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香蕉人”:留学先驱容闳新论

作为最早的“香蕉人”,容闳对西学的把握非常充分、非常到位,但在中学方面却几乎没有根基.这种因缺乏中国文化素养而带来的先天不足,使他对留美幼童的教育设计存在很大的缺陷,这些缺陷是导致留美幼童被提早撤回的重要原因.通过对容闳与严复、留美幼童和福建船政局派往欧洲的留学生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作为“香蕉人”的不足以及中西兼通的重要性.     

中国早期文学社会边缘角色的界定

中国早期文学社会边缘角色的界定,主要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出发,即根据社会成员当时所充任的具体角色来确认他们是处于边缘还是中心。早期文学社会边缘角色的最大特点,就是兼有哲学家的身份,他们所从事的具体职业和他们所谈论的要言妙道形成巨大反差,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具独特艺术魅力。     

“角色转换”与唐宋词之人生意蕴

从一定意义上说 ,人生实是一个不断进行“角色转换”的动态过程。而词人在经历角色转换后所宣泄的感情与所展示的心态就会诗化成为词中人生意蕴的重要内容。本文重点论析词人由“台前”退至“台后”(即由社会公众场合退至私生活领域 )和由“台上”降至“台下”(即政治生涯中的跌交和“下台”)这两大类角色转换 ,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感情、心态和由此生成的不同人生意蕴     

二战后美国文学中的“边缘人”代表——霍尔顿

二战后初期,对主流社会逃避性的流浪、漂泊成了美国文学中一种十分风行的文学主题,这一主题典型地展现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作品的主人公“幼稚”而决绝的叛逆行动中,这一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些青年人,他们有着旺盛的青春与活力,但他们却拒绝把自己年轻的生命融汇于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的约束、导向之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置身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以一种孤独的漂泊和对个体感性价值的推祟、肯定,与主流价值观念相离相弃,这使美国文学中又增添了一类新的人物形象——“边缘人”。     

“边缘人”和“零余者”的悲歌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和“边缘人”形象,他们实际上是“五四”时期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群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传统文化的血脉、国家落后挨打的现实、异域文化的诱惑冲击交织着生命情感的痛苦,谱写出了这些“边缘人”和“零余者”的命运悲歌。     

多媒体教学中的角色转换及境遇变迁——对大学英语读写课程的调查与思考

由于高等学校持续扩招,采用多媒体教学与扩大班额已成为缓解教育资源短缺矛盾的一种重要选择,"一机多人"已然成为大学英语读写课程的普遍课堂教学情境.通过课堂观察、问卷调查和随机访谈,笔者发现,多媒体情境下,教学角色和境遇巳发生显著变迁;笔者从班级学额、教学时间、课程资源三个方面提出了改善建议.     

由晚清“小说界革命”到五四“人的文学”——兼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成长

在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潮中,梁启超以“小说界革命”为手段开启民智的思考,试图把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之后,鲁迅也从强国的角度,提出以摩罗诗警醒民众的“立人”主张,现代意义的“个性解放”引进国门。至五四时期,在反对封建文化的时代浪潮中,“人的文学”浮出水面。这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展现了“现代性”的成长历程。     

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生存境遇——从分工与“现实的人不是人”谈起

在马克思那里,分工是透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重要视角和方法。"现实的人不是人"这一命题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分工条件下人的现实生存境遇:无论是人的愚钝、无知,抑或人的物化、手段化,都与这种分工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分工使"现实的人"变成了"片面的人"、"畸形的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现实的人不是人"不仅体现在人的身体的片面化、畸形化发展,而且还与人的精神方面的片面化、畸形化发展密切相关,如人的商品化、人的价值和意义的金钱化、人的尊严的丧失。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审美的人”

"主客二分"是人之为人的起点和标志。但人之为人的意识的特点,不仅在于主客二分,而且更在于由此而进入主客的结合。只有主客的结合,才有自由的可能。求知意识以主客关系为基础,主客间的结合还具有外在性,客体及其规律仍外在于主体,是对主体(自我)的一种限制,限制就是不自由。道德意识作为人生追求自由而成为"完全的人"的一个更高境域,虽然在结合主客的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对于实现人的自由而言也有其局限性。人生意识发展的最高境域是审美意识。只有审美意识才完全超越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而进入到主客融为一体的领域。审美意识,依主客结合程度之高低深浅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中,"超理性之美"既是审美意识的最高层次,也是人生整个意识发展过程的最高峰,"主客符合"意义的求知意识和"应然"意义的道德意识都在它的门前终止。"新的万物一体"("万物不同而相通之一体")主张主客的最终融合,在这里,真善美融为一体。人能达到此境,就是一个既美且善且真的"完全的人"。一个"完全的人"所处之境,就是"有我"而又"忘我"之境。     

“气场”失调:晚清留学生被边缘化的人文解读——以容闳、严复为例

与晚清社会联系密切的留学生主要包括以容闳与严复为代表的留美幼童和留欧的海军生。清政府对留学生既想利用其一技之长,又恐惧其新思想冲击封建专制的矛盾心态和实用主义的用人方针,决定了留学生的"被边缘化";留学生既想挤进官场发挥作用,又厌恶和难以适应清朝的官僚体系,由此决定了其与晚清政府的错位。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晚清社会没有凝练出适合留学生及其精英文化生存发展的良好气场。     

中外教育文化冲突与文学革命——现代作家边缘人知识分子身份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作为边缘人知识分子的留学生作家,既接受了较为完备的中国传统教育,又在国外受到了与传统文化迥异的西方教育,两种教育的冲突形成了留学生作家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人格特征,进而在其创作思想与作品中体现出来,以胡适为代表的留学生作家群体因此揭开了现代文学辉煌的一幕.     

“空间”视域下的晚清成都想象——以李劼人“大河”三部曲为考察对象

“文学中的城市”既是一种城市经验的记录,同时也是把城市作为一个文本来重构与想象。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中国西南内陆城市成都的文学想象。在小说文本构建的晚清内陆都市空间“成都”,不仅生产出了新的城市地理、社会关系、空间权力与身份认同,而且“成都”作为地域空间、内陆城市文本等也与晚清中国的历史境遇、空间政治、民族国家想象等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丰富了晚清中国的城市书写与城市想象。     

近现代“人生佛教”与儒家的“人本”哲学

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人们经常碰到这样一些问题隋唐之后,禅宗为什么能够战胜各宗而独盛,进而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近现代以来,人生佛教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本文分别从禅宗思想的儒学化、儒学与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的相互关系,近现代以来新儒学的复兴与人生佛教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浅析杨贤江的“现代人”教育思想

"现代人"是杨贤江"全人生指导"青年教育理论的培养目标,是"全人生指导"青年教育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也是其理论的先进性之所在.这一思想对当时的青年起到了积极的教育作用,对我们今天的青年教育也富有重要的启迪.     

“边缘”的文化内涵解读——兼论当下文学的边缘化叙事

边缘在近几年的使用率很高,人们对其理解也很复杂。以文化的视角来界定边缘的内涵,这里可以避免理解的混乱问题。亦即,从差异性原则、时空的流变性、生存性内涵三个层面,把边缘的文化内涵界定为:远离一定文化中心、所在空间位置随时间流动而变化的、且坚守一定差异性特征的实存个体或现象。以此为学理基础,这有利于人们以一个合理的视角,对当下文学本身所处的状况及作家叙述姿态有着更深入的理解和客观的评判。那就是,当前作家更多的是在边缘处叙述,并选择那些边缘个体或边缘世俗生态为描写对象,作家作品中书写的对象出现了主体多元化倾向,叙事特征上呈现边缘化叙事征象。同时强调,侧重于边缘题材的文学创作应有一定的美学限度。     

晚清科幻乌托邦小说的“中国梦”

晚清的科幻乌托邦小说创作,直指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在小说家们对“新中国”的想象中,“新中国”日用科技已实现现代化,国防和军备发展也极其尖端。而繁荣富强后的“新中国”将走向何方,一部分小说将其引入了黄白种战、争霸世界的歧途;另一部分小说则视其为构建“文明世界”的中坚力量。为了实现科学昌明的“中国梦”,小说家们指出,需要培养爱国爱种、自立自强的国民精神,培育大批理想远大、创新、极富实践精神的科学家,及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边缘人的崛起——读吕德文《乡村社会的治理》

边缘人一直以来被中国学界所忽视。在既有的中国研究的传统中,村庄的精英成为理解基层治理的抓手,“士绅模式”一度构成理解中国社会基层治理的基本范式,边缘人的角色未能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在华中村治学者的田野观察中,边缘人逐渐被纳入学术视野。     

中国与边缘地带的世界革命：以“中心-边缘”模式为视角的考察

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文革”前夕,在寻找新的对外战略盟友的过程中,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经验直接应用于亚非拉新兴民族力量,强调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引领下,通过动员世界边缘地带的革命力量,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对抗资本主义“中心”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并最终攻取帝国主义盘踞的“世界城市”。这是一种具有革命世界主义理想和情怀的战略取向。其所取得的成果和获得的经验、教训都是今天中国和平主义外交的宝贵遗产。     

"半城市化"的政治边缘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分析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从总体上来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愿不强,但对于不同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政治参与意愿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探讨了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而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是从经济、社会、心理这三个层面的适应情况来分析的.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各个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层面的适应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的差异,其次是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