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刑事庭审程序比较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更是一个走向程序的时代。重估程序的价值、注重程序制度的构建,已成为现代法治文明的一大显性表征。在“重实体、轻程序”之传统积习甚深的当代中国,也开始高度重视法律程序制度的建构,“程序正义”的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价值导向之一。通过对中美两国审判制度的比较,诠释“程序正义”的内涵和精髓。期待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能够彰显程序正义之精神。     

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结构性变革

现阶段我国属于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模式,未来应当以构建大陆法系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为目标,并着重从确立民事诉讼价值论和目的论、改革诉权制度、落实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革新证据制度四个方面进行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结构性变革。     

对刑事诉讼模式定义的比较性辨析

刑事诉讼模式作为刑事诉讼运作的中轴,由一定的刑事诉讼价值理念所决定,并由一系列诉讼基本方式体现出其控辩审三方法律关系的核心内涵.对于刑事诉讼模式的称谓及定义在学者中有着并不相同的界定,而古今几大主要诉讼模式也显现出各异的特征.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以"强职权主义"为基调,而法文化的共性和相异性决定着这一模式的基本改革走向.     

职权主义的限度:中国刑事程序改革的模式认识论反思

中国刑事程序法治化改革举步维艰,职权主义的取向难以有效改观,就其原因而言,一般认为是由传统文化和社会现状所决定,但在作者看来关键是因为在模式认识论方面存在着一些重大误区.在刑事程序中犯罪控制的效果与职权行使的自由度不是一种正比关系,必须要注意职权主义在诉讼模式中的限度.     

职权主义的限度:中国刑事程序改革的模式认识论反思

中国刑事程序法治化改革举步维艰 ,职权主义的取向难以有效改观 ,就其原因而言 ,一般认为是由传统文化和社会现状所决定 ,但在作者看来关键是因为在模式认识论方面存在着一些重大误区。在刑事程序中犯罪控制的效果与职权行使的自由度不是一种正比关系 ,必须要注意职权主义在诉讼模式中的限度     

行政诉讼中程序指挥权模式选择的探究

由于历史渊源、产生背景和价值理念上的差异,两大法系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行政诉讼程序指挥权模式:当事人进行主义和职权进行主义。前者强调行政诉讼程序公正,后者侧重于行政诉讼效率,两者存在着互补性,因而当今又出现了融合的趋势。根据我国的历史与现实,我国行政诉讼应选择当事人进行主义为主、职权进行主义为辅的程序指挥权模式,当前的任务则是尽快吸收当事人进行主义的合理内核,即"平等武装"当事人。     

试析我国的民事再审制度

我国现行的再审制度面临的是诉累的危机,启动这一程序必须要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对改变生效裁判的再审应设定严格的程序,将非常救济控制在“极端例外”的范围之内。     

刑事司法职权配置的概念解析

刑事司法职权配置是国家权力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分配体系,其理论基础是国家权力的分工和制衡。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不同于刑事诉讼结构,反映了控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履行刑事诉讼职能时,在横向和纵向上的职权关系。刑事司法职权配置的形式与结构,服务于惩罚犯罪和人权保障的刑事诉讼双重目的。刑事司法职权配置所体现的权力之间的制衡和协作,分别体现了刑事诉讼对程序正义和效率价值的追求。合理的刑事司法职权配置,有助于刑事诉讼功能的实现。     

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结合的诉讼模式——试评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应确定基本的方向。采用完全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是不可取的。职权主义诉 讼模式虽有不足,但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只有从国情出发,紧随世界各国民事审判方武改革的潮流,实行当事人主 义与职权主义相结合的诉讼模式,才能揭示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正确方向。     

从法律文化背景看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

民事诉讼模式是对民事诉讼程序、制度和诉讼运行特征所作的一种宏观上的概括,法律文化背景对一国的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和构建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和定位,不能漠视我国法律文化背景之客观存在,因此应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并以大陆法系的诉讼模式作为基本参照系的思路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价值

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以来人们重实体、轻程序,在法制建设中,程序正义未能摆到应有的位置,以至于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法律的权威,损害了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应充分认识程序正义的价值及重要性,并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提出几点建议。     

走向与前瞻：评《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2004年宪法修改以及人权保障条款的"入宪",更是成为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直接动力。然而,要制订一部垂范久远的刑事诉讼法典,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宏观问题:第一,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逻辑起点应当是超职权主义诉讼制度;第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目标定位应当是实现程序正义;第三,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路径选择应当沟通建构理性主义与经验理性主义;第四,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选择创新型制度移植的道路。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功效

刑事和解体现出了一种综合的价值取向,它既不是单纯地追求正义,也不是仅仅追求效益,而是在追求正义结果的过程中兼顾效益,以此达到保障人权的终极目的。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刑事和解价值体系。     

司法ADR之正义价值及其运行模式选择

虽然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在人类制度文明史中由来已久,但概念化的ADR方式则源于现代美国人的制度创新.通过司法ADR,美国人促进了以公正与效率为核心内容的司法正义价值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实现.ADR在民商事纠纷解决中显示出来的独到优势也使其能够在众多法治发达的国家倡行.构建我国司法ADR机制,必须立足于ADR与诉讼的价值互补关系,突破传统民事诉讼法的诉讼调解模式,建立起组织健全、权限明确、程序规范并与诉讼机制相协调的独立的司法ADR机制.     

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刑事程序理性

刑事程序理性是政治文明的测震仪,政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推动刑事程序朝着理性的至上性方向发展.科学的发展现作为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坚持人本主义关怀,贯彻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必将对以人权保障为首要价值日标,以协调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合理平衡为价值追求的刑事程序带来深远的影响.在科学发展观人本主义思想指导下,充分认识特定历史条件下,司法正义的有限性;在科学发展现协调理论的指导下,注重刑事程序的和谐发展.     

刑事错案治理中司法正义的理性回归

冤错案件阻挠了刑事审判对正义目标的实现,是司法运行中偏离正义产生的消极后果。文章通过解读司法正义的偏离与回归,揭示出囿于诉讼认识和证据裁判的局限性,实体正义的落空在任何诉讼制度下都有可能发生,而实现程序正义的障碍则可通过制度完善的方式予以消解。在现代刑事诉讼两种典型构造中,美国刑事诉讼制度因正当程序高度发达而被看作是对抗式诉讼制度之经典范式,但依然存在大量冤假错案。探求美国刑事诉讼为治理错案作出的制度努力,能为我国推进刑事司法改革提供启示。对于已然发生的错案,应依靠制度化的治理模式,通过构建完备的错案发现与纠正机制,成规模、有组织、呈体系地救济被错判者;同时,还要坚持“动态平衡”的刑事诉讼观,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均衡的理念下完善刑事诉讼制度,防范未然出现的冤假错案。     

论法院变更起诉罪名的合理性及完善措施

对法院变更起诉罪名的限制大体上分为实体限制模式和程序限制模式两种.我国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允许法院变更起诉罪名,但缺乏明确的立法规定.因此,可以结合当事人主义的诉因制度和职权主义的告知-防御程序,对我国法院变更起诉罪名进行相应地完善,以确保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刑事速裁程序的检视与完善——以诉讼价值平衡论为视角

刑事速裁程序的司法适用初步构建起认罪认罚制度下诉讼程序新体系,即繁简分流的梯度程序体系,然而其对于效率目标的实现却被正义和秩序要求所限制.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新样态,理应在刑事诉讼价值框架中发展和完善.在对速裁程序存在问题和刑事诉讼价值理论学说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将速裁程序置于诉讼价值平衡论下对相关缺憾进行价值问题转化.以刑事诉讼程序价值动态平衡为前提,整体深入探究诉讼活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关系,从结果层面确认实体正义超越程序正义之理论和实践可能性,并依此探究速裁程序相关问题解决路径.     

审查逮捕司法化改革的模式定位

域外羁押审查可以概分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模式。职权主义模式将是否羁押视为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项,当事人主义模式则是法院被动听审。我国审查逮捕立法与听证化改革均未赋予检察机关依职权主动调查证据的权限,导致无论是历次修法还是当前的听证化改革,都因缺乏对模式的准确定位而陷入纯技术性的调整。我国的审查逮捕司法化改革,应当首先探讨模式定位问题,在回归职权主义本来内涵的前提下,赋予检察机关广泛的调查权,并最终建立程序密度高低有致的差序审查格局,而不应当将改革重点放在对有限案件如何进行对审审理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