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唧唧复唧唧”正解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唧唧”是象声词,但它象什么声,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大约有三种:1.叹息声,2.织布声,3.促织鸣叫声。因为不少文章倾向于否定第1种说法,影响到1979年新版的《辞海》,把释义由旧版的“叹息声”改为“织机声”。笔者以为“叹息声”一说未可轻易否定。     

《木兰诗》“唧唧”释义

南北朝时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开篇第一句“唧唧复唧唧”,其中“唧唧”是象声词并无异议,但究竟象何声,见仁见智其说不一。当代注本主要有两种解释:多数注本认为“唧唧”是“叹息声”,中学语文课本则注为“织(布)机声”。余冠英先生选注的《乐府诗选》、《汉魏六朝诗选》;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挂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季镇淮等人选注的《历代诗歌选》;林庚、冯沅君主编的     

春雨依依说鸟情

鸟之为物,逗人喜爱,咏鸟之章,绵绵不绝。睢鸠关关,唱出男女恋情,灵鹊喳喳,叫出吉祥如意;鸾凤和鸣,表达伉俪缠绵;鹤栖松枝,象征耄耋长寿。自古以来,人类从鸟的身上找出了许多美好的比喻,至于“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句,则描绘出了生动明丽的色彩。     

从《琵琶记》“三不从”关目的设置看蔡伯喈形象的创造

长期以来, 在 《琵琶记》 研究中, 蔡伯喈一直是一个最具争议的人物。但争议之所以引起, 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看, 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作者高则诚对原有故事的人物原型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是试图透过作者与读者相互关系的角度, 从作品改造的核心部分——— “三不从” 关目入手, 来分析和开掘 《琵琶记》 中蔡伯喈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     

鲁迅小说散文中的色彩点染和声音描摹

鲁迅曾经提出文学作品必须具备“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这跟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所说的“情文”、“声文”、“形文”是一脉相承的。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色彩美可以使人赏心悦目,声音美则可以动听入耳。文学作品正是凭借色彩点染和声音描摹采加强表达效果,增强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的,本文从这两个艺术视角来谈谈鲁迅小说散文的审美意义。色彩点染 如绘如画鲁迅“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赞语。我们读鲁迅小说散文,常     

“范雎”称名考辨

战国后期,秦昭王时的宰相,被封为应侯的范子的名字,史学著作和史论文章或作“范睢”或作“范雎”,孰是孰非,需认真辨别。 2005年6月21日《光明日报》黄朴民先生的史学评论《白起范睢生死劫》,正文连同题目出现的二十个“范睢(雎)”,十八个写作“范睢(sui)”,两个写作“范雎(ju)”。相关的史学著作和辞书中,就更歧异迭出。 那么“睢”和“雎”究竟哪种写法正确呢?我们说尽管目前通行的历史著作、相关辞书多作“范睢”,但其写法却是错误的,“雎”字才是正确的,理由如下。 首先,作为人名用字“雎”与“且”古籍中互为异文,《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范ju”一名凡五见,一律作“且”,如：“范且穷弓而弓折。”“范且、虞庆之言皆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韩非子·难三》有“范雎折胁于魏”句,可证此“范且”就是《战国策》和《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的“范睢(雎)”。     

《文心雕龙》构筑的自然美理论

一般的美学史都认为,比较系统的关于自然美的理论,是在十八世纪后由西方的美学大师们构筑起来的,而笔者认为:在中国,这种理论的构筑,其实要比西方早得多,而最系统的自然美理论的架构是由南朝的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所构建的.《文心雕龙·原道》的本意是讲“文德”的,这个“文德”,《文心雕龙·情采》中说得很明白:“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言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形文、声文和情文,都是自然形成的.有了龙凤,自然有鳞羽的文彩;有了泉石,自然相激成韵.在《文心雕龙》中,天地万物所具有的颜色、形体、声音,都称之为“道之文”,而反映思想教化的情文(人文)也称之为“道之文”,它们是属于一体的.而“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原道》)那么,“形文”,“声文”自然也“肇自太极”了.这实际上涉及了自然美的本源,即认为自然美源于“道”的观点.刘勰对自然美本源的认识,尽管比古希腊的柏拉图和公元三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普洛丁所坚持认为的自然美是由于“分有”了一种来自神明的理式的主张晚了许多年代,但比起主张“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黑格尔来,却又早了1300多年.而且两者的观点,又是“何其相似乃尔”,这在比较美学上,也应该是很值得研究的吧!     

“关关”新解

《诗经》《关睢》开篇首句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句中的“关关”,传统的看法都认为是“水鸟的鸣叫声”,象朱熹释作“雌雄相应之和声也”(见《诗经集传》),余寇英先生释作“雎鸠鸣声”(见《诗经选》),高亨先生释作“鸟鸣声”(见《诗经今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我以为以上说法似有不妥。     

年轻干部加强修养要做到“五慎”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任务……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注意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其言谆谆,其情切切,其意深深。听其言。察其情,知其意,笔作为一名年轻干部便愈加感到身上担子的重大,便愈加感到加强自身修养的必要。那如何加强自身的修养呢?笔认为,应从“慎”字开始,做到“五慎”：慎初、慎独、慎微、慎欲、慎言。     

文学起源新论

对文学起源于生产劳动的传统观点需重新认识。本文认为劳动与文学都源于人类生存发展之需要 ,二者虽有先后关系却无从属关系。与文学密切相关的语言源于交际需要 ,文学则是在此需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更高级的交际工具 ;做为文学最早形式的诗歌 ,其“摹声又拟形”、反复嗟咏之特征 ,也与人类生存需要有密切联系     

文学自觉与诗赋的消长

汉赋对“丽”的追求是文学自觉之先声。晋人倡情与丽结合，掀起文坛新潮。士族社会“及时行乐”之情与汉赋的娱乐功能相拍合，使南朝文学走向轻艳靡丽。于是汉赋积淀下来的审美经验在士族社会精神气候下长足发展，并影响诸文体，是为“赋化”。而“诗化”则体现在“意象化”上，从外在的穷形毕貌走向内在的情景交融。正是文学的自觉促成了文体分工与诗赋之消长。     

论晚明清初小说理论中的“情”

“情”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之一。公孙尼子《乐记》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这是最早以“情”解释文艺的本原的说法,《诗大序》表述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又是文艺批评的尺度之一: “丽靡过美,则于情相悖。”(挚虞《文章流别论》)“情”也用来概括文学的基本内容,《文心雕龙》“情采”篇就以“情”指内容,“采”指形式。由“情”,还生发出“情性”、“情志”、“情兴”,“情致”、“情趣”、“情境”等一系列概念。     

论意境

(一)什么是意境?意境,是文学作品通过形象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由此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和情调。从主观上讲,所谓“意”,即作者的思想感情,属于主观感受,但它不仅仅是一己之“情”(指感情),而且又是社会之情。从客观上讲,所谓“境”,即所描写的事物,属于客观对象,“境”不仅仅是单纯之物,同时又是自然之形融合于“情”并与“神”相统一的典型化之“形”。这种由感情而理性,由个别而普     

梦,又从心底升起

幼小的孩子稚嫩的心灵不宜承受过多的挫折。我女儿在去年下学期由兴致勃勃地到舞蹈班学跳舞至退出琵琶班,其中的甘苦,令我忆之心寒。 当初女儿学舞蹈时,兴趣非常浓厚,学得也很认真。无奈起步较晚,舞姿稍显稚拙,则常常坐“冷板凳”。由于无舞可跳,女儿鼓起勇气找老帅加入了琵琶班。 一次,我和她爸爸去看女儿学琵琶。远远就听到琵琶声     

论新时期三代作家的文化选择——巴金、李晓;茹志鹃、王安忆;杨沫、老鬼 父(母)、子(女)创作的互参观照

1978年底,74岁高龄的巴金老人总结了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开始了长达五卷的《随想录》写作。这是他在中国文坛反封建的声音沉默了半个多世纪后的再次大爆发。老作家回顾了极左政治下,老舍、冯雪峰、赵丹、丰子恺及爱人萧珊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惨遭迫害的悲剧。在这些怀念和哀悼文章中,巴金的痛悔之情不能自己。他认为像老舍这样从“五四”过来的民族文化精英,因追求人格的独立和完善不愿趋炎附势,结果不幸成为极左政治下的最早牺牲品。而巴金自己却在“造神”声中一度失去了理智的判断、丧失了健全的人格,为此他感到深深的愧疚:“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     

两千年前女奴诗——浅谈《诗经·周南·葛覃》

《葛覃》是《诗经·国风》中的第二篇,原诗和译诗如下:葛之覃兮, 葛藤儿长得长啊,施于中谷, 蔓延到了谷中央,维叶萎萎。叶儿茂盛青苍苍。黄鸟于飞, 黄雀飞来又飞往,集于灌木, 飞来歇在灌木上,其鸣喈喈。吱吱啾啾在欢唱。葛之革兮, 葛藤儿长得长啊,施于中谷, 蔓延到了谷中央,维叶莫莫。叶儿茂盛绿汪汪。是刈是(?), 割它呀,煮它呀,为絺为绤, 织粗布,织细布,服之无斁。穿了起来不厌恶。言告师氏, 告诉我们的阿妈,言告言归。告诉她我要归家。薄污我私, 赶快洗我的内衣,薄瀚我衣, 赶快洗我的外衣,害瀚害否? 哪件不洗哪件洗?归宁父母。好穿起看望爹妈。这首诗,旧说是某个“后妃”作的。《诗序》说,这个“后妃”,“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瀚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是否歌咏的     

系统方法对文艺研究的适用性剖析

以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为代表的现代系统方法或系统科学方法“移植”、引进文学研究领域之初,遭到怀疑、反对。在“方法热”中,一时成为带头的新学科方法,鼓噪之声盈耳。甚至被称述为“在人类思维方式上实现一次带根本性的革命”,“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将导向“诗与数学的统一”的“人类文明极地”。随着“方法年”的过去和大气候的变化,“系统热”冷却下来,转入反思和内省。夸大不实之词少了,鼓噪之声弱了;与此同时,另一种切切私议又抬头:本属旁门外道,来去匆匆势所必然,早就给算了命的。系统科学方法在文学批评研究中的适用性和生命力究竟如何?有必要根据近几年来的实践,进行实事求是的研讨。     

论秦观词中的情感体验

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蔡伯世曰:‘子野词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词。情词相称者,少游一人而已。’”《四库全书提要》评论淮海词:“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流传虽少,要为倚声家一作手。”或说“情词相称”,或说“情韵兼胜”,都肯定了秦观词的情,而且把他的词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究竟如何评价秦观所抒发的情感呢?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秦观词中的情感体验及其表现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正确评价其审美价值。一、审美主体的悲伤情感的特征 《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诗缘情”的观点。我国     

船山诗论的读者意识现代观

船山诗论中的“读者各以其情自得说”是其诗歌理论中最具现代色彩的理论部分。其中对读者的主体地位的认识,对“自得”之情的动态考量以及“入”、“出”自由的辩证分析,不仅使中国传统诗学在明清时期就已具备了现代意义的思想,而且对今天的诗歌创作与接受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儒情与道情

作者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的情理论进行了分析与比较。首先,先秦儒家提出了善情、恶情、美情,道家则提出了真情说。其次,儒家在对待情感的态度上表现出由节情、禁情到灭情的变化;道家则由“无情”发展到“安情”、“任情”。再次,儒家诸子对性与情范畴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而道家则大多强调性情如一,不可分离。最后,从道情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儒家和道家视道出于情而又高于情,表现出其道德形上学既内在又超越的特点,道家之道是统摄天、地、人之大道、至道,道家之情也是大情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