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家族中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及其成因探析

王阳明思想性格中具有儒道互补、亦儒亦道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与其家族文化背景有着深刻的关系。王阳明自有明以来数代祖先均儒道杂糅,富有道风,道家文化的影响一直时隐时显地呈现于王氏的家族文化之中,成为其重要的家族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形成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受南宋以来“士的地方化”倾向的影响;其次,它是明代浓厚的崇道风气影响下的产物;此外,它也是明代道教进一步世俗化、不断融入民间社会的反映。     

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范式——从身体的视角看

对话主义在西方已经大行其道。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时,便会发现,对话思想在中国也是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并不意味着人对自然的独白,而是意味着以身体为载体的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对话。"天人合一"思想与儒道阴阳互补思想即为这种对话范式的体现。     

从《论语》“君子”情怀看当代作家的文化品格

《论语》蕴涵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君子”文化尤为典型,并对中国文化的传承绵延产生了深远影响.“君子”既是一个文化象征的符号,承栽了丰厚的文化精神,又是一种文化情怀,被赋予了完备的文化品格,它是孔子人格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文学创作领域“小人”文化泛滥成灾,甚而出现文化品格缺失,文学使命游离,从而导致文学的世俗化、侏儒化和唯利是图、急功近利.要改变这种现状,当代作家必须加强文化品格涵养,而《论语》“君子”情怀对此具有重要的现实参照性.     

内心世界的超越与平衡——由《定风波》透视贬谪对于苏轼生命体验的意义

由<定风波>追溯苏轼黄州时期的心态,进而探讨苏轼面对贬谪困境时的人生态度:不去寻找社会准则的认同,而在内心世界寻找超越与平衡.以儒释道合一的人生哲学淡化悲哀,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人生范式.     

内心世界的超越与平衡——由《定风波》透视贬谪对于苏轼生命体验的意义

由《定风波》追溯苏轼黄州时期的心态,进而探讨苏轼面对贬谪困境时的人生态度：不去寻找社会准则的认同,而在内心世界寻找超越与平衡。以儒释道合一的人生哲学淡化悲哀．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人生范式。     

论湖湘诗媛的文化品格——以毛国姬《湖南女士诗钞所见初集》为核心

湖湘诗媛在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浸润中,培育以家族、姻亲、地缘为核心的女性诗学文化圈,不仅承传了深厚的屈骚传统,而且形成了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异乎寻常的坚贞之德与卓越的性别识见,呈现独具地域特征的文化品格,成为湖湘文化的有机组成。     

开拓与创新:秦楚地域文化比较研究的新范式——张正明著《秦与楚》评介

从学习中国历史开始,就景仰学界耆宿张正明先生;从研究民族文化史之初,就经常拜读大师张先生的著作,尤其是近期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正明著<秦与楚>一书,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启迪更多.该书的出版,不仅推进了我国有关先秦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地域文化史的系统研究.     

感应时代政治文化而孕育诞生的创作——读《程贤章中短篇小说集》

程贤章中短篇小说诞生于“建国后一代文学”时期 ,感应时代政治文化而孕育诞生 ,具有时代政治文化的审美理念 ,蕴涵着丰富的时代政治文化信息     

审美与道德的交响——《诗经》的伦理品格及其文化意蕴透视

《诗经》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其文本中涉及了子孙之孝、兄弟之睦、婚姻之好、宗国之忠、天人之和、君子之德等诸多伦理范畴;《诗经》作为一部上古诗歌总集,其深厚的伦理价值意蕴植根于周人农业血缘宗法社会的文化土壤,是人类固有的游戏精神、诗性智慧和宗教伦理结合的产物;《诗经》在周人特定礼乐文化生态中形成的将审美与道德紧密绾合的特点,对古代道德和审美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奠定了中国审美文化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向度,这对于今当代中国诗学走出拘囿于个体"唯美"的无病呻吟,探索诗学精神价值重建之路不无启示意义。     

文化贵族的光芒——读叶绍荣《陈寅恪家世》

陈寅恪不仅其渊博学识、艰深学术令人望其项背,更重要的是他的独立品格和精神气质在当代中国尤为稀有。陈寅恪的灵魂图景离不开其家世背景。家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传承链条。文化既是一种创造,也是一种基因,前者是文化的生命与活力所在,而后者又是打开精神之门的密码。义宁陈氏因为有了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等著名人物而成为辉煌的文化家族。     

在"大原则"与"大秩序"中构建草原文化景观——评里快长篇新作《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

"草原情结"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一种强烈的带有自豪感和责任意识的"文化认同"。里快的长篇新作《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通过草原英雄的倾心打造,草原文明的自觉认同,草原景观的审美再现,草原风俗的历史回顾,草原民族的心理展示,呈现出挑战自我的文学勇气和文化自觉,更重要的是在表现"自然崇拜""英雄崇拜"的草原文化精髓时,讴歌了坚持正义的"大原则"、天人合一的"大秩序",以及草原文化充分的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延展性和鲜明的时代针对性。     

文学与历史、文化的互补整合——评王立《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

王立教授历时九年写成的专著《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作为李炳海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丛书”之一种，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主题学学科建设上，是一件值得一书，可喜可贺的事。作为国内主题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该书从中西比较和传统主题、母题史溯源的角度，共分为“绪言”和九个章节。首先，作者具体剖析了中外大量作品，比较了中西方文学对于复仇者动机意志、复仇目的、方式手段表现的相异之点，复仇与爱情婚姻的关系及其得到的褒贬评价。又从鬼灵神秘崇拜、侠文学精神、法律与执法…     

文化自觉:从文化学视角看香山文化研究的意义——兼评《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

“香山文化”的提出和讨论标志着新时期地域文化自觉的新建树。从文化学的角度看,“香山文化”植根于“文化”理念的广义理解,不仅反映了文化学的基本理论,而且丰富了文化学的具体研究,显示出在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上的主动和自觉。     

文化空间的拓展与历史文本的重读——评吴秀明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

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从<李白成>(第一卷初版于1963年)的筚路蓝缕,到新时期的集中爆发,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佳作迭出,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学热点与亮点.     

探寻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肌理——龚鹏程《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读后

自西力东侵以来,中国知识界便开始不断以西方社会为镜,发出我是谁之类的根本性追问,提出了种种关于中国社会内在肌理及社会文化构成原理的理论命题。如梁漱溟认为中西之别不是古今之别,而是不同的文明类型,并据此提出了文化三路向、伦理本位等理论命题。海外华裔学者黄仁宇也大体持类似的看法,认为中国与西方,一个是飞禽,一个是走兽,二者的构成原理是根本不同的。而     

失落的幽灵:贝尔的文化救赎及其方法论幻象——重读《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丹尼尔·贝尔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即资产阶级传统文化与现代主义之间内在冲突产生的根源、实质及其后果,并从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出发提出了解决这一文化矛盾的方法,这种大知识分子的公共情怀值得我们尊敬和深思。但作为一名保守主义者,他的分析并没有真正揭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产生的根源,而是全面陷入到精英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方法论镜像之中,无法自拔;他所开出的药方即公共家庭的救赎之路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充满激情的幻想,根本不具有任何可行性,必然会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沦为一种失落的幽灵。     

别样的人生背景,别样的文化风情——品读叶梦《乡土的背景》

故乡,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她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驿站,我们的生命由此孕育,我们的脚步由此迈出.我曾自信熟悉她的山岳,熟悉她的河沟,熟悉她的土地,熟悉她的景象,却始终自愧对于潜藏在她那物相背后的独有的品格、情韵、意趣、禀性知之甚微.虽然客居他乡时,也曾试图于文字之中、视屏之间寻觅出更多的湘情楚韵,但终因急功近利、心浮意躁而所得寥寥.最近,这一遗憾在静心品读叶梦的散文作品中得到许多弥补.从<湘西寻梦>、<遍地巫风>等散文集开始,她便勾画出了一个令许多湖南人熟悉而又陌生的充满了文化气息的故乡的图景.她的新作<乡土的背景>(岳麓书社2004年1月第1版),更是一部多角度展示益阳人文景观的人物群肖图,既为我们了解家乡、解读人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也为我们解读湖南独特的人文背景带来了别样的理念.     

打捞历史的文学碎片与寻找区域文化的价值认同——从《江西文学史》的学术品格谈江西文学地理学研究

区域文学史的重新书写,使我们能够更加真实地逼近历史情境,挖掘文学发展演变中复杂的历史脉络.<江西文学史>抓住了江西文化发展的嬗变过程,以多种脉络交织的空间维度配合着历史叙述的时间维度和文学精神体验的维度,构成了一种多维度的、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文学史图景,打捞着历史的文学碎片,寻找着江西区域文化的价值认同,展现了江西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和区域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原貌,从而揭示了江西文学本身的生命特质与审美形态.     

公共管理的文化理论——胡德的《国家的艺术:文化、修辞与公共管理》述评

克里斯托弗·胡德在对各种公共管理文献中的三个假设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概括了文化理论的基本论点,并运用文化理论来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讨论了文化理论框架下的四类世界观以及公共管理的修辞,并且对现代化趋同论进行了批判.文化理论有诸多的优势也有其内在的缺陷,它为解读公共管理提供了新的启示.     

文化自觉: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视角和心态——以《边城》的再解读为例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进入一种自觉的新的尝试。他试图以文学改造社会、重建民族道德,希望通过表现优美人性来濡化读者心田,从而完成“人性的治疗者”的使命。在写作取向上,沈从文并非向传统汲取力量,而是向边地寻求中华民族精神的再生力量,有一种“礼失而求诸野”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