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我国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及其对消费的影响

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按消费主体不同，生活消费又可分为家庭消费和社会消费。家庭消费是最基本的，它是社会消费的基础。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这种小型化趋势对国家的产业调整、消费引导及企业产品定位等都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着重论…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探究——基于CHARLS追踪调查数据的检验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考察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有助于扩大内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文章利用长护险制度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结合2011～2018年CHARLS追踪调查数据，从消费视角考察长护险制度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长护险有助于促进中老年消费，缓解失能风险对消费的冲击；其消费促进效应突出地体现在食品、日常生活开支等基础型消费中。长护险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因各地试点模式不同而存在差异，筹资方式多元、参保群体集中、保障水平较高、服务方式多样的长护险模式对中老年消费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此外，长护险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也存在人群和地域差异，失能家庭和低收入的中老年人群受长护险的影响更大，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地区长护险的消费促进效应也更为显著。研究指出，预防性储蓄和家庭代际支持模式的变化，是长护险影响中老年消费的重要机制。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探讨了进一步完善长护险制度顶层设计的政策思路。     

中国人口老化对消费影响的宏观研究

中国人口老化对消费影响的宏观研究于学军，周双超人的一生都要进行消费，但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未成年人、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是不同的。因此，一个社会的人口中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不同，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也是不同的。就我国...     

论市场经济下人口规模对市场需求的影响

本文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讨论了市场经济下，人口规模对市场需求的影响。认为受人口规模左右的消费群体规模，会通过市场供应弹性不同程度地影响市场需求。这种影响和由投资、生产所决定的消费品供应弹性的大小成反比。市场供应弹性的作用和中国庞大消费群体规模，要求我们对某些生活必须消费品进行合理市场计划。提出供应弹性在人口与消费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是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继续，是对原有研究的补充和发展。     

西北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定与评估——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分析了西北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确定，提出并测算了三条不同层次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结果发现，从消费支出角度测算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远远高于目前政府所执行的标准，农村居民的基本消费被严重低估。因此，在西北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确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对性和多样性。特别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政府要及时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水平。     

中国消费不足背后的人口结构因素——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出发点．使用中国1990-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最终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对最终消费有正的影响．而老年抚养比对最终消费有负的影响。我国尚处老龄化的初期，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中老年人减少消费并增加储蓄．以保证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下降．这直接造成了我国最终消费率伴随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而下降的独特现象。在使用不同的计量技术和识别方法之后，以上结果依然稳健。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看，我国低消费、高投资的经济发展特点仍将持续一段时间．这种情况在长期会逐渐反转。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实证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基于兰州市600份调查问卷和50份个案访谈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呈现出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高于储蓄、消费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并逐步向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转型、消费方式多样化、消费观日渐现代化和城市化等特征。收入状况、基本人口特征、消费制度供给、二元消费文化等是影响与制约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提升就业质量,提高收入水平、强化消费制度供给,改善消费市场环境、加强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等优化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对策。     

老龄化、退休与消费——中国存在“退休-消费之谜”吗?北大核心CSSCI

"退休-消费之谜"是指居民退休后降低消费支出的现象。本文利用中国城市居民食物消费数据分析退休对居民消费的影响。OLS和IV模型都表明我国"退休-消费之谜"的存在性,退休导致了我国城市居民食物消费下降,家庭生产作用并不能解释食物消费的下降;机关单位人员和企业人员退休政策的"双轨制"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机关单位人员退休对家庭消费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显,而企业人员退休却显著降低家庭消费。     

中国的人口变动与家庭消费问题探讨

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是生活性消费的主体。人口与消费的关系,需要通过家庭这个主要环节实现。对人口变动与家庭消费问题的探讨,已日益成为中外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1、人口变动与家庭消费的一般理论探讨 人口与家庭消费关系包括三个相互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理论系统:家庭人口系统、家庭消费系统和家庭收入系统。每个系统由若干具有特定涵义的变量组成,变量的变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

文章在跨期最优消费理论基础上,以平均消费倾向作为居民消费行为评价指标,建立分析人口老龄化与平均消费倾向关系的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因素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家庭未成年人抚养总支出对抚养数量弹性较小。研究还发现,消费习惯是近年来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人口变动与家庭消费问题探讨

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是生活性消费的主体。人口与消费的关系,需要通过家庭这个主要环节实现。对人口变动与家庭消费问题的探讨,已日益引起中外理论界的关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家计调查资料,比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按人口特征分类的各类家庭的消费特征和影响因素。同时,提出几个当前比较敏感的与人口变动相关的家庭消费问题,探讨现阶段我国人口与消费关系在家庭方面表现出来的新特点、新问题和新的发展态势。     

我国老年消费数量的人群差异研究——以2011年CHARLS全国基线调查数据为例

老年消费数量具有人群差异,仅仅将老年人口视为消费行为节俭、习惯保守、需求低下的消费人群不利于全面认识我国老年消费问题。我国老年消费数量的分人群测算研究表明:90岁(左右)是老年消费数量差异的分水岭;高低收入老人的消费差距显著小于两者的收入差距;农村老人的消费数量仅在高龄阶段与城市老人相接近;无同住老伴的老人拥有更高的人均消费;老年男女的人均消费数量差异为所有类别中最小。老年人口中超高龄、低收入、农村、无同住老伴和女性属老年弱势群体,这一群体在消费方面的弱势突出表现为超高龄阶段的消费数量较之前有大幅提高,其防止消费数量剧烈波动的能力较弱。研究指出,对超高龄的突出弱势、缓解方式以及高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应有全面认识,对老年弱势群体的扶持应采取收入导向和需求导向并举的方式。     

消费文化，面子竞争与农村的孝道衰落—以打工经济中的顾村为例

随着打工经济在中国农村的深化，大规模流动的农民也在消费文化的生活环境中逐渐习得城市市民的生活理念。而在村庄社区的生活意义系统被消费文化型塑之后，这种价值取向被灌注到村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村民在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面子竞争中不断找寻近期目标。并以在竞争中不断获取“尊严感”和“自我实现感”作为生活的动力。收入有限的村民在浓厚的消费竞争氛围中变得精于算计，并在持续进行的、强调物质利益的角避中舍弃了对于老人的责任和义务。     

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兴消费产业研究——以老龄产业为例

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表明,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种动力中对外出口会随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政府投资仅仅是出口与消费受阻时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具有波动性、滞后性特征,而基于消费需求尤其是老年消费需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老龄产业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它能够促进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所以,要从扩大消费内需入手,就必需大力发展以物质和服务消费为导向的老龄消费产业,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重要增长极。     

城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国内旅游消费的动态冲击效应

本文以我国1994~2013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采用VAR模型对国内旅游消费与城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探析城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对国内旅游消费的冲击及影响趋势.结果表明:不同年龄结构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短期内45~64岁城镇人口比重对旅游消费影响显著,而从长期趋势看,65岁及以上城镇人口比重对旅游消费影响更显著,说明随着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不仅没有拉低旅游消费,反而显著促进旅游消费增长.     

农户消费行为两阶段LES-AIDS模型分析——基于陕西省农村住户的微观实证

由于人口规模的原因,农村住户食品消费的变化对中国和世界食品市场均有较大影响。文章采用LES-AIDS模型和国家统计局陕西省农调队2005年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建立了两阶段预算需求系统估计农户总消费需求和农户9种食品项目的消费需求。研究发现,食品、衣着、燃料、住房和耐用消费品及其他均缺乏价格弹性,住房和耐用消费品及其他支出弹性大于1仍然属于奢侈品,食品和衣着消费是必需品;在食品内部消费中,价格弹性范围是-0.942～-0.362,牛肉、猪肉、家禽的支出弹性较高,粮食、蔬菜、糖的支出弹性较低,住房对农户食品消费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农户自身特征变量对农户消费模式影响显著,不同收入组农户食品消费结构有明显差异。     

国内大循环背景下流动人口消费潜力的经济效应测度

文章基于有效需求理论,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调查数据和中国省级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扩展的列昂惕夫需求驱动模型,估计2020年中国31个省份流动人口消费拉动的增加值规模,并设计基准、城镇化和市民化3种情景对“十四五”期间流动人口消费的经济影响及最优发展路径进行量化评估。结果显示,2020年流动人口消费引致的增加值达8.3万亿元（占GDP总量的8.2%）;中等收入流动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消费拉动的增加值约占60%;流动人口消费创造的增加值60%以上体现在与食品、居住消费活动相关的部门;“十四五”时期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扩大流动人口消费助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消费需求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对扩大生产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扩大中等收入流动人口规模是增强社会有效需求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突破点;“十四五”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政策实施的重点领域之一,仍是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并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     

中国人口转变与消费制度变迁

从抑制消费到刺激消费是中国消费制度的重大变革。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理论,论证了中国人口转变通过人口增长的迅速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及其带来的人口红利对消费制度变迁的影响:死亡率下降主导的初期阶段,人口转变固化了抑制消费的制度,出生率下降主导阶段,人口转变与改革开放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相叠加加剧了原有消费制度的不均衡。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出消费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下降的必然性和中国保持适度人口增长的必要。     

深入开展列建幸福家庭活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一一专访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会长王忠禹

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生活单位、生育单位和消费单位，是现代公共服务和社会政策得以落实的重要依托。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建立健全家庭发展政策，已经成为各国积极应对家庭变化对经济社会影响的重要共识和普遍行动。近日，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生协联合启动“创建幸福家庭活动”试点工作。     

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诸因素中，本文提出并论证了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条件，可持续发展在终极意义上可归结为资源的物质变换。结合中国实际，建立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树立资源的稀缺意识，包括绝对数量的短缺和三种结构性的相对短缺；人口增长意识，随着人口数量增加人均资源占有量下降的趋势；人口增长“分母加权效应”意识，即由于人们追求高生活质量而使人均资源消耗增加，人口城市化加速进行使人均资源消耗增加，人口消费结构改变使人均资源消耗增加。面对来自这三个方面形成的合力产生的“加权效应”，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消费模式，寻求同短缺资源与过剩人口矛盾加剧相适应的适度消费可持续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