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轻唇音分化时代说略

“古无轻唇音”,是已被清代学者钱大昕及后来语言学家证明的事实。但是,轻唇音是何时产生的?对于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两种代表性的结论:第一,认为轻唇音出于齐梁之后,持这种着法的是钱大昕。他在《潜研堂文集》卷十五《答问十二》中说:“凡今人所谓轻唇者,汉魏以前读重唇,知轻唇之非古矣。”轻唇之名,大约出于齐梁以后,而陆法言《切韵》固之,相承至今”。第二,认为轻唇音是唐宋之际产物,这是现代大多数语言学家的观点。王力先生在     

汉语轻重唇音的分化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自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一说以来,汉语音韵学界绝大多数人是信奉其说的,但是由于钱氏只是证明轻、重两类唇音上古合为一类,而没有证明上古唇音声母究竟读如重唇还是读如轻唇,换言之,钱氏只是论证了音类,而没有论证音值,因此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长期以来仍有不少学者怀疑此说,批评此说。比如符定一的《联绵字典》就曾针锋相对地提出“古有轻唇音”,近两年王健庵、敖小平二位学者又相继强调“古无轻唇音之说不可信”,而提倡“古无重唇音”之说。有鉴于此,我们也想详细地探讨这一问题,并在某些地方提出一些新的材料和观点。     

古无轻唇音及其运用

唇音是人类发声的基本音之一。唇音比较好发。孩童呀呀学语,首先会说的是“妈妈”。有些外语的“妈妈”一词,也是唇音。甚至小羊叫的声音“咩”,猫儿的叫声“咪”也是唇音。音韵学把唇音分为重唇音和轻唇音。重唇音又叫双唇音,包括邦、滂、并、明四个声母;轻唇音又叫唇齿音,是上门齿与下唇发出的音,包括非、敷、奉、微四个声母。所谓“古无轻唇音”,是说秦汉以前上古时期没有非、敷、奉、微,只有     

“古无轻唇音”新探

<正> 古无轻唇音这一命题,是钱大听首先提出的。他在《养新录》卷五中说:“凡今所谓轻唇者,汉魏以前皆读重唇。”可是,他在证明这一论点时,使用的证据却是吕忱《字林》、神珙《五音九弄反纽图》和陆法言《切韵》三部书的声母和反切。吕忱、神珙和陆法言分别是南北朝、隋唐时代的人,这证明钱大昕实际在说,隋唐时代仍没有轻唇音。王力先生在1985年出版的《汉语语音史》的《历代语言发展总表》中附和钱大听的说法,肯定[f·f＇]二音起于五代。仔细考虑一下,这个说法有讨论余地。     

从《集韵》看唇音及其分化问题

本文利用《集韵》切语提供的一些语音材料，对于中古时期汉语语音系统中的唇音及其分化问题作了探讨和印证。认为，当时的合口呼只有一类，唇音声母是一套发音时带有圆唇趋势的辅音字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中古时的韵图在安排唇音声母字时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另外，当时的轻唇音在发音方法上已经和重唇音有所不同，但尚未形成独立的音类。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轻唇音的研究

宋末元初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语音系统中的唇音反切上字有明显的选用原则：（1）反切下字是一、二、四等韵的，其反切上字用的是重唇音字。（2）反切下字是传统重纽三等韵的以及是庚：、清、职、之韵字和幽韵明母字、麻：韵明母字的，其反切上字也用的是重唇音字。（3）在东三、锺、微、虞、废、文、欣、元、阳、尤、凡作反切下字时，则选择轻唇音字作反切上字。胡三省时代，共同语的标准读书音系统中轻唇音的分化已经彻底完成了，因而他在作音注时，轻唇音反切的上字一律选用轻唇音字，而不像《广韵》那样轻重唇音不分。轻唇音在胡注的演变是奉母已经有清化现象，非、敷已经合流，微母与奉母混同、微母与明母不分的现象也存在：     

古壮字中的“古无轻唇音”遗迹及其成因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语音总不断地演化，某种语言现象虽然消失了，但在消失的过程中总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投影和折射，古壮字中的“古无轻唇音”遗迹，正是古汉语唇音分化前在古壮字中遗留下来的印记。从“古无轻唇音”在古壮字的投影和折射中，我们窥视到古汉语唇音分化前的历史状况，轻唇读如重唇音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论上古汉语中的匣母字

论上古汉语中的匣母字刘冠才自清代学者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古人多舌音”、“古影喻晓匣双声”后，中外学者对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迄今为止，对上古汉语的声母...     

《文选》五臣音声类考

本文采用系联法 ,辅之以比较归纳法 ,整理考订出《文选》五臣音的声类为 4 0个。其声类系统的特点如下 :唇音的轻重唇已基本分化完毕 ;舌音的舌头、舌上亦分化完毕 ;从邪分明 ,但船禅已混 ,据此推测 ,五臣音反映的当是八世纪初通行的读书音。     

“意境说”小议

文学的高低优劣，视乎意境之深浅与有无。“境”绝不是“不可思议之境”，但美妙之意境却又是在“但见性情”，不事雕琢的美妙诗中。意境论者是要求不要“雕缋满眼”，有“弦外音”和“状飞动之趣”，而不是“重意轻言”、“重味轻象”和“重静轻动”。有人如是说，不过是皮相之谈。一种学说只要它道出了真理，应不计较它属佛，属道还是属于儒。     

《七音略校释》绪论

《七音略》是以唇、舌、牙、齿、喉、半舌、半齿七音为纲的许多拼音图表的大总名。在其中的“重中重”、“轻中重”等,是以声母等第为小目的分题:“重中重”为开口前两等领读开口全四等的小目,应分开并顺次读为重、中重、中轻、重;“轻中重”为合口前两等领读合口全四等的小目,应分开并顺次读为轻、中重、中轻、轻。尚有些略加变化的小目。又在这些小目上,若标“内转”,是指从右向左拼音一遍,若标“外转”,是     

潮汕方言词本字研究——兼谈本字考的方法

<正> 一同音字、方言字和训读字流行在粤东地区,使用人口在一千万以上的潮汕话,早已被公认是形成较早的属于闽南方言的次方言。它不但保留了较多的古音特点(如无轻唇音,无舌上音,有入声等等),而且还保留了很多古语词。这使得它同普通话在语音上、词汇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异。因而,不少潮汕人搞起方言文学创作或方言研究,要记录潮汕方言词时,便惊呼潮汕话“有音无     

道家、玄学与《文心雕龙》

陈寅恪先生说过,“(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这段话对于研究古代文艺理论大有指导作用。两汉的社会思潮,以儒家和阴阳家思想为主干。魏晋以后,玄学与佛学代兴,而玄学大体属道家范畴。有关艺术创作理论的发达,正是在魏晋以后,势必要反映时代的这一特性。《文心雕龙》研究中有一类望文生解的谬误,如见到“神理”,就说是鬼神观念;见到“道心”,又说是宋儒“文以载道”论之祖。凡此都和忽视六朝的时代特性有     

黑格尔矛盾学说的实质是“调和”吗?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关于矛盾的协调、调和的学说。苏联学者米·费·奥甫相尼科夫所著《黑格尔哲学》(三联书店1979年10月第1版)指出,“矛盾的调和和中介——这正是他的(指黑格尔)矛盾学说的真正本质”。“因此,尽管黑格尔的矛盾观是这位思想家的天才猜测之一,     

快乐是否存在质量上的差别?——为约翰·密尔的高级快乐学说辩护

约翰·密尔认为,如果某些种类的快乐在质量上胜过另外一些种类的快乐的话,那么,前一种类的快乐会胜过“任何数量”的后一种类的快乐。他的这一高级快乐学说一直饱受争议。学者们一方面指责密尔对快乐按质量进行区分的做法与其功利主义原则相悖;另一方面指责他所进行的对高级快乐学说的“证明”是一种循环论证;也有批评者指出,人们实际上无法将高级快乐与低级快乐区分开。如果这些质疑都是合理的,那么密尔的高级快乐学说就不成立。实际上,如果仔细阅读他的《逻辑体系》,我们就会发现上述质疑都是不成立的。     

道德视域下的婚姻——探析康德基于人性尊严的婚姻学说

康德的婚姻学说因其对男女性关系的论述而被不少学者贴上“粗鲁”、“不体面”等标签。这些学者并未理解康德关注“性”这一主题背后所蕴藏的真正哲学动机。在康德看来,若要揭示婚姻的“实在本质”,则必须从人之固有的、不变的本性出发来探讨婚姻。基于此,康德认为婚姻的实在本质不是生养后代,也不是爱情,而是在不压抑自然性欲望的条件下,保留人性尊严。虽然康德强调婚姻的这一道德维度,但是他在婚姻问题上并不因此就是一位死板严苛的道德主义者;相反,他重视“爱情”、“献殷勤”等与婚姻相关的感性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感性因素可以作为一种必要的道德劝勉,鼓励人从“性之爱”走向一种“人之爱”,从而学着去尊重他人的人性尊严。     

陈樵理学思想摭鳞

陈樵是元末一位独具创见的理学大家。他以“屏去传注,独取遗经”的治学路径,从六经入手,精探其理四十余年,直指淳熙以后群儒的学说与洙泗伊洛不类。他提出了“心之精神曰性”的观点,认为“心之精神曰性,神者性命之本”,指出淳熙以后的学者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洙泗伊洛之学,造成了“客意胜而经愈不明”的理论纠结。陈樵还把“理一分殊”这一命题提高到儒学之本的高度,认为淳熙以后学者（主要是朱熹）在看待“理一分殊”时,将“仁义礼智”看作成形于天地之先,把“性”看作侧隐羞恶之情,而这与洙泗伊洛之学的宗旨相左。陈樵认为,“理一分殊”是孔子之一贯,是洙泗伊洛之学的会要和根本;他还以“枳”来比喻“理一分殊”,形象而生动,使“理一分殊”的含义变得简单明了。     

杨朱

<正> 杨朱,魏人,战国初期著名哲学家。他反对墨子的“兼爱”学说和儒家的伦理思想,主张“贵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人与人相互侵夺。当时许多学者都信奉他的观点。杨朱一派认为,人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感官的物质利益,这是天经地义的。当人们发现这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足以害生时,就应有理性节制,否则那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所谓圣人正是在这点上大彻大悟的人。因此,客观事物对于人生的全部意义,仅在于对一己之生命有利,这种利益决定人和事     

从胡适的学术品格看史家的主体意识

胡适是２０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重实际,轻“主义”;重实证,轻盲从;重方法,轻内容;重求是,轻权威;重创新,轻咸说,构成了胡适学术品格的基本特征。这也是他的独立人格在学术领域里的延伸,是作为一个史家批判与创新主体意识的表现。何时,也是史学繁荣与发展的不竭动力。但胡适怀疑成癖、考据成瘾、崇洋成病、方法成狂、问题成论则是他学术品格的缺陷,当然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政治人格、思想性格及时代的局限性有很大关系。缺陷是胡适学术品格中次要的一面。     

《辩字五音法》《辩四声轻清重浊法》考

《广韵》末附《辩字五音法》云:“凡呼吸文字即有五音.唇声、舌声、牙声、喉声、齿声等:一唇声并饼(唇声清也)二舌声灵历(舌声清也)三齿声陟珍(齿声浊也)四牙声迦,(牙声浊也)五喉声纲各(喉声浊也)。”此《法》出于何时,已不可考,而曰“五音”,不言“七音”,至迟当在郑樵刊表《七音略》之前。考孙愐《唐韵序·后论》云:“切韵者,本乎四声,……必以五音为定,则参宫参羽半徵半商.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这里虽有“半徵’.“半商”之称,尚无“七音”之名。吴敬恒说:“《辩字五音法”者,六朝时候古等韵字之七音也”。可见由来远矣。六朝人审音甚精谛,至隋唐,韵书蜂出.等韵之学空前发达,许多音理问题的探讨臻于完善。孙愐的《唐韵序》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序》云:“切韵本乎四声”,又云:“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他先说“四声”是切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