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贫困缓解：作用机理与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并逐步向农村地区及贫困人口渗透的背景下,综合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贫困缓解效应,对于构建和完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线性加权法对2010-2019年中国30个样本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测度,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及效应,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以稳步提高,但省份之间的差距却逐步扩大;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以贫困发生率为表征的农村贫困缓解,随着数字发展水平的提升,减贫效应呈现出微弱的先增大后逐渐缩小的倒"U"型规律;数字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具有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最强,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镇人口消费结构升级,但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全国和分区域的分析

［摘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发生率存在负相关关系，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贫困发生率下降1.58%；分区域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均呈现较高的贫困减少速度，但是各区域贫困发生率的绝对水平和减少速度存在差异，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的绝对水平最高，贫困群体的脆弱性明显，但其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的效应比中部地区强。实证检验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最强，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最弱。     

福建省县域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研究

以福建省为典型案例,综合运用BP神经网络及GIS技术手段,通过经济—社会—自然维度贫困评价体系,揭示县域尺度的贫困格局与分异规律。结果显示,多维评估综合考虑各县域社会、自然等贫困要素,评估结果更能科学地反映县域贫困特征;福建省东部贫困程度低于西部,北部高于南部,呈"大分散,小集中"的贫困空间集聚特征;山区县多为高贫困集中地,中部地区环城市群贫困带日益显现;贫困程度较高的县域主要分布在闽西南、闽东北地区,形成两个核心集聚区和一个次级集聚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瞄准贫困空间分异的扶贫开发建议,为相关部门制定精准扶贫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法(IV)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社会网络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对中部地区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最大。机制检验发现,劳动力迁移是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机制。     

西部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城乡贫困的比较

民族地区是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完成8900万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工作,精准扶贫在各地广泛实施。文章采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2011年),对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广西、贵州和湖南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城乡贫困分布状况和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在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于汉族,但城市表现出汉族贫困发生率和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在不同地区各有高低的情况。在不同年龄组中,民族地区农村16⁶0岁劳动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儿童贫困发生率和老年贫困发生率因不同地区和民族表现出了差异性。城市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是老年贫困发生率最低,城市劳动人口贫困发生率居中,城市儿童贫困发生率相对最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提高以及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城市就业都会减少城乡贫困发生的概率。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交互项影响贫困的地区异质性研究 ——基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视角

选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农村微观数据,基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角度,运用Logit模型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交互项影响贫困的地区异质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在控制个人层面和家庭层面的相关变量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均能显著负向影响农村贫困率,并且人力资本对贫困的影响程度远大于社会资本;(2)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对贫困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在东部地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具有一定的互替关系;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二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土地流转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吗？——基于CFPS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理论分析表明,土地流转引致农户生计资本禀赋的变化是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基础和引擎。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期微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土地转入对中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以及年老男性户主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土地转出则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和年轻户主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     

发展中的贫困问题研究——基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案例分析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虽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发展中贫困问题依旧十分突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发展并不意味着就能消除贫困,如何消除发展中贫困问题,这是当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又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陆路边境线最长的区域,少数民族问题与边境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这在全国既有代表性,又有典型性。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是我国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战略门户,而且还是我国贫困人口比例最高、贫困程度最深的欠发达地区。"民族问题、边境问题、贫困问题"相互交融,构成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问题。从生存贫困和发展贫困两方面深入分析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贫困问题,可为消除发展中贫困问题献计献策。     

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问题及对策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我国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时代。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是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与关键,而其内生动力,则至关重要。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曾经历了持续长期绝对贫困,贫困亚文化机制形成并在脱贫后延续作用;深度贫困脱贫地区仍普遍存在集中连片相对贫困,贫困的邻里效应机制明显且强大;深度贫困脱贫地区长期受援被照顾,受益依赖机制程度不同存在与作用。通过突出劳动导向的预防返贫政策、消解贫困亚文化的负面影响、促进激发相对贫困户健康的家庭动力等措施,可有效提升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不同模型分析流动人口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消费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贫困类型以持久性相对贫困和选择性相对贫困为主;乡-城流动人口更易陷入相对贫困,且不同贫困类型的发生率均不同程度高于城-城流动人口;部分个体家庭因素和流入地区因素均对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有显著影响,其中个体及家庭因素比流入地区因素的影响更大,且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分位点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启示在于应将流动人口扶贫工作纳入到整体社会扶贫的大格局大体系之中,并着眼于区域发展和致富的长效机制,减少相对贫困的发生。     

中国"贫困人口城市化"的趋势与对策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贫困人口主要居住于农村地区,贫困基本上是一种农村现象,城市贫困人口的比例微不足道。但随着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国在农村贫困人口迅速降低的同时,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和比例迅速增长,出现"贫困人口城市化"现象。城市贫困人口面临更多的新风险,其空间分布模式也不同于农村贫困人口,对中国而言,这是一种新型的贫困和新的挑战。在减缓贫困的战略和政策上,中国需要有新的思维。新思维的重点是通过发展和完善正规与非正规的社会保障网络,增强城市贫困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赋予贫困人口机会和权利,并促进贫困人口的参与,减少社会排斥。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减缓城镇贫困吗？

以西部民族地区为研究样本,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城镇减贫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西部民族地区公路、铁路交通运营里程及其运营密度的提升将显著降低城镇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状况。分类型看,相比铁路交通,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带来的城镇减贫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交通运营里程,交通运营密度提升引致的减贫效应更值得关注。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现阶段西部民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促进人口流动来推进城镇减贫,而其商品流动促进机制很可能会恶化地区的城镇贫困状况。为此,更好地发挥交通基础设施的城镇减贫效应需要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实际,着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外通内联与成网建设,优先发展与城镇贫困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提升普通民众的交通可获得性。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反贫困路径探析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不仅是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点和焦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多维贫困的准确测度是有效攻克贫困、实现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环节。基于秦巴山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区1325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A F指数和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深度贫困地区存在明显的交叉性与多维性贫困,致贫原因亦复杂多样。依据测算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度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深度贫困区生活条件;积极发展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提升深度贫困区人力资本水平;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健康网络,强化深度贫困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做到社保兜底;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拓宽深度贫困区农村居民收入渠道;重视深度贫困地区综合发展,有计划地推进深度贫困区乡村振兴。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城镇贫困与缓贫对策研究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中国的城镇贫困问题日趋严重。本文分析了我国当前城镇贫困的现状及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了 2 1世纪我国缓解城镇贫困的对策 ,包括收入分配政策、减少失业的就业对策和社会保障体系对策。     

城市贫困儿童:问题现状与解决对策

城市贫困问题是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城市贫困儿童的发展现状更是值得关注。笔者对城市贫困与城市贫困儿童进行了界定,并对城市贫困儿童的发展现状进行了阐述,探讨了解决城市贫困儿童问题的策略。     

国内外新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述评

国外对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在贫困定义上，已从收入贫困扩展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底层阶级、社会排斥；在贫困成因上，形成了包括个人主义、贫困文化、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多种理论解释。比较而言，国内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开端阶段，基本上局限于对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特征、形成原因和解困对策问题的探讨。国内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缺陷，并表现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环境利益的差异建构与原因阐释——区域与城乡环境利益分配的基础分析

生态环境理性是经济理性盛宴之后成长范式的转移,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在发展不均衡与分配不公平的基本国情观察下,中国的环境利益分配表现为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异的面向。环境利益地区差异是由于自然资源禀赋与环境污染的差异,并且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基础上呈现的;环境利益城乡差异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造成农村自污染与污染制度性转移的环保哲学。在这两个差异的基础上形成了环境优势者和环境弱势者,究其深层原因,则是经济贫困、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的经济社会发展维度表现。     

中国西部地区城市贫困与社会稳定问题探析

近年来，中国西部地区的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西部城市贫困人 口主要由“民政扶助对象”、城市中无固定职业和收入的外来人员及困难企业的贫困职工组 成。西部城市贫困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对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社区文化、社 会治安、社会公德等造成了一系列巨大的影响，西部大开发应关注城市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