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两种政治观

马克思在其著作里阐述了消极政治概念和积极政治概念,消极政治显示了一种现实主义政治观,积极政治显示了一种理想主义政治观;马克思在建构意义上论述消极政治,在整合性意义上论述积极政治,这种一体两向的政治观是在对黑格尔政治观的批判中形成的,并在马克思的不同著作中得以显现。马克思在不同语境下使用过他们,其对政治的细致论述,为人们深入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福柯的新政治观:一种微观权力的谱系学建构

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阶级和国家为核心的宏观政治概念遭到质疑,一种围绕日常权力关系形成的"微观政治"构想脱颖而出。这种微观政治回应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政治诉求,表达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或者"后现代的政治"。福柯的新政治观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微观政治构想。他以权力谱系学为基础,着力揭示了微观权力的种种形式,由此重新定义了"权力"和"政治",提出了微观政治的基本构想。在分析以"圆形监狱"为模型的权力运作机制的过程中,福柯探讨了作为一种自由实践活动的"抵抗政治"的可能性条件,从而建构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和多元主义的新政治观。这种新政治观集中体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倾向。     

政治价值与政治活动的追求——探析政治概念的二元结构

政治作为一种生活实践活动,本身就内含着政治价值与政治活动的统一,由此决定了政治活动应是经验性与规范性之间的一种张力.站在这种立场上审视政治概念在西方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古代人的政治观念与近代人的政治观念分别走向了追求政治活动与追求政治理性的两个极端,而唯有马克思主义才使得政治回归到了其现实生活的根基之中.     

论绿色政治的中国化

环境问题的恶化及人们对环境危机的认识,是绿色政治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人类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为人类政治的前进带来了新的希望。在欧美国家卓有成效的绿色政治运作方式,即绿党政治运动在中国受到了阻碍。但是,绿党政治不是绿色政治,前者着重的是政党的运做,而后者着重的是一种理念的体现。就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政治体制以及国情而言,绿色政治中国化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承认绿色政治不是一种革命政治,而是一种“恢复政治”。只有如此,绿色政治才有可能在中国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共存而优先——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法理论

基于对英国宪制之一元化民主传统的认同与重述,贝拉米在《政治宪治主义》中构想了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治主义",以显著区别于欧陆及美国的相关政治宪法论述。贝拉米从权利冲突的性质入手,批评了司法审查的权利论基础,赋予了权利冲突及其解决以政治性质。在规范基础上,贝拉米接续了当下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念,对政治与权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铺排并最终指向一种确保平等和参与的民主框架。贝拉米在理论上并未根本拒绝宪法政治,但认为常态政治本身就具有宪法意义和优先性。这样一种更为平和的"常态政治宪治主义"为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中国当下的宪治转型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考方向。     

新论五四运动中的工人阶级

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不但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最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且起了主力军(决定性)作用。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笔者的观点是:工人阶级是五四运动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还不是或基本上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更没有在运动中起主力军作用。 一、重要的政治力量、独立的政治力     

近代欧洲历史中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近代世界历史中的政治观点、经济观点的一种体系,也是政治上的一种派别,它在近代世界的政治、思想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最先出现于17世纪的西欧,到了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等人进一步发展了自由主义思想。17—18世纪,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政治思想的一种倾向,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19世纪,自由主义是西欧各国广泛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是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一大主流,     

互联网络与政治稳定图景

以政治稳定为视角分析了互联网络之于政治的影响。认为,一方面,互联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一国与国际的政治稳定;另一方面,互联网络可能降低一国政治文化认同的程度,使一国主权受到削弱,弱化政府控制,导致数字鸿沟凸显,为不法分子提供便利,从而对一国内和国际间的政治稳定产生负效应。最后,提出了减少其负效应的对策。     

集体化时期的农民政治社会化分析

集体化时期的农民政治社会化沿着三条路径展开。一是土地改革导致的中国传统乡村政治形态的断裂为共产党改造传统农民,对其进行政治社会化打下了社会基础;二是人民公社集权体制为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政治社会化提供了组织保障。三是日常生活政治化使农民在政治实践中获得了政治知识,提高了政治能力,完善了政治人格。经过集体化的洗礼,农民成为了＂政治人＂。     

论文学需要政治

多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和创作界的一些人,往往只注意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而忽视了文学表达和依附政治的需要,因而他们对政治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实际上,文学对于政治的需要,不但是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同时也是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而文学对于政治,既有内在的需求,也有外在的需要。当然,在"文学需要政治"的命题中,尚有好些具体问题值得人们重新思考,特别是要以文化的眼光来审察政治,使政治不只是"政治",更是一种"文化",这才是对"文学需要政治"的正确理解。     

欧克肖特和中国自由主义

在欧克肖特看来,理性主义的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它是人们遗忘了实践知识,而将政治作为一门死板的技术来对待的结果,它是书本政治,照抄的政治。它既排斥传统的政治经验,也不能以实践智慧来处理人类事务。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恰好是这种政治理性主义的又一例证。     

和谐社会构建中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

在现代民主政治国家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依靠一整套健全的制度来实现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已经为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制度空间,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一项基本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实践场所;信访制度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一项权利救济制度,是当前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载体。     

论秦汉时期黄帝传说的政治文化内涵

秦汉时期的黄帝传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在黄帝传说中,圣王、正统、神仙三者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大一统政治所应遵循的基本政治原则。依据黄帝传说的政治象征意义和体现的政治原则,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和儒生、方士进行了积极的政治实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模式。     

论古希腊政治思想理论繁荣发达的历史根源

在西方政治文化史上,古希腊的政治文化堪称西方政治文化的起点和摇篮。进入国家社会仅三、四百年的时间内,古希腊就产生了发达的政治文化,其中必有特殊而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木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系统探讨。 一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政治文化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所以,我们在探讨古希腊政治文化繁荣的根源时,必须首先从其经济关系入手。     

简论政治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任务

在我国,政治学研究工作中断了三十多年之后,从一九八○年起又重新开展起来。经过短短五、六年时间的努力,在全国建立了一批研究机构,十余所高等学校建立了政治学系,聚集了一支专业队伍,培训了一批专门人才,出版了一批专著和教材,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开始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政治学的生命在于扎根社会的政治实践活动之中。因此,进一步弄清政治学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作用,是关系到政治学发展的带方向性的问题。一有人说,现在是“经济繁荣,政治等待”的局面。等什么?一是等待“政治危险”赶快过去;二是等待政治体制改革高潮的到来。产生这种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研究政治容易犯错误的余悸和政治冷淡主义的社会思潮,仍然在冲击着从事政治学科研究的工作者;政治与经济分割的现象还普遍的存在,忽视政治学科的倾向并没有得到根本克服。要改变这种局面,等待是不行的。我们不靠天,不靠地,主要靠政治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奋斗。     

试析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治发展

少数民族政治发展是少数民族政治体系随着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一种政治关系结构模式向另一种政治关系的结构模式的变迁,从而建构起一种更加合理的政治关系模式。将少数民族政治发展从我国统一的政治发展中独立出来加以考察是因为在我国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少数民族政治。建国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历史轨迹经历了建国初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西部大开发后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内容、形式、过程和特点,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少数民族政治发展除了具有政治发展的总体特征外,还表现出了前进性、目的性、动态性和协同性等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方法的提出及其运用空间

基于大数据和大数据方法,阐释了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方法的内涵、主要特征、运用空间。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方法是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两者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大数据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二是大数据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三是形成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方法从本质内涵来看,既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一种大数据的方法,也是一种全样本的方法、一种科学化个性化精确化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方法具有大数据、科学性、系统性、精确性等特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方法、实施方法、研究方法、评价方法中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     

论政治对技术发展的选择

政治对技术发展的影响使其朝着阶级社会人类所期望的方向演化,使技术成为一种政治现象。政治作为影响技术发展的一种因素,其政治组织、政治意识、政治行为等政治要素都对技术轨迹的演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使其更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而政治因素间的博弈关系则在理论层面更深入地揭示了多种政治要素间是如何通过竞争达到利益最大化从而成为建构技术的重要内容的。     

希波达摩斯式的谬误——亚里士多德对“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的批评

一种根植于自然科学的思考模式能否被正当地贯彻于政治理论的建构与实践活动,这在政治哲学的起源处就作为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呈现出来。米利都人希波达摩斯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历史上第一位政治理论家,他提出了一种可称作“科学主义”式的政治哲学思考模式:将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原理强行贯彻于政治生活中并对法律和政治制度进行一番削足适履式的改造。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此展开了多方位的批评:希波达摩斯对数字“三”的迷恋,给政治生活带来的不是精确而是混乱;效仿技术进步来推动政治和法律革新,可能会造成法律失信和政治动乱;将几何的理性之美强加于政治空间之上,不应罔顾城邦基本的安全需求。这些批评揭示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塑造了政治哲学的起源。亚里士多德划分了政治与科学理性之间的界限,并呼唤一种政治生活自身所需要的实践智慧。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信任危机的根源及其应对措施

政治信任缘起于社会学。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探讨了政治信任。西方学者在分析政治信任危机中,分别从时代因素、社会因素、公众因素、政府因素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政府公信力弱化的原因,认为社会一市民、经济一效率、政治一合法性这三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机制对于政治信任的高低起着关键性作用。针对政治信任下降的态势,西方各国采取了从加强自身制度建设、培育公民社会,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度这两方面来改善政治信任度。同时许多学者认为,持续改革是保持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