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汇率传递效应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和OLS回归分析方法,基于美国QE1月度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展示了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下的汇率传递效应,并估算了量化宽松政策同国内物价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期内,国内物价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小,汇率传递效应大幅降低。在政策层面,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能够大幅度隔绝汇率冲击。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

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产出及物价水平有一定的冲击,但相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该冲击并不显著;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发生作用,说明中国的经济对贸易依存度仍然较高。因此,要使中国的货币政策独立于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转换经济的增长点,将扩大内需作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工作重点。     

美国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后果

近期,为应对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和价格水平走低,美联储开始不断释放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信号.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会通过多个渠道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和扩大出口,但也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产生诸多负面冲击,其中美元贬值和其他主要货币升值正引发各国竞相贬值的汇率战甚至贸易保护加剧,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后果十分严重.其对我国的负面冲击尤其巨大,需要统筹考虑,妥善应对.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为研究美国4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首先定性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4种渠道;然后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考察每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4种渠道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显著性和差异性;最后得出,在短期内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国本土经济的预期拉动作用使我国贸易收支情况得到改善,在长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出口的抑制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促进导致了我国贸易收支的恶化。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为了应对经济紧缩,继续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会给全球经济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美元贬值抑制中国出口,同时形成输入性通货膨胀,给中国持续的物价上涨雪上加霜;大量套利的短期资本进入给中国资本市场甚至实体经济带来冲击。因而,在阻击热钱大量涌入的同时,实施金融创新,对流入的热钱应积极引导。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影响意义深刻,在对危机后经济复苏政策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尤为突出。文章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产生背景着手,分析美国采取该项政策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的通货膨胀、资本流动、汇率、外汇储备和出口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2010年代美日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比较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日本、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同时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取得一定效果。虽然,三大经济体都是在基准利率接近零利率的条件下,采取购买国债、企业债券等公开市场操作,但在融资方式、融资工具、政策影响程度、资产负债表变化、政策期限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可为中国宏观调控提供有益的启示。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因素”、美元汇率战略及其对华国际溢出效应分析

美国政府以Paul Krugman教授反传统的“世界经济调节理论”为指导,持续通过巨额“量化宽松”政策推行美元战略性贬值,其最终目标就是维护美国在国际经济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提升国际重要资源价格以及诱发全球流动性泛滥等途径从战略上打压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以及其他美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对手.为此,中国应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加快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以及积极稳妥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分析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影响的逐渐深化,美国采取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稳定和刺激经济,此种非常规货币政策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将产生不利影响。针对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从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启动入手,通过分析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其传导机制,在分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对策,以期为中国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能源价格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与溢出效应

基于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研究了供给、需求、货币政策、能源随机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与能源价格的特征影响,考察了能源价格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实证表明,产出、通货膨胀波动的主要因素来自供给、需求层面的结构冲击,能源价格冲击的影响相对有限.均值波动溢出效应模型的分析进一步表明,在均值层面上的能源价格与产出、通货膨胀的溢出关系较为松散,但在波动层面上则表现出显著的双向溢出效应,说明能源价格更容易引起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     

零利率下限视角下宽松货币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零利率下限存在的假设,当经济下行期时各国政府出台纷纷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如采取美国的量化宽松措施,以期刺激经济。同时基于零利率下限存在的条件,作为宽松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的前瞻指引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期提高货币政策效率。当零利率下限不存在时假设它是存在的,或者存在时假设它不存在,就不能正确描述期限结构模型,据此得到的利率期限结构发展趋势是不合理的,这将会导致政府监管政策和企业风险管理决策失误。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政策效果与潜在风险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够缓解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但是如果此项政策运用不恰当,则会带来一些风险。从分析量化宽松政策的相关理论基础入手;结合美国和日本的情况分析量化宽松政策效果:短期内稳定金融体系、降低利率刺激投资、抑制通货紧缩、提升经济景气预期,但这些效果能否很好发挥受到资金能否流向实体经济、货币向境外漏出情况和实体经济能否如期复苏等条件制约;分析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带来的风险: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汇率贬值和资产价格波动等;进而以得出结论和启示。     

知识溢出的经济效应研究

为了研究知识溢出的经济效应,通过综述知识溢出理论的研究,将知识溢出的人力资本流动纳入内生增长理论中,认为若人力资本(或创新部门)集聚到一个区域时,产品的种类将以最快的速度增长;而当人力资本(或创新部门)完全分散时,产品种类的增长速度将降低到最低,知识传播的距离递减效应将减缓创新的步伐。知识溢出对经济发展将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方面,获得溢出效应的企业可以减少创新成本,提高技术开发能力,从而加快知识的扩散,使企业为市场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增加社会财富;另一方面,由公共知识的“搭便车”行为所造成的企业恶性竞争又必然导致产业内知识积累的停滞。因此,需要相关的政策来调整。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 981 - 2 0 0 0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和外国直接投资数据 ,对几种相对显著的溢出效应进行计量分析 ,结果表明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向经济效应和溢出效应是明显的 ,应继续实行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 ,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

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采用64家金融机构的高频数据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并构建TVP-FA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和传导渠道。研究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显著增加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且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处于高位时产生的溢出程度更大,即溢出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利率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影响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心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溢出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基于TVP-VAR模型

在“中心—外围”模式的国际货币规则安排下,尤其是在2008年内生性金融危机和外生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冲击下,中心发达国家频繁调整货币政策,必然会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基于此,通过构建TVP-VAR模型,实证检验中心发达国家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实施及退出对中国主要经济变量的溢出效应及其存在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中心发达国家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中国主要经济变量的溢出效应保持一致,但该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对中国GDP增速、中国物价的负向溢出效应在中短期更显著,而价格型紧缩货币政策的长期效应更大,存在明显的长短期异质性;同时,在疫情时期,该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GDP增速、中国物价的负向溢出强于金融危机时期,而退出货币政策的正向溢出效应相对较弱,存在明显的冲击异质性。基于此,为有效防御外部输入性风险,提出坚持我国资本账户的渐进式开放路径、高度重视并正确引导心理预期的叠加作用、创新差异化货币政策工具以应对中心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负向溢出等建议。     

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美联储于2010年11月4日宣布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这对新兴市场的流动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QE2通过国际利差、美国国债回购、跨国企业FDI等渠道迫使人民币升值,同时过剩的流动性会对我国资产价格产生较大的外部压力。特别需要指出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行业低利润现象会推高资产价格并放大人民币升值产生的不良后果。     

福建省县域经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1999-2014年福建省县域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方法对福建省县域经济空间关联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空间关联分析结果显示,福建省县域经济全局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且相关性呈不断增大趋势,局部地区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福建省县域经济存在很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效应已经成为推动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和国际协调机制研究

基于国际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理论,选用2006年11月至2017年7月的月度数据,采用TVP-VAR-SV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中国产出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动对中国产出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该溢出效应在不同滞后期和不同时点上具有较大差异,尤其当美国货币政策发生方向性变动时对中国产出增长的影响非常显著;不同时期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人民币有效汇率和中美贸易差额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均存在着较大差异,并且人民币有效汇率和中美贸易差额的变动反过来对中美利差和中国产出增长也存在着时变性影响。     

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为了从外部性角度说明目前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资在地域上存在的问题，为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向提供理论帮助，基于陕西省2009~2017年间各市相关数据，在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基础上，加入空间要素，构建生产函数和空间权重矩阵，通过自相关检验（莫兰指数）、LM检验和 Hausman检验，选取合适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溢出情况进行研究。研究认为，2009~2017年间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显著）整体为负，但依然存在正溢出的局部地区，即以西安为首的经济聚集区（西安、宝鸡、咸阳）和榆林、延安联合的陕北经济聚集区，资源过于集中和两个高地之间缺乏互联互通是整体呈现负溢出的重要原因。在地域分配的量和质上应充分考虑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在西安，在两个经济高地之间打通一条经济要道，并重点扶持相对落后又有发展前景的城市可促使陕西经济发展由总体集聚向总体扩散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