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古始之道，以御今之有”——中国古代治理传统中的治道和治术

在中国古代,治理是一个事关天下“公私之交”、社稷“存亡之本”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诸如“治理”“治术”“治具”“治法”“治政”等思想一以贯之,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治理思维,这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独特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而言,治理本身就蕴含着中国古代的政道和治道。中国历代诸子也大都将治道或政道作为首要关注的问题加以探讨和实践。纵观中国传统,所谓治道或政道,就是“因循而治、杂采诸术、阳儒阴法、以道御之”。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诸如轻重、刑名、礼乐等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智慧的中国治术或政术。     

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的政治诗学

诗歌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了丰富的礼乐功能.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诗歌的礼乐功能主要表现为“礼别异,乐合同”、“诗言志”、乐教与诗教三方面,而这三方面又是对于《尚书·虞书·舜典》所提到的诗歌“神人以和”、“诗言志”及乐教三方面功能的礼乐化改造与发展.     

礼乐哲学论纲

在中国传统礼乐文化背景下的礼乐哲学体系,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哲学思想家们在三代礼乐基础上的理论诠释与重构。概言之,一切以礼乐为研究立场或研究对象的哲学思想,我们都可称之为礼乐哲学。它是中国哲学的精髓所在,生存智慧、人文理性为其基本性质。礼乐哲学的体系建构包括了礼乐自然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伦理美学等诸多方面,而“中和”是其核心概念,贯穿于整个礼乐哲学体系之中。礼乐哲学的发展与演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哲学的。在研究范式上,“点、线、面”的相互交叉与融合是其基本特点。“三礼”及《诗经》《论语》等则是展开礼乐哲学研究的核心和基础性文献。     

舜与礼乐教化及文化建设

从初民宗教式的“礼乐”萌芽 ,到舜时及其后世的“礼乐”教化 ,“礼乐”从人性出发 ,由“修身”而扩展至“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以说贯穿了中国的历史。新世纪先进文化建设可借鉴其中某些积极因素     

礼乐文化与人的现代化

中国人类人格的确立是人的现代化的关键。中国传统礼乐文化是与礼乐制度相别的能为今用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实现个体主体性道德修养的以“仁”为内核的礼乐文化 ,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 ,成为中国人的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     

礼乐文化与儒学艺术精神

对古代礼乐教化的历史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传说中的五帝之乐是可信的,而夏商周三代实施礼乐教化则是信史。西周时代的礼乐教化是政治、道德、艺术、审美的综合形态,既是社会制度,又是道德规范,还是教育的重要科目。礼乐教化至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但崩坏的是政治制度层面,礼乐则成为纯文化而流传千古。礼乐文化与儒学存在着天然联系,礼乐文化的原创性教育实践和综合艺术教育,因儒学的阐释而得到弘扬。儒学艺术精神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人文化成”的人文精神;二是“激情导欲”的理性精神;三是阳刚之美的人格精神;四是“美善相乐”的自由精神。     

儒家礼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

儒家礼乐起源于上古初民尊祖、祭祖与祭祀地祗的活动.周公“制礼作乐”,创建了礼乐制度.孔子继承和发展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遗产,创造性建构了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批判继承儒家礼乐文化的精华及其精神价值意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具有借鉴意义或启迪意义:儒家礼乐文化的和谐精神,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的参照系和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儒家礼乐文化的人文精神,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儒家礼乐文化的德治价值取向,启示我们在注重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到德治与法制的有机结合.     

儒家礼乐文化的东亚传承与影响：基于朝鲜半岛对雅乐之受容的研究

中国传统儒家礼乐文化自古就在东亚诸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雅乐为例的研究，以小见大，可以展现传统礼乐文化在国外被受容的历程及其机制、模式。朝鲜半岛对雅乐的受容经历了从全面吸纳接受到逐步强调本土化、地方化的过程，最终确立起既有自身特色又不背离儒家周礼古制的雅乐。在这个容受的过程中，充满了“华化”和“本土化”的矛盾和张力，“以古为正，端本正源”的雅乐容受思路的出现体现着“华化”和“本土化”的深度融合，也表明朝鲜半岛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主性的提升。雅乐作为承载着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作为象征符号，超越了形式本身，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朝鲜半岛发挥着道德教化和社会秩序构建的作用。雅乐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地方化发展，推动了中国儒家礼乐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礼乐文化的东亚传承展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之路，在文明互鉴时代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重要启示意义。     

试论荀子礼乐思想的当代意义

礼乐文化是东亚传统文化的核心,它起源于中国,传播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并与其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礼乐文化传承.以荀子的《礼论》和《乐论》为例,解析了其礼乐论的内容、功能及其当代意义.荀子主张以礼治国,以乐化民,认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皆得,谓之有德”.礼乐文化在东亚地区传承至今,其核心价值依然在发挥着影响.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和”的价值     

《诗经·秦风》与周代礼乐文化

自东汉班固始,历代论者多以“尚武”为《诗经·秦风》的特征,但这是不全面的。在崇尚武功而外,我们从《秦风》中处处可见周代礼乐文化的印记,此即季札所说的“夏声”,而历代论者大多忽略了这一重要现象。《秦风》中所见之周代礼乐文化,具体来说有车舆、马政、燕礼、田狩、朝觐、聘问、丧葬、饮食等礼仪。     

从“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看汉宋礼学诠释重心的转变

《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一语,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但他们对此语的诠释又存在一定差异。汉唐儒家以郑玄、孔颖达为代表,郑玄着重强调礼敬乐和的功能,孔颖达进一步深化礼之于人的内在作用,以阐明礼乐内外相养之功。以朱熹和杨简为代表的宋代学者,则注重探讨礼乐的内在心性根据,朱熹将礼对释为“心中之理”,从而消弭了汉唐以来人与礼之间的疏离、隔绝,又以“心中之情”释乐,则将乐的实用性、经验性转向心性伦理层面;杨简则以一“心”涵摄礼乐,而拒斥礼乐的内外分别。对礼乐的不同诠释不仅反映出汉宋学者治学方法的差异,又显示出他们不同的现实关怀。     

礼乐的伦理精神

原初时期礼乐一体,以敬神娱神的方式,发挥了维持群体秩序、巩固共同体团结的伦理功能。殷周之际将礼乐制度化,其最大变革在于制礼作乐合于德,并以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伦理原则作为礼乐的规定性。春秋时期,孔子以仁作为礼乐的内在依据,并重视乐化育人心的独特价值。其后,《荀子·乐论》《礼记·乐记》都发扬了礼乐根源于人心的观念。而《乐记》更提出了“礼者天地之序”“乐者天地之和”的理念,礼乐以仪节、仪式与乐歌、乐舞形式来追求“序”“和”这样深远的伦理目标,实现了礼乐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可以说,礼乐的伦理精神超越时代而绵延不断,其所追求的化解冲突后的自由（“和”）且秩序井然（“序”）,是中国传统伦理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现代社会的礼乐文化重建

本文从理论上提出并回答了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认识礼乐文化的价值和重建礼乐文化的问题。文章分析了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唐君毅先生有关中国人文精神及其礼乐文化观的理论结构，深入阐发了“人文风俗美”特别是“艺术美”的理论观念，认为社会生活的礼制与礼仪，其实正是艺术美的原典；礼不只是僵化桎梏的阶级压迫工具，而更是美和艺术；礼不但是世俗空间的架构者，也是神圣空间的体现者。礼乐一体，可通之于人文、宗教、艺术，共成一美感的世界。在现代社会重建礼乐文化，尤须在反世俗化、反形式化方面著力。     

治道变革对和谐社会的启示

以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为特征的治道变革,已成为当代各国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新模式,它是市场机制和等级机制调解相继失败后的产物。我国政府治道变革是适应和谐社会建设需要而提出的行政改革思想,它的出现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内容提要

用中国传统政治学概念分析环境自主治理的可行性 中国传统中存在着一个自足性的政治学体系,即“道”或“道术”,包括天道、人道、治道,其中“治道”概念与现代政治学相类似。中国传统政治学包含着两个层次的体系结构：由天道、人道、治道及其相互关系探讨而形成的形而上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学说和以礼、乐、政、刑为核心范畴的政治实践中具体操作层面的设计。环境的治理方式是决定生态环境治理活动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拟通过研究国内外环境治理制度的发展过程,以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中的生态思想在环境治理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为例,论证了文化在环境自主治理当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德礼”与“道法”:先秦儒、道“治道”的形成及异同

在政治哲学的视阈中,先秦儒、道之争实为两家"治道"之争。儒家继承周礼,又根据时代的变化改造和发展周礼的精神,既延续周代礼乐文化之命脉,又推陈出新地创立了以"德礼"为标志的"治道"体系。而先秦道家以老子为始祖,分老庄、黄老二派。黄老道家一派以积极的态度创造性地诠释了老子的"失道然后德,失德然后仁,失仁然后义,换义然后礼"的思想,建构了迥异于周代传统的"道法体系",使道家之"道治"落实为"法治"。先秦儒道之争也相应地演化为"德礼"与"道法"之争。     

如何通过古代礼乐造就中国现代美育新传统——论朱谦之美育思想对家美感与审美时态的利用

中国现代美育的中式礼乐新传统既坦然接受西方文化、西方美学启蒙,也对西方美学的诸多重大弊端与蒙蔽保持清醒的批判、戒备与防范。朱谦之承续中国古代礼乐传统中的家美学与兴发—审美时态传统,清除礼乐传统中的封建国家礼乐制度,造就了中国现代美育新传统。第一,首次提出中国古代礼乐传统是“乐育”,并与宗教禁欲主义教育传统相比,彰显其中家美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第二,利用古代礼乐及礼乐思想中的兴发或正在进行时之时态,以“流”表达、维护审美生活教化的原发状态。第三,把古代礼乐中的家美感与兴发—审美时态融合起来,运用于其独创的宇宙美育与性美育,尤其突出美育活动身心整一的愉悦感;以性美育为家美感提供始基,男女性度合宜,以家美感辐射宇宙美育,形成新礼乐制度的天下模式。     

重建传统的智者牟宗三

牟宗三严格区分了政道与治道 ,自从’家天下”成为事实之后 ,治道就显得特别重要。只要“民主政治成立 ,使政权与治权离” ,儒家的德化治道便能“使自由民主更为充实而美丽”。但原儒“内圣外王”的境界太高 ,“尊尊亲亲”与“天下为公”也显然相互抵悟 ;即使在独尊儒术的汉代 ,骨子里行的仍是法治 ,因此 ,“新外王”的核心应是科学与民主。牟宗三比较儒、释、道 ,认为只有儒教才表达了最高的善真正的圆善     

身体思维与中国古代治道观的形成

早期中国在身体思维的视野下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治道观。在治道的目的层面，古代思想家将国家视为一种放大的身体，强调治国与治身的相通性，以身体层面的中和境界为基础而展开对治道目的的论说。在治道的内容层面，古代思想家往往从身心一如的角度出发，以心与身的一体性来论说国君与臣民一体性，并在此基础上突出心对身的内在调节性，借此彰显君主对臣民所承担的“养”与“教”的责任。在治道的途径层面，古代思想家经常将身体视为权力规训的对象，主张通过对身体的内在与外在的规训，即“礼”与“刑”两种途径来实现良善治理。这种身体思维视野下治道观长期被坐实到具体的政治运作中，由此而形塑了古代中国特有的治理模式。     

孟子美育思想初探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礼乐教化观念 ,并从内在心性修养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美育思想。孟子美育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 ,以“德教”为中心 ,特别重视内在道德情感的自觉培养 ,并与“性善”论和“仁政”学说相联系对礼乐的审美教化作用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论述。孟子的“引《诗》论教”和“说诗论教”发展了孔子的“诗以义为用”的“诗教”倾向 ,具有明显的义理阐说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