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阖闾墓在剑池之下吗？——苏州虎丘阖闾墓考

根据史籍记载和虎丘的整体格局,吴王阖闾葬在虎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关于阖闾墓在剑池之下的记载并不可靠;根据春秋时期吴越大墓的墓葬形制推断,阖闾墓不应该在剑池之下,而应该在虎丘山的顶部.     

木渎春秋吴城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20 0 0年至 2 0 0 1年 ,苏州博物馆考古队在苏州西南的木渎一带发现了一座春秋晚期的城堡遗址 ,它应当就是阖闾时伍子胥所筑的吴国都城。木渎春秋吴城遗址的发现 ,对于研究阖闾的都城位置、汉代吴郡的位置和探索战国秦汉之间吴地所发生的巨大变迁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苏州春秋晚期聚落形态看灵岩大城址

苏州西部山区分布着大量的春秋晚期遗址、遗迹,对新发现的灵岩春秋晚期大型城址的性质定位有十分重要的参照意义。运用聚落形态研究方法对灵岩大城址地理位置、周边古城址、古墓葬、古遗址进行分析,新发现的灵岩大城址应该就是春秋晚期吴国都城。     

春秋谷梁学思想探研——关于经典文本的层累性解读

春秋谷梁学基于《春秋》的原典精神,通过《春秋谷梁传》、《春秋谷梁传集解》、《春秋谷梁传注疏》层累地解读了《春秋》的政治、伦理和史学思想,具体形成了倡导民本和贤君的“王道”政治思想,以三纲和忠孝为内核,家国同构但以尊君为“天道”的伦理思想,以及以实录和褒贬惩劝为“书法”的史学思想。由于春秋谷梁学的思想忠实地传达了孔子作《春秋》的真实意旨而成为《春秋》的解人,应值得后人研究和珍视。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胡安国对《春秋》之理学化诠释——以《春秋传》所论义利之辨与上下尊卑关系为中心的讨论

胡安国自觉承接理学道统,以理学家高度重视的“义利之辨”为孔子作《春秋》的重心,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诠释.他认为,王道、天理是“上下尊卑”的根基,义利之辨是《春秋》所载违背尊尊之史事的根由,而孔子对史事所作褒贬是对义利之辨寓意的显现,深入体察孔子笔法,有益于具体地把握超越性的王道、天理.通过把《春秋》与孟子义利观、二程理欲观紧密糅合,胡安国实现了对《春秋》的理学化诠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典的理学化”与“理学的经典化”.     

《苏州明报》香烟广告研究——以广告营销策略为指向的讨论

广告是重要的宣传媒介,也是社会生活嬗变的记录者和影响者。报纸是近代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其中的广告承载了丰富的时代信息,反映了商品营销模式及市场变化。从广告营销策略的视阈看,《苏州明报》上的香烟广告,在反映当时苏州社会生活与消费风尚及其时代变迁的同时,出于推销香烟的需要,亦极力迎合顾客的消费心理,刺激其购买、消费欲望,扩大香烟的符号价值,传达超越香烟本身之文化信息,并由此呈现出一些具有时代风格和历史经验意义的广告宣传特征;而洋货和国货香烟广告,除了具有近代中国报纸广告宣传策略的共同特点外,还因双方的竞争关系而呈现出本土化运作和强化民族主义诉求的宣传策略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