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思想演变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 ,已发未发问题又被称为“中和”问题 ,朱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曾经历过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重要变化。在旧说中 ,朱熹主“心为已发 ,性为未发” ,在新说中 ,朱熹主“心贯乎已发未发”。相应地 ,在修养方法上 ,朱熹也一改旧说的“先察识后涵养”而为新说的“涵养于未发 ,察识于已发”。正是在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这一思想演变过程中 ,朱熹确立了自己的问学宗旨     

从“已发”到“未发”——李侗对程颐“中和”诠释的转变

“中和”思想源自于《中庸》,因其丰富的心性理论为宋代理学家所重视。北宋学者程颐从“已发未发”的视角对“中和”概念进行重组建构,将其抽象、提升为心性论的高度,并提出了“已发之后求中”的心性理论。而南宋学者李侗将程颐的“中和”概念进一步内化,提出了“未发之前求中”的心性理论,更加突出了“心”的作用。李侗对程颐“中和”思想的全新阐释,在宋代《中庸》的研究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从《知言疑义》的产生看胡宏对朱熹的影响

朱熹与胡宏都是南宋理学大家。胡宏因其创立“性本论”思想进路而占有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胡宏及其思想对朱熹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为胡宏对朱熹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朱熹肯认胡宏，并得益于胡宏；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朱熹在怀疑和批判胡宏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理本论”思想进路更清晰、更纯粹。可以说，如果没有胡宏思想的“引领”，朱熹便很难以成为朱熹。     

“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柏拉图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弃诗从道的哲学巨人,柏拉图批判荷马接续“诗哲之争”;朱熹批评苏轼则终结“文道之争”.诗哲争强调诗哲二分,哲学超越诗歌;文道争主张以道为本、文与道合.两者对诗文的批评都包容着对诗文最深刻的认识,柏拉图对真理的强调是他批判诗歌不“真”的根据,朱熹哲学的道本论特征是他强调诗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强调“真”与凸显“正”是柏拉图诗学与朱熹诗学的差异所在.     

南岳酬唱后的“诗禁”与朱熹“中和说”之变

朱熹与张栻、林用中在乾道三年的南岳酬唱之后,有一个禁诗之约,旋又解禁,体现了朱熹作诗与学道的矛盾态度,并带有"中和"思想转变的印记:其"中和旧说"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且从气化的层面上讨论心体的流动,不免造成情、气的放逸;而乾道三年前后朱熹逐渐关注的"敬"的工夫,则是对情、气的约束。而这两方面对诗的作用是相反的,也是朱熹作诗既忘情又警惕的矛盾症结之所在。随着其"中和新说"的形成,即以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朱熹在情感控驭方面有了新的进境,如何使诗作富于生意而又情感平和成为他更高的诗学追求。     

张载“性”说辨析

本文通过对张载“性”说的辨析，揭示了“性”范畴的基本含义，“性”说的内矛盾：即宇宙“气”本论的“性即天道”的“性”和人类学“性”本论的“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外在地表现为守宙“气”本论和人类学“性”本论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二程的“理”本论中得以克服，所以，关学“洛学化”并非偶然，实属必然。     

“为世宗儒”：何基理学与文学思想论

何基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是婺州金华朱学的开创者.他的"理"论、心性论、知行观、文学观等,虽然来源于朱熹,但是,何基的整个思想显得比朱熹简洁纯粹.特别重要的是,何基的重点是在践履上,即他的思想都是与他的实际道德生活实践相通的.何基以践履树立起榜样,这在儒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朱熹哲学性质的若干思考

朱熹哲学思想体系中太极。理、气关系决定着其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和理论形态。本文作者以唯物辩证论思想为指导,剖析了朱熹哲学思想中理与气的关系,认为他的哲学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朱熹宇宙本体论中的内在矛盾在于"太极即理"、"太极即气"与"理先气后"之间的矛盾。但他论述宇宙发生和天地万物生成问题时,一方面虽然提出理本论思想,另一方面又用气来解释太极即世界本原。     

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戴震哲学之二三问题

本文讨论在理气、心性问题上戴震对朱熹的若干批评意义所在。朱熹持理、气为二本,且赋予二者价值预设;戴震反是,持气一本论,且无价值预设。朱熹认为仁义礼智是天赋之性,因而修养是“复其初”。戴震反是,主张性只是所禀之气,仁义礼只是通过问学、“扩而充之”达到的。通过这些分歧可以看到中国思想与印度思想根本区别所在之一斑,也可以借此看到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根本区别所在。本文最后讨论了戴震是否唯物主义者的问题。     

浅论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

众所周知,曾国藩是服膺程朱理学的,他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大体承继了程朱,个别命题也远接思孟学派和韩愈。曾国藩论述事物,常以程朱的理论作为依据。关于世界的本源,曾国藩认为“我与民物,其大体乃同出一源”,“其理本同一源”。这令人想起朱熹的一段话。朱熹说:“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朱熹讲“理”和“气”的关系时指出,“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就是说“理”决定“气”。曾国藩谈到“理”与“气”的关系时说:“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异之始”。“理与气相丽”是说两者相辅相成,而“命实宰乎赋异之     

中和辩证：朱熹文道观的新探解

朱熹在传承“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基础上,提出“文从道出”“文便是道”的观点。他主张“文”与“道”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形成中和辩证的文道观。这种文道观决定了他对待“文”的辩证态度。在文辞方面,朱熹主张“义理从文字中迸出”,强调文辞是义理的重要载体;又宣称“视言语诚如糟粕”,认为领悟义理后可以忘记文辞本身,秉持的是“得鱼忘筌”的态度。在“文采”方面,他主张“文字奇而稳方好”和“文以伟辞”,注重文辞技巧、文法、修辞的综合运用;同时他又轻视或反对“胭脂腻粉”“妄言绮语”“用意崎岖”的“巧”文。理解朱熹的文道观,不能以“文道分离”“文道合一”或“重道重文”“重道轻文”单一观点进行判断,而应回归文本语境和历史语境进行辩证地分析。     

理本论和心本论之外的第三条进路——《胡宏》析要

:宋代理学发展 ,不应划分为两大派 ,而应划分为三条进路 :程朱的理本论、陆九渊的心本论和胡宏的性本论。胡宏的性本论在逻辑上为第三条进路 ,它避免了理本论和心本论的局限性。胡宏沿着第三条理学进路 ,提出了自己颇具特色的人性论和理欲观。人们往往没有深察胡宏论性的层次性 ,从而误解胡宏的人性论为自然人性论。事实上 ,他坚持的是彻底的性善论。胡宏对“天理人欲同体”中的“欲”和“体” ,有着不同于一般理学家的理解。他的理欲观 ,并不是对宋代理学的反动 ,而是对其修     

“诚之”至“诚”：朱熹“中和”思想探微

＂中和＂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部分。然在过去关于＂中和＂思想的研究中,多为关注＂中和＂本身的横截面剖析,而缺乏从纵向角度对＂中和＂思想的实质内涵与意义结构进行深描。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从＂心统性情＂的角度出发辨析厘清了本体论与功夫论的理论位置,进而指出了＂中和＂思想的意义结构在于人由＂诚之＂至＂诚＂的自我完善过程。     

朱熹诗文的文道一本论

朱熹崇正、重统、尚雅、尊古的文化心态代表了近古时代正统文人的文化心理.朱熹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贯穿到文学的领域中,引申出文道一本论.同时,又将传道之文和抒情之诗加以区别,肯定诗歌的价值多重性,提倡一种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的体验诗学.而心性义理不同程度的渗透,则形成了朱熹诗歌的丰富层次和各类文本的独特性.文从道出的观念,又使朱熹的文风趋向平易自然,使其文章呈现出以立意为本而不尚词采的风貌.     

论新安理学家范涞及其哲学思想——以《范子哤言》为中心

范涞是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新安理学家,《范子哤言》是其从中年到晚年的读书笔记以及人生体悟的综合,其中囊括了范涞主要的哲学思想。在“理气论”方面,范涞继承了朱熹“以理为本”的宇宙论思想,并且认为“气”是沟通“形上之理”和“行下之物”的中间环节,但是他的理气论思想中存在着“理”和“气”两个本体的“二元矛盾”;其“心性论”也基本上继承了朱熹的观点并有所发挥,但有些地方亦有不足之处。最后,在其“格物致知论”方面,范涞认为“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思想最为重要。     

朱熹穷“理”三清山——兼论《读书有感》诗的哲理内涵

南宋淳熙三年(1176),朱熹登游怀玉山脉主峰三清山后而作的《读书有感》诗,不仅是宋代哲理诗的名篇,而且是朱熹“穷理致知”治学的一个明证。这首诗写成于儒道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后一年,表明朱熹的理学思想从此而飞跃飚升,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本文从《读书有感》诗的写成年代、朱熹穷“理”三清山的史实和朱熹理学思想飞跃的契机动因三个方面加以论证,以揭示朱熹“格物穷理”哲学思想核心的确立与完善的“顿进”过程。     

儒佛心性论与袁宏道的“性灵说”

“性灵说”是晚明文学思潮的核心。在学术渊源方面,受到了儒佛心性论的影响,尤其是王学左派心性论所体现出的灵知活泼、道德色彩淡化的特点以及禅宗心性论的主体特征和《宗镜录》心本论。将“性灵”与本体之“心”联系在一起,深化了“性灵论’的内容。心性论对“性灵论’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过于反观自照,必然限制了作家的视野。     

宋明理学和谐思想探微

宋明理学在儒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儒、道、佛"三教的融合与会通。学界曾对宋明理学中理气关系、心理关系、心性关系以及知行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普遍探讨和争论。从和谐的视角来看,过去人们简单地批判"理本论"而肯定"气本论"的观点,以及片面地评价"心本论"、"知行观"的做法都是较为偏颇的。宋明理学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了中华和谐思想:一是"理本论"、"心本论"和"气本论"三大学派从哲学本体论上深刻论证了宇宙和谐和天人和谐的思想;二是以心性论为重点深化了儒家的心性本体和心性修养的思想,为自我和谐奠定了理论基础;三是以知行关系为主线,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知与行的内在和谐统一与人际和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