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尼苏人“花灯”的学校教育传承初探——以蒙自市永宁尼苏人村寨为个案

云南尼苏人“花灯”是云南省红河州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以蒙自市永宁尼苏人村寨为个案,从传承百余年的永宁尼苏人“花灯”的教育传承现状出发,对尼苏人“花灯”引入学校教育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提出构建尼苏人“花灯”特色课程体系、培养具有尼苏人“花灯”知识的师资队伍、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传承尼苏人“花灯”和开展尼苏人“花灯”特色文化课外活动等思路,以此助力尼苏人“花灯”的传承与传播。     

文化产业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困惑与出路——以温州米塑为例

在文化产业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历史形态与现实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与传承既面临挑战,也面临机遇,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如何依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货",借助文化产业化的"船",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顺利而有效开展,这是学术界、各国政府及相关产业界共同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温州米塑,就通过找寻其自身与创意文化产业发展之间的对接路径,及文化构成要素的沿袭、替代与创新等,使得自身在文化产业化进程中得以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沉浮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楹联习俗传承的特征与当代变迁

楹联习俗是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从周秦时代至今,它在中华民族中保持着较好的传承。传承过程中,精英与大众都成为传承者,并且呈现出活态的张力。这二者之间的互动,仍是当下值得重视的课题。     

民间音乐的保护与传承——以湖北省宜昌市为例

保护与传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民间音乐,既是政府有效履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也是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责任。民间音乐的保护与传承不是简单的把民间音乐记录在文本和影像资料当中,而是要镌刻进更多代人的心灵深处。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音乐要得以有效保护与传...     

论民间艺术的完整性——以武陵山地区秀山花灯为例

民间艺术的完整性作为遗产的核心概念,是衡量遗产保护价值的标尺,也是遗产保护的依据。其完整性不是整体性,只是呈现整体性的部分特征,不能整体反映实体拥有的全部内容与形式;它也不是实体,只是为建立完全描述客观事实而构建的一种动态趋势,可以充分地反映无形文化遗产的活态流变性。完整性只能从整体性结构特征中体现。民间艺术的整体性构建体现在研究的视角与完整性的论述过程之中。     

民俗文化的田野与产业化困境——以甘肃庆阳香包文化为例

在目前文化的"球土化"发展态势中,由于民俗文化出现的结构性失调和政府政策的规定性支配,民俗文化的保护不仅面临国际强势文化空前渗透,同时在本土市场利益刺激和地方政府形象塑造的双重驱动下快速"碎片化",文化符号的交流日益蜕变为简单的货币化的商品输出。本文通过对"庆阳香包"这一民俗文化发展现状与前景的个案调查,分析了庆阳香包承载的民族文化内涵,以及在市场化、产业化开发过程中民俗文化面临的窘境,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思考"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地区民族文化的维系、传承和发展。     

壮族民间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展研究——以广西百色市为例

文章通过对百色市壮族民间传统武术的现状发展进行调查,经综合分析,认为百色市壮族民间传统武术在传承和发展中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传承和发展建议,为壮族民间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参考。     

关于民俗类国家级“非遗”再分类必要性的思考——以秀山花灯为例

国家级"非遗"的民俗标签,事实上成为"秀山花灯保护"问题寻求进一步解决的认识屏障。民俗秀山花灯内在结构的三个层面中,节日民俗文化传统与精品舞台化发展的小戏形式,虽然都有文化遗产的保护价值,但已经开始淡出生活,其"非遗"本体价值民间舞蹈音乐的核心存在及再分类确认,不但必要而且紧迫。     

寨邻交往习俗与儿童成长——以八连村交往习俗为例

八连人重视邻里关系,人们说得最多的谚语是"远亲不如近邻"。村寨中的互助、助人等等习俗规范,为整个社会共同体中所有的成员,特别是少年儿童提供了一种可资效仿的榜样,对少年儿童来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     

岭南婚嫁习俗中槟榔的文化解读——以粤东客家地区为中心

通过检阅地方文献,结合人类学的调查获得的口述资料,对粤东客家地区婚姻习俗中槟榔礼俗流行的年代、区域以及礼俗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描述,并对槟榔礼俗在粤东客家地区流行的原因做人类学的解读。     

幼儿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路径探析——以龙岩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与传统美术、音乐、礼仪、节日庆典等民俗。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快,在客家方言被冷落,客家民俗被淡化,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面临挑战。政府及教育部门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作为学校教育基础阶段的幼儿园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通过幼儿园的教改活动,搭建家园合作平台,以及整合社会资源等措施,形成多种路径共同保护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局面。     

乡村文化振兴视阈下的文化习俗复兴与传承——以冀南广宗县砖窑村“贺号”习俗田野调查为例

乡村文化中最重要的精神制度是习俗。“贺号”是一种给成年男性取字号的仪式活动,源于先秦时期的贵族士人礼俗制度。取字人文化知识之丰厚广博程度决定了所取字号的水平。贺号在冀南乡村的复兴,是地方文化精英运用民间文化传统参与乡村建设的结果,也是村民作为内生动力的文化需求。贺号习俗不仅具有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传承功能,还具有重塑村民的文化认同和地方认同的功能。贺号过程中蕴含的礼俗观念与传统文化知识,体现了中国社会礼俗互动的文化特质,引领着人们积极追求美好生活。但贺号作为地方性知识,也有其局限。贺号习俗的复兴与传承,离不开当下乡村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善和乡村人才机制与组织制度的支撑。     

孟姜女故事的流变与地域习俗——以江西广昌“孟戏”为例

孟姜女故事作为我国最为流行的民间传说之一,源远流长,而其流传的形式也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变。在江西省广昌县甘竹镇一带即流传着以孟姜女哭长城为题材的民间戏曲,俗称广昌"孟戏"。作为一种文化范本的孟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流传演变至今仍生生不息,体现了文化传承演变的本土化过程以及文化范本的功能与意义。     

徽州祭祀音乐的传承与保护研究——以三阳村“打秋千”祭祀音乐为例

被中国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歙县三阳村,其民俗音乐"打秋千"在2010年被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以"打秋千"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其音乐的文化背景、音乐形态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对徽州祭祀音乐传承与保护的系列思考,以期让更多的人了解徽州民间音乐,引起人们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     

“家——家园”视角下的“非遗”传承研究——以热贡唐卡技艺传承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无形性”与精神内涵,是今天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对接中最重要却最容易丧失的部分,“家-家园”提供了一个能够稳定与延续住这种精神内涵的维度.“家-家园”在今天唐卡技艺的传承中,同唐卡相互构建,并进而稳定了唐卡技艺中的无形性内涵.     

产业化视阈下的民歌精品化创作对策论(上)——以广西为例

要在产业化视阁下进行民歌精品化创作,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明确它与以往纯文学中的精品不尽相同.总体来说,它应当是一种既有高超的艺术水准,又有良好的市场效益,能够做到专家叫好与市场热卖双赢的现代消费性新民歌.具体而言,它必须是开放的民族风格、浓烈的时代气息、鲜明的艺术个性与良好的市场适应的"四个合一".     

非遗背景下萨满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研究 ——以吉林省为例

萨满文化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民精神信仰、风俗习惯、审美创造的集中体现.吉林省作为萨满文化传播和保护的重点省份,秉承"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为萨满文化的保护和继承事业做出了切实努力.但萨满文化原真性保护缺失、活态传承乏力、环境培育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记录性、生产性、整体性保护为措施,力图完善萨满文化的协同传承、保护机制,改善萨满文化的生存、发展环境.     

广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策略探究——以壮族蚂拐节为例

文章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阐述了广西壮族蚂拐节的基本情况、文化内涵及传承价值，分析了蚂拐节的保护与传承现状，指出了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保护与传承的策略与措施。     

青海卡力岗回族文化习俗传承与变迁的考察——以化隆县德恒隆乡德一村为例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居住在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卡力岗山区的一部分说藏语安多方言，且具有浓郁藏族生活风情的回族穆斯林，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都热衷于从卡力岗回族的饮食、服饰、居住等生活习俗中去寻找所谓的藏族文化遗存。事实上，随着当地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卡力岗山区与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卡力岗回族的传统文化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藏文化的遗迹已经越来越少。这些生活文化的变迁，体现出卡力岗回族向河湟地区回族文化的认同，以及与藏族文化的日益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