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个性 发展自我——论中国近代“群己之辩”

“群己之辩”在中国哲学史上源远流长，古代哲学家以“群体重于个人”作出解答，近代哲学家们在此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要求“尊重个性，发展自我”，并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而这些新特点的产生又有它深厚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根源。     

尊重个性 发展自我——论中国近代“群己之辩”

“群己之辩”在中国哲学史上源远流长，古代哲学家以“群体重于个人”作出解答，近代哲学家们在此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要求“尊重个性，发展自我”，并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而这些新特点的产生又有它深厚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根源。     

个体与社会--论魏晋玄学“群己之辨”

魏晋玄学的三大理论主题即：有无之辨、情理之辨和群己之辨,三者具有紧密的联系。有无之辩落实到人生层面,就是关乎自然与名教的情理之辩,而自然和名教之辩背后所蕴含的即是人的主题。个体重自然,社会尚名教,从名教与自然之辨,必然引申到群己之辨。在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导致自然与名教发生严重的分离,同时,这种分离也明显地体现了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道德、个体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如何去调整或者把握自然与名教、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达到彼此的统一,成为玄学的重要理论课题。     

试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整体主义及其在近代的变革

整体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倾向 ,也是传统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它一方面根植于传统的社会结构 ,另一方面又是理论上自觉建构的产物。整体主义建立在人类群体与个体既分裂而又寻求统一的历史事实基础上 ,同时它还与人类对意义的追求或要求超越的愿望有关。因此整体主义不仅以前近代社会“人的依赖关系”为根基 ,而且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对整体主义的批判和反省是很不彻底的。     

从整体主义到群己协调:中国传统群己观的近代转型

群己关系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关注的重要问题。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群己观历史上呈现出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近代,在明清时期“公—私”观念转型和近代“意义危机”的内外因共同作用下,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逐步发动了由“己”到“群”,从自我认识到群体认识的思想转型,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和走向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论自我尊重是“尊重的教育”的心理基础

自我尊重是“尊重的教育”的心理基础问题 ,自我尊重需要是人类需要的核心 ,是人抗衡文化带来焦虑压力的“缓冲器” ,更是人生命价值的最高形式。在形成过程中 ,它受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信仰保持制约 ,尤其受“尊重的教育”实施效果的影响 ;在发展过程中 ,它又表现出强烈的、持久的与富有弹性的对行为的调节作用 ,是人心理机能的具体化 ,生命价值的社会化的必然结果 ,更是“尊重的教育”的心理基础     

中国近代心学被定格为“形而中学”之理路

近代以降,王学再度复兴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中,其意志主义倾向严重损毁了心学传统的理性向度。在西学强势的持续冲击下,现代新儒家之主流力图以会通中西的方式重建心学传统的形上学体系。徐复观从中西哲学之不同路径出发．以“形而中者谓之心”的命题消解了心学传统近代衍化中的本体论致思方向。     

论濠梁“鱼乐”之辩

庄子濠梁言"鱼之乐"乃是一种价值判断,而惠子"安知鱼之乐"之问属于事实认知。惠子首先将二者混淆,继而引发庄惠答问中暗含着几乎是如环无端的无解的悖论。庄子意欲跳出循环往复而毫无答案的论辩,戏解"汝安知鱼乐"为"你在哪里知道鱼乐",进而言说"我知之濠上也",这实际上是隐晦地向眷恋庙堂、执着功名的惠施暗示,为统治者卖命,助纣为虐,醉心外物的角逐,是不可能真切理解、也不可能找到幸福。依据这样的思路,我们认为,庄子"鱼乐"论作为一个隐喻,是要向世人揭明:(1)自由是最可宝贵的,(2)快乐不需要太多的理由,(3)人类最为理想的生存方式或存在状态乃是"与天和"的"天乐"之境。     

“理欲之辩”的近代价值嬗变——以康有为“理欲观”为中心的考察

康有为提出“天欲人理”说对宋儒“天理人欲”说给予反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理欲之辩”做出新的诠释表征了近代价值观的变革。康有为对欲望的肯定是建立在价值观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双层基础之上的：一方面,从价值观变革来看,针对宋明儒学过度压制人的感性欲望,康有为高度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其近代启蒙意义不能抹杀;另一方面,从现实生活来说,近代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进步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提供了可能性。康有为对欲望的无限追求有其局限性,人的欲望无限膨胀会破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导致彼此间的紧张和冲突,而化解这种紧张并非靠康氏的“仁”之德性所能解决。     

“各得其宜”与“群居和一”——荀子“群己之辨”的价值意蕴

"群己之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价值观之辨,它内在地关涉到群体与个体利益的关系。在比较孔孟荀的群己观时,我们可以看出:三者共同指向了群体价值认同,其中,荀子对群体价值表述得最为充分与明确,同时凸显了对个体生命的关切对以及生存价值的重视。     

“好辩”为何不得已？——论儒学的群己困境与话语策略

作为儒学的代表作者,孟子在具体的政治论辩中每每出现违背常情的极端化逻辑。“国君进贤”片段呈现出语义表达与语义所指之间的冲突,就是这种逻辑的具体表现。这种不合情理的逻辑是一种话语策略,可让其思想争取更多的受众。孟子自谓不得已,折射出儒学或中庸之道在面临思想竞争中难以避免的群己困境：慎言而沉默,抑或“好辩”而鸣世？从理论上看,儒学的群己观相对独立于心性观,群己观在汲取心性之本的同时,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在喧嚣时代里,这一极化的话语策略对于当代儒学乃至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统一标准”与“个性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教育体制、教学大纲、教育管理全国划一,形成了共性至上的群体性原则,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改革的深入,培养完整的、和谐的、个性充分发展的人逐渐成为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为此,我们应该认识到"统一标准"对人才培养的制约;认识到社会发展不需要"统一"或"标准"型人才。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个具有独特个性的学生,教育应促使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得到发展;社会应该建立不拘一格的人才标准。     

从“上帝之声”到“自我指涉”内心之语——浅谈20世纪90年代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叙事模式及缺憾

中国独立纪录片作者在拍片之初呈现出一种游离于体制边缘的激进姿态,并借鉴＂真实电影＂或＂直接电影＂的叙事模式来对抗主流专题片中权威的＂上帝之声＂。然而,独立纪录片作者＂主体性＂的缺失以及过度依赖拍摄客体的＂言说＂却让中国独立纪录片面临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缺憾。经过自我反省的中国独立纪录片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表现出对＂回到自身＂的渴望以及对＂个人化的写作、自由的表现＂的诉求。中国独立纪录片呈现出多样化、多声部的发展态势。中国纪录片的声音也由＂上帝之声＂演变为一种＂自我指涉＂的内心独白。     

老子、老子之道与道教的发展──兼论“老子化胡说”的文化意义

老子道家以其对宇宙人生的独特思考和富有魅力的人生哲学而得以绵延不绝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效法自然以实现人生超越的思想是道教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基础及最根本的指导思想．事实上，魏晋玄学以后，道家之学主要地就是通过道教而得以延续并发展的。道教利用并神化老子和老子之道，其渲染的“老子化胡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教与佛教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对道教发展的影响，也表现出了中外文化交流中传统文化的一种心态，它的最早提出，具有将外来佛教纳入华夏文化系统之中的意义，这与华夏民族历史地形成的自我中心论和大一统观及其在文化观上的表现——华夏文化正统论有关。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协商”与“选举”之辩——兼评“协商民主优先论”

在协商民主研究热中,众多学者提出并论证了协商民主优先论,这种以中国非竞争性集权体制、多元化的利益关系,传统文化土壤为由,而倡导的避开选举民主而优先走上协商民主发展之路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协商民主优先论既曲解了协商民主本身的观念,也背离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之间的内在逻辑。作为代议制核心架构的选举民主是现代政治民主的标志,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没有选举民主及其所维护的代议制,协商民主会因为缺乏公民平等政治权利的保障而丧失有效运行的制度空间;而没有选举与投票环节,协商民主将议而难决。选举民主是一条无法绕行的必经之路,只有同时推动选举民主,其他民主形式才可能发展。     

论中国绿色发展之“道”——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

绿色发展之道包括形而上的哲学理论之道、战略对策以及实施路径的实践之道。自然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物质及能量不断交换、无限循环的生态系统,人的生命有机体也是一个物质及能量不断交换、循环的系统,自然和人的生命有机体的存在都要求其内部各要素状态良好、要素之间良性循环,从而实现系统整体的生态平衡。这是二者共同构成的生命共同体生存发展的自然之道。经济发展也是一个社会与自然交换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过程,它基于自然又最终回到自然,经济发展必须遵循自然之道。绿色发展就是要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相协调。要实现绿色发展从理念到现实的转化,必须在严格生态执法、普及绿色意识、落实领导主体责任以及强化经济手段四个方面着力。     

从“孔颜之乐”看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

道德品质及其行为应配享幸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与人的内心和谐,这是每一种伦理文化自我道德完善的实践目标及伦理信念。无论对于渴望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平等的西方伦理文化传统,还是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既有相互联系的普遍伦理诉求,也有其自身独有的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在中国先秦时期,与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幸福论不同,儒家的“孔颜之乐”内在地包含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怡然自乐的幸福,但它们同样作为先秦伦理文化德性幸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正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的整体建构,演进到宋明理学正统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德福之辩,发展到现代境遇中儒释道伦理文化融合的必要与可能,“孔颜之乐”不仅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也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