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同源词初探

甲骨文语言研究有了很显著的成就,但是对甲骨文同源词的研究却很少涉及.我们根据商周的传承关系,由周秦音系推测出商代音系,在一定范围内从字形入手,结合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记载,从字形、语音、词义三个方面分析甲骨文几组同源词,说明商代同源词有一定的发展.     

《同源字典》对同源词研究之字形视角启示

传统上的同源词研究大多是立足于音近义通,笔者以《同源字典》为研究对象,就其所收录的同源词在形体上的不同表现逐类作了统计,结果显示：许多同源词在形体上有一定的关系,研究同源词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借助字形。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和事实两方面阐述了字形视角可作为同源词研究的新视角。     

说“稱”——上古汉语“稱”的字形和语义演变

本文通过考察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和战国出土文献中的"爯"和"偁",认为:两个字形在甲骨文中记录了同一个词,其本义为"以手提鱼",常用义为"在祭祀中举献物品";到了西周金文和战国出土文献中,"爯""偁"的词义进一步引申为"称呼""称赞""衡量""称量货币"等。本文同时参考东周十三部典籍中"稱"(爯、偁)的用例,根据词义发展的规律,大致梳理出三字字形的更替和"稱"(爯、偁)的语义演变脉络。这样的梳理工作,不仅对文献解读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对辞书义项的归纳原则也有一定的启示。     

甲骨文所见殷商农业文明

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字和用它刻写的甲骨卜辞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当时社会风貌的痕迹。关乎民生大计的农业生产在甲骨文和卜辞上都有其原始古朴而又生动形象的表现。这种文字与文化在甲骨上的结合,为我们探寻殷商时期的农业文明提供了新的途径。本文分析甲骨文及卜辞,参考出土文物和考古发现,主要从字形这一微观视角,印证和补充传世文献中记录的商代农业生产规模、商代农业生产工具及农业生产工艺,重现商代农业生产的场景,为我们理解、感受商代农业文明提供新的方式。     

略论甲骨文字、词、义位的关系

甲骨文字是通过造字表词和用字表词方式来记录殷商时代的汉语词汇及其义位的。甲骨文字的形、音、义的关系,从词汇语义学角度来看,就是字形与所表词和义位的关系,表现为一一对应和非一一对应关系。非一一对应关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字多义、一字表多词和义位的关系;一词多字与义位的关系;一字异形、同形字、同源字与词、义位的关系;字、词、义位对应关系涉及词的同一性问题。     

说“鬼”、“田”

甲骨文中的“ ”、“ ”被学者们释为“鬼”,“田”用来指称殷先公“上甲”。将它们与相关字形作比较,从字形学、音韵学等方面加以论证,以为“ ”字为人戴盔之形,在甲骨文中表示“鬼方”,“鬼方,,或是有戴盔习俗乏远古部族：“ ”本有敬畏之义：“田”即“ ”、“ ”上部分所从,为“盔”字源词书写形式,在“ ”、“ ”字形中有表音功能。文献中的“上甲”可能是“上微”之讹。     

汉语的同源词和构词法

汉语的同源词是指有共同语源、音义都有一定联系的词;它的产生同汉语的构词法有密切的联系。可以分为音同和音近两类。一,同音的同源词是由词义引中形成的。词义引中产生新义,近引中义属于一词多义现象,远引中义就分化为同源词。这种同源词是由词义构词法形成的同音的同源词,有的字形没有变化,有的字形有不同。二,音近同源词是由音变构词法形成的。一般来说,音变构词必须有严格的语音标准,不能随意把语音相远的词定为同源词;有人认为有所谓声韵各有不同来源的“声韵同源”词,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观点。 三,由结构构词法造出的都是复合词,复合词总是由两个语素构成的。它只存在共语素的同索词,不形成传统意义的同源词。     

汉语同源字与同源词

在汉语研究领域，“同源字”与“同源词”两个概念确切的内含和外延，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人们为同源词或同源字所下的定义，往往字、词不分，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本文认为，讨论同源词。应该从词的音与义出发，而讨论同源字，则必须从汉字的本体——字形出发；同源字与同源词尽管有时候在字形上具有重合关系，但是，却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概念，不应该混而不别。本文从汉语与汉字的关系、从汉字的构意性质、汉字的孳乳过程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汉语同源字与同源词之间的本质上的区别，从而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进一步分析了同源字与同源词的关系。     

试论商代的蚕丝业

我国的蚕丝业源远流长，商代把蚕丝业的发展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本文从文献、甲骨文、考古资料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商代蚕丝业的发展水平。     

论商代的法律制度

本文根据现存的零星文献和甲骨文卜辞，通过对商代的主要法典─—汤刑及商代法律的特点、商代刑法中的主要罪名和刑名的分析研究，全面探讨了商代的立法、法律的内容及其对后世法律的影响。     

私人叙事的兴起:武王伐纣时期的铭文创作

《利簋铭》和《天亡簋铭》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周最早的两篇铭文,《利簋铭》记载了武王伐纣事件,体现了史官叙事向私人叙事的过渡状态;《天亡簋铭》记载了灭商之后十二天武王祭祀文王和上帝、众神的事件,出现了三线索叙事,使用了抒情手段和修辞格,构建了立体叙事场,显示了明显的写作艺术追求。两篇铭文开创了西周私人写作的文化传统。     

《香山宝卷》与中国俗文学之研究

文章着重论述了从唐代"变文"到宋代"宝卷"的演化过程及"宝卷学"的前瞻性影响,并运用大量的文献史料和碑刻,阐明了传入中土的佛教观世音菩萨,是如何在中国人的信仰心理影响下,由原本产生于印度的男身菩萨,逐渐演变成在河南汝州香山寺出家的妙善三公主所修化,从而实现了观世音菩萨信仰中国化的过程.并且进一步地论证了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一部宝卷《香山宝卷》,确实如该卷中所载是北宋杭州上天竺寺普明禅师在崇宁二年(1103)撰写完成,无庸置疑.     

殷墟甲骨文词汇概述

本文在系统整理殷墟甲骨文字头的基础上,梳理出甲骨文的全部词目为3 596个,并对其普通词汇中的所有已识词词目进行了分类列举,首次较全面地揭示了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词汇面貌。     

从西周金文材料看先秦时期的战争原因

战争是西周金文中的重要内容，战争发生的原因很多，总体看来，可分为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其中又可分为夺权建国、平叛拓疆、御敌入侵等多个方面，西周早、中期战事爆发原因以夺权建国、平叛拓疆为主，御敌入侵的战事主要集中在西周晚期。经济上争夺贡赋和劳力也是发生战事的又一重要原因。     

顾炎武访碑考——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书作为清代金石学之滥觞,奠定了其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将顾炎武行迹与该书所记碑刻所在地相互参考,辅之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可初步考索出顾炎武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间在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访碑情况。囿于材料,顾炎武顺治十三年之前是否进行过专门访碑尚待考证,但康熙十八年登嵩山确为其访碑之终。顾炎武正是通过实地考察、旁搜博采才占有了第一手资料,为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文字记》成书打下了基础。     

楊廉夫名"楨""禎"二字考

楊廉夫為元末明初的著名詩人、書法家,表字廉夫,其名維楨,亦作維禎。楊廉夫之名二字混用由來已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未對“楨”“禎”二字作考證,直以“楨”字》是。本文通過對歷代目志、石刻碑誌材料、楊廉夫法真蹟與印鑒題識以及方志材料等多個方面的考察,證實楊廉夫本名應作“楊維楨”,楊氏文集中“楨”“禎”混雜的現象,並非刊刻傳抄過程中形成的訛誤,而是始自楊廉夫本人對二字的有意混用。     

石刻所见辽代宫廷服务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四

辽代官制承唐仿宋,宫廷服务系统的职官亦不例外。但由于《辽史·百官志》的疏漏,对一些辽代宫廷服务系统的职官不见记载。根据钩沉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可对辽代宫廷日常物用服务类职官、侍奉役使服务类职官、官苑畋游服务类职官以及随驾差遣服务类职官进行考证,以弥补《辽史·百官志》记载的缺漏,并有益于学者对辽代宫廷制度史的研究。     

元代伊斯兰教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传播与发展

元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得到普遍传播和发展的一个朝代，大量清真寺的修建、扩建以及遗留下来的穆斯林墓碑石说明了这一点，也可以从（伊本·白图泰游记）等历史著作中感受到这一点。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清真寺在元代建造、扩建的情况，及其清真寺内保存的碑文的探讨来看，当时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有其特．或。这些特点涉及到沿海地区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宗教制度等。     

试论山东青铜乐器铭文的诗乐批评思想

山东地区出土的周代青铜器较多,而其中青铜乐器占据了很大数量。这些青铜乐器上的铭文蕴含丰富的诗乐批评思想,充分体现了周代山东地区诗乐思想发展的较高水平。深入研究周代山东青铜乐器铭文,可以深刻认知以诗乐批评为核心的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具体发展状况以及其中所呈现的地域特色,也可进一步探究周代中央王室与各诸侯国间诗乐思想互动的具体内涵。     

周初的监国方式探析

针对西周初期监国方式问题的研究与争论,运用比较和辨析的方法,充分利用金文资料、前人成果。指出：西周初期的监国方式并不能固化存在和单一运行。周王朝利用固有的权力体系和攻伐战略实行灵活的监国方式,＂监之于内＂和＂监之于外＂是西周初期监国制度互变共存的两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