用,以保护公民和公共利益,我们应当着重从司法审查的角度去研究行政自由裁量权问题,正是这一多年来发展起来的司法审查原则,有力地控制裁量权不被滥用、使行政机关公正地行使自由裁量权.     

论刑罚裁量之公平

刑罚裁量公平是司法公平的重要内容 ,何谓刑罚裁量公平、如何实现刑罚裁量公平 ,是法学界探讨较多的问题。本文阐述了刑罚裁量公平的涵义 ,分析了我国刑罚裁量的现状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刑罚裁量公平的对策 ,即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判例法制度。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悖论与规范理路

实施行政自由裁量权,有助于提高行政主体工作效率,也可能导致行政主体权力寻租。本文认为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是要细化行政裁量权力,建立合理合法科学的裁量基准体系,制定相配套的、针对性比较强的管理约束制度,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运行,使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既能够高效率地处理行政事务,又能够避免通过自由裁量进行权力寻租。     

以裁量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司法判决的说理性不足,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与社会道德价值相冲突,法官滥用、怠用自由裁量权以及在裁量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都会引发公众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公平性、合理性的质疑。裁量正义是建构司法公信力的内在基础。以裁量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要求法官合理运用司法技术,强化裁量的说理性;推进案例指导制度和智慧法院建设,强化司法公开;实现司法裁量和社会正义理念的良性互动,强化法官裁量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谈刑罚裁量原则的缺陷与完善

“以犯罪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刑罚裁量的原则,但这一原则近年来不断面临挑战。本文结合当今一些学者的研究,分析刑罚裁量的具体原则,给我国刑罚裁量原则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     

预测分析技术背景下的个人信息行政保护新机制建构

我国现行基于知情—同意原则的个人信息保护自我控制范式的“事前”逻辑与个人信息处理预测分析技术的“事后”逻辑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亟需将个人信息保护自我控制范式转换为个人信息社会保护范式。个人信息社会保护范式下的裁量型行政执法表现为彻底的“事后”逻辑，是应对预测分析技术下个人信息处理新模式的最优路径。依据“有效率的行政权”与“有限制的行政权”两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构建效率与公平“两端平衡”的“前端过滤—后端裁量”个人信息保护裁量型行政执法机制，此种新机制的合法性和实践性均可通过实际案例得到充分验证。     

完善罚金刑裁量原则的思考

罚金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由于我国罚金刑裁量原则不明确,容易导致罚金执行的路径偏差。为此,本文根据罚金刑裁量概念,提出并处罚金刑裁量的一般原则:犯罪情节为尺度的罚金数额与罪刑之轻重相对应的原则;酌情考虑犯罪人缴纳能力的原则;科学计量犯罪数额的原则。     

行政行为视角下行政法律解释的特殊性

以行政行为为视角,行政法律解释的特殊性表现在发生频率高、形式多样、效力先定、自由裁量色彩浓厚以及救济方式多样等方面。在具体行政行为中运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应使文义解释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有限使用历史解释方面,谨慎适用目的解释方法,重点适用体系解释方法,同时隐性适用社会学解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