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牟宗三的道德伦理观

现代新儒家是二十世纪以来坚持儒学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而产生的一个思想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他们不仅从感情上认同传统儒学,而且对它经过了深入的思考,在理性上对儒学进行了批判的审查,重新确认了儒学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西学,使儒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儒学关联于民众生活的现实载体

儒家思想的核心 ,是一种具有教化意义的文化理念。它因任社会生活和民众生活的样态、形式而始终与之保持着一种相切互成的关系。现代以来 ,儒学与现实政治制度的解构 ,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现代儒学和传统研究完全被纳入西方式知识化、专业化的教育体系 ,退居学院化知识性一极 ;而以经典诵习为内容 ,以立志成德、敦民化俗为目的的儒学教育 ,已丧失其寄身之所 ;作为中国社会民众生活样态的传统礼仪礼俗 ,遭到严重破坏 ,不再具有它在自然历史因革连续性中承载完整文化信息的作用。儒学失去了它与社会民众生活之关联的载体。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民众生活“无靠”而理论“游谈无根”的状态。重建文化理念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 ,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在这一点上 ,传统儒学之关联于民众生活的方式 ,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学东渐与儒学改革运动

综观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不难发现西学东渐与儒学改革运动之间,存在着一种时隐时现的内在联系。把握现代新儒学的三代思想家的思想脉络,我们可以感受这一思潮在深层结构上受到近现代西方文化传统的渗透和影响,体味这一思潮的中西文化传统交融的趋势和所具备的当代国际性学术思潮的性质,由此领悟这场儒学改革运动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     

现代儒学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认为,20世纪儒学所走过的弯路主要源于未能正确处理两种关系,即儒学与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关系;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些错误导致儒学原有话语系统的人为中断和儒家固有的意义世界被葬送,具体表现为儒学被消融在现代学科体系中,从进德修业之学变成了知识之学.根据儒学自身的特点,作者提出,未来中国儒学复兴的基本任务有三:一是通过正确定位儒学与现代学科及现代性的关系,回归原有的话语系统;二是重新确立未来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从夷夏之辨出发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从王霸之辨出发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即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问题),从社群主义出发理解未来中华文明的形态;三是通过回归经学和复活修身传统来重建现代儒学传统.本文认为,儒学的复兴主要不是建构体系或方案设计的问题.     

评说新儒家

作为一种学术文化思潮，现代新儒家出生于五四时期。本世纪20年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传统价值系统开始解体，在国内出现激烈反传统主义的情况下，一批有着爱国主义思想、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欲图通过弘扬儒学，保存传统文化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同时吸收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这个学术思想流派，即现代新儒家。它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宋明理学为依傍，有着强烈的救世立场，力图恢复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而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以自立于…     

新儒学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新儒学是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脉络、它是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自我更新。新儒学在本质上是传统的,与儒学一脉相承,但又吸收了新的时代精神,具有新的形式和内涵。在中国,新儒学经过两个发展阶段:传统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传统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它在融合儒学、道学、佛学的基础上,形成德性、道心、佛性一体的三维结构,精神形态是自给自足、使得中国人在任何境遇下都不会丧失安身立命的基地。现代新儒学产生于20世纪,其实现文化转型的基本思路就是“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形成伦理、科学、民主一体的三维结构。这两种新儒学既相通又殊异,作为实现文化转型的努力,它们给我们以许多有益的启示。     

常与变: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台湾传统儒学

儒学研究在台湾大体上可以分为传统儒学与新儒家哲学两大分支。传统儒学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也出现过十分明显的起伏变化,但总体而言,基本上处于一个稳定而普遍的发展时期,其间两岸的政治对抗并没有影响传统儒学作为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存在以及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甚至在一个阶段里,由于蒋介石个人的喜好和国民党当局从重塑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对传统儒学思想大加推崇,而将儒学思想与三民主义相比较而研究。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在现代社会里传统儒学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体系而存在。在变化了的学术与社会环境里,其自身的存在形态与学术理路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而它与士林哲学的比较与融合过程,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思想相互交汇在台湾学术界的一个集中表现。     

拯救传统文化，“外王而内圣”之路是否更为可行？

拯救传统文化，“外王而内圣”之路是否更为可行？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王南湜当代中国文化重建之路（笔谈）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所孜孜以求的是要证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仍有生命力，乃至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因素。...     

试论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

梁漱溟是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是现代新儒家开山人物.在"五四"之后的西化背景下,独树一帜地开民族比较研究之先河,以"意欲"这一范畴为理论的契入点而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列成人类文化顺次发展的三条路向.他的文化哲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架构中加以平等地讨论,在新旧思想交锋的年代也引起过很大反响,重新阐释与发扬了新儒学,重新鉴定了传统文化的蕴涵与价值.     

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

孔教运动可上溯到维新时期。维新时期康有为、谭嗣同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其整个社会改造工程即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础性工程。它力图借助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完成儒学的宗教化过程,实现儒学向新形态的过渡,以期达到文化救亡(保教)的目的。民国时期康有为、陈焕章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维新时期孔教运动的继续,但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造成儒家传统的断裂,此时的孔教运动已由文化救亡转向文化主位性的捍卫。孔教运动的领导人先欲借助光绪帝,后想依靠袁世凯、黎元洪等实现孔教国教化之梦,由此而染上了政治机会主义的污名,但孔教运动尊孔而不复古,它是儒学现代出路的一种尝试与努力。     

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钢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     

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

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中国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应具有什么样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对造就中国现代企业家是否有意义,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现代企业并不只有一种模式,它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传统而有不同的模式.如果中国现代企业与中国儒家伦理相结合,将会产生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不同的中国的现代企业家精神.照儒家看,如果能用最合理的办法取得利润(赚钱)作为"手段",而以"公利" (也就是"公义")为"目的",我认为,这是符合儒家伦理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的.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浅议

在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和日本经历了大体相同的遭遇,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政策.伴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深,西方近代文化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和日本,中、日固守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日益受到冲击和挑战.为了解救民族危亡,19世纪的     

儒学的现代化问题

“儒学能否现代化”和“儒学是否能有第三期发展”应是同一的问题。先秦儒学是儒学的第一期发展;宋明理学是在儒学受到印度佛教冲击以后的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它适应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的要求,从而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学说;那么在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下,儒学可不可能有第三期发展?如果儒学能够有第三期发展,那么它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这也就是儒学第三期发展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照我看“儒学第三期发展”     

现代中国的儒教:当代新儒学运动及其文化意义

作者考察了现代中国新儒家学者的思维方式。这些当代的知识分子秉承了12世纪宋明时期当儒教面对佛教的挑战时儒家学者的思辨方式。如今,这群与西方世界相隔膜的现代中国学者正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挑战。作为克服全球化负面作用一种可能的手段,中国学者在遭遇西方文化时所采取的方式值得我们特别的关注———它体现了在加入与其他文化及其学问的对话时,保持自身文化主体的可能性。     

论“新儒学理性”与“新儒学情结”

本文认为,产生于本世纪２０年代的新儒学不仅是一种学术理性,而且还代表和体现着某种文化情结,因而至今仍然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潜流和支流。对于传统的“同情”、“敬意”的“理解”,“返本开新”的解决古今文化冲突的思路,“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对策,构成“新儒学理性”的基本内容。“新儒学理性”内在的理论误区和困境决定了它不能完成民族文化精神现代建构的历史使命。中西冲突中的民族本位,古今冲突中的传统本位,民族危机中的文化本位,文化危机中的道德本位,构成“新儒学情结”的基本特色。这种情结在当代中国依然以潜在的形式发挥着作用。新儒学的思考和努力是严肃的,因而必有其一定的生命力;它所提出的思路包含着合理的内核,这些内核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交流和交锋中也应当被继承和接受。新儒学的理论体系是精致的,但由于它所固有的内在缺陷,特别是由于它与现实的社会运动相脱离,因而只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民权:从民本到民主的接转──儒家法文化的被现代化之一例

近百年来,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文化人和关注中国文化的人。本文所讨论的儒家法文化只是儒家文化母体中的一个子体。它的被现代化问题无疑与整个儒家文化的被现代化问题有着共性,但与儒家文化母体所含的道德、伦理、心性、美学、教育等子体相比,又有其特殊的困难。也就是说,儒家法文化能否被现代化的问题,是同杜维明先生提出的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既相同又有异的问题。如果第二期儒学以博大的胸襟整合了西来的佛教文化,那么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取决于其能否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有一个积极的创造性的回应。同样,…     

传统宗教思想与中国新文化体系的建构——简析晚清文化革新思路之一

晚清之际,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面临变化与革新的全面挑战。在旧有文化体系的解体与新文化体系重新建构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宗教思想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不但参与了种种新理念的诠释,而且影响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路向,使得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在初始阶段,就呈现出一种与西方现代性的世俗化倾向不同的特质。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挫折与历史后果

自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叶的中国近代历史,可以从多种角度来加以研究。从政治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这一段历史可以看作是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主权国家,对西方列强的挑战作出回应而引发的社会变迁过程。 对于一个传统的主权国家而言,早期现代化过程取得成功或导致现代化的挫折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传统国家能成功地应付西方挑战,而有的则相反?这种现代化的关键,除了外部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传统主权国家,能否在原有体制和文化的基础上,及时形成一种对西方挑战的“综合性的反应能力”。     

现代儒学的出路——读《儒学的现代转折》

在20世纪中国思想的舞台上,儒学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不幸的。在历次反传统的声浪中,儒学总是首当其冲,就足以说明问题。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反传统”和“反儒学”差不多是同义语,而把儒学和落后、愚昧、保守联在一起使用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人们的确有理由怀疑,儒学能否在变动不居的观代社会中度过难关,并获取一方属于它的领地。 可现代新儒家们却并不如此认为。这是一帮充满危机和忧患意识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正如该名称所昭示的,他们对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充满深情。在一种少见的道德热忱支配下,这帮人开始了接续“道统”、复兴儒学以便“寻根再植”的工作。如果说,在三四十年代,现代新儒家们的工作还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那么,到了今天,经过港台和海外一帮学者的宣传和发挥,观代新儒家成了任何一位关心中国文化建设的人所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影响力有日趋扩大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