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之德"的理论解析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重要战略目标,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法治和道德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法治之德应当充满人文关怀。文章从人学的角度对法治之德进行了理论解析。     

试论于谦的为官之德及其当代价值

本文分析了家庭熏陶、传统文化濡染对于谦清官志向的影响,阐述于谦为官之德的内容,认为于谦官德的亮点是"从道不从君",灵魂是关注民生,支柱是"石灰风骨"和"煤炭精神".笔者重温于谦从政以德、忠廉爱民的历史,以期为加强新时期的政德建设提供现实启示.     

试论于谦的为官之德及其当代价值

本文分析了家庭熏陶、传统文化濡染对于谦清官志向的影响,阐述于谦为官之德的内容,认为于谦官德的亮点是“从道不从君”,灵魂是关注民生,支柱是“石灰风骨”和“煤炭精神”。笔者重温于谦从政以德、忠廉爱民的历史．以期为加强新时期的政德建设提供现实启示。     

“德治”的两种维度：事功之德与人道之德

本文通过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揭示了“德治”所包含的两种意义———以德治事和以德治心。进而指出 :在“德治”问题上 ,应当区分两种不同意义的“德”———事功之德与人道之德。在现实的道德建设中 ,对属于不同范畴的道德问题 ,应该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解决办法 ,在坚持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并重原则的前提下 ,尤其应当注意在两种不同意义上开展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在今天 ,特别要重视事功之德的建设。     

先秦时期"德"之词义演变考

"德"是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的一个文字,它的本意是"依目之正见,从而行之".从<周易>开始, "德"由其本意逐渐被提升和抽象为一个具有哲学色彩的概念. <尚书>将"德"和天联系起来,以天论德,使"德"成为一个最高哲学本体的概念.在西周之后, "德"的内涵逐渐被引申.其意义趋于多元化.春秋之后经过各家学者、尤其是儒家学者的形而下改造,其道德伦理色彩增强,乃至最终基本等同于道德伦理的含义.     

德治与法治正当性分析——兼及中国与东亚法文化传统之检省

中国传统德治的进路是把道德一统化 ,再把法与道德一体化。这在宗法社会结构和专制统治下是可能甚而合理的 ,但它却是在牺牲法的形式合理性同时也背离道德本性的情形下运作的 ,因而在现代法治和道德精神的框架内 ,会因不具形式上的正当性而无法操作 ,强行操作将导致与法治的背离和对道德本性的反动。文章在对道德与法的功能和属性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 ,法治的正当性不只在于其尊重人权和自由的精神内蕴 ,更在于过程本身的正当性 ,在于通过过程本身的正当来实现结果的正当。这意味着法治是一种根本性的道德 ,即制度的道德。这种制度的道德是个人道德选择和道德生活的预设前提 ,所以道德建设在实质上应是道德的制度性环境建设     

论"德能"

从能力概念的解释、能力本位的提法、能力概念的使用来看,"德能"概念都是合乎逻辑的.正确理解"德能"概念、应认清能力与素质的对应关系;应把握"德"与"才"本质的一致性;应把握"德"不仅对"才"具有主导作用,而且也有造福人类的重大效能."德能"概念的提出是科学理解能力概念的必然要求;在观念上克服了以往理论的局限性;为能力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有利于人们加强品德素质的培养.     

试论法治的德制化与德治的法制化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社会侧重于德治,西方社会侧重于法治。实际上,我国古代社会也有法治,只是这种法治往往浮泛为德制;西方社会也有德治,但是西方社会的德治注重守成于法制。立足于德治、法治及其在价值、工具层面上的相互渗透、相互过渡的交互式视角,方能凸显德治、法治的各自局限及其在相互借鉴中应当持守的边界。     

论“德”在法治中的地位与作用

法治是现代社会内在的本质要求,就此而言,不存在与法治并列意义上"德治"。但这并不意味着法治排斥"德"的因素,相反,"德"同时也是法治的内在要求,并在法治体系的不同层面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重视"德"在法治中重要作用的同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这一根本前提,必须坚决避免以"德治"的形式重新陷入人治陷阱。     

法治重在公法之治

法治可作不同角度的解读,但其核心是依法治权,即法律制约公权力。关于公法,法学界有目的说、主体说、关系说和混合说等多种观点,但其实质是调整公权力之法。法治与公法密不可分,法治的重点在于公法之治,其中关键又在于宪法之治,但并非有公法就有法治,也并不是任何宪法之治都可产生法治,只有公法成为控权之法,宪法之治成为良宪之治,法治才能实现。     

民主与法治的价值内涵

民主与法治在现代社会具有许多重要的价值,比如能使社会生活和谐有序、能有效地约束权利、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等等。论文力图全面地揭示出这些内涵。     

柳宗元论德的价值

柳宗元关于德的思想和论述,是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观和“天人不相预”的立场出发,在批判“天命”、“君权神授”的过程中展开的。他不仅论述了“德”的政治意义,从宏观角度强调德对于国家的兴废治乱具有重要影响,而且也阐发了“德”的个体价值,从微观角度考察了道德对于人的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其观点鲜明、深刻,而且始终贯穿了为民、利民的要求,并将此视为一个君主,一个官吏,一个士人是否有德的标准,这种观点的积极作用,在强调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结合的今天,更是具有继承、弘扬和借鉴的意义。     

《大雅·皇矣》与"文王之德"考辨

结合《大雅.皇矣》所揭示的周初历史真相,则古代典籍中所惯用的“文王之德”,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才德,而主要是指包含“武功征伐”在内的政治方略。     

论"礼法之治"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礼法之治是中国封建正统治国方略,强调礼与法结合治理国家,其中礼占主导地位,法作为必要的补充二者结合达到治理的目的.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一治国理念是新时期吸取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特色提出的,在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略.深入挖掘礼法之治的内涵并把握其实质,可以使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战略内容更加完善与充实.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念,既符合现代法治社会建设的需求又可获得人民大众的接受,既凝聚了历史的智慧又凸显了新时代的要求.     

先秦"德"义原始--兼论"乐教"成为"德教"之可能

甲骨文“德”字之象形取意与“中国”帝王垄断正历法、方位等天学宗教事务有关。由天学事象衍生出了“德伐”、“正德”、“经德”、“明德”等名词称谓,此种意义上的“德”观念,三代一以贯之。西周时的礼乐制度建设又赋予了“德”字新的人文内涵,就其具体而言,意味着不同等级的贵族所获得的官爵俸禄、配享之礼乐及其所应承担的政治义务;而就其抽象性而言,则意味着亲亲、尊尊、尚贤之类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情感,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德”的精神支撑。凝聚了“德”之二义的西周仪式礼乐,既具有德政的性质,又具有德教的性质。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国际法价值

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中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完整、全面、系统的体系,包括国内法治及涉外法治两个部分,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国内法治的思想具有基础性价值,而涉外法治的思想则涉及到我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同等重要。在各国命运休戚与共的当今世界,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为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治理提出了中国主张。这些主张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认同,是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在新时代的最新发展,为国际法的发展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程序的法治价值——读《程序与法治》

通过法定程序推进法治建设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与精神。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全面研究程序与法治的关系和基本规律，澄清我国实体法治与程序法治的路径争议。《程序与法治》一书可谓适时而作，多视角地论证了程序正义和正当程序的法治意义，旨在促进我国程序法治的改革完善，加速我国法治建设进程。     

论感恩之德与感恩教育

感恩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行为规范,是任何时代、任何文化中都备受褒扬的美德。为了继承优良传统,培养青年学子的感恩美德,加强感恩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为此,要认识感恩教育的复杂性,坚持感恩教育的科学性,提高感恩教育的实效性。     

儒家为政之德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思想中包含有丰富的为政之德内容。首先是确立为政之德的价值观,包括其价值目标、价值原则等。其次是确立为政之德的主要规范,包括正己、廉洁、公平、俭约、恤民等。儒家为政之德建设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为政主体的“正心”与“治身”,修养为政之德;二是通过对官员选拔和考核,促使为政之德能有效地付诸为政实践。     

国家之德在认同之道——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道德解释的意义

当代中国价值观的道德意义关涉现代性认同难题,指向国家、社会和公民三方面的价值认同。不论是在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的意义上,还是在面向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中国阐释和中国发展的意义上,我们都必须以中国现代性为根本,来理解中国价值观的德之功能。历史地看,中国语境中的国家之德的根本诉求,在于确立一种从"家国天下"到"文化共同体"的情感的认同,以及从"直接的现实性"到"具体的现实性"的精神的认同。国家之德,在认同之道,在推进一种认同中的伦理觉醒。这是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道德解释的核心,它落脚于公民的认同,呈现为总体化认同,指向伦理的觉醒,瞄准现代性价值认同难题之求解。尊重他者,包容差异,承认多元,是通向文化的、民族的、总体化的价值认同及其历史性重构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