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藏区老年协会自主性发展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相关考察

现代社会的变迁和老年服务需求,诱致催生了老年协会,政府的选择性管理为其提供了发展空间。云南藏区老年协会的自主性发展在促进藏区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发挥了服务、凝聚、桥梁、创新、调适的积极作用。云南藏区老年协会发展的实践表明,老年协会既是养老服务多元供给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又在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应予积极扶持,促其发展。     

西部开发与四川藏区教育培养目标

四川藏区的发展迎来了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四川藏区经济尚处于较原始的粗放型农牧产业形态,与当代世界发达经济相距几个级差.但是四川藏区不能沿袭工业化老路逐级演进,而应该综合经济、生态、文化,可持续性地跨跃发展.这种发展带来的将是包括经济改革在内的整个四川藏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藏文化的变革.本文首先从四川藏区经济开发和藏文化创新入手,对四川藏区的经济发展需要、生态平衡需要、藏文化创新需要、民族整合需要、个体发展需要进行分析,并提出四川藏区教育培养目标的一般要求.     

藏区社会稳定的影响因素、评估维度与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文章通过梳理影响藏区社会稳定的诸项要素,创新发展社会治理所必须的地方性知识框架,倡导藏区社会治理以传统社区为平台,由此探索维护藏区社会稳定的治理途径。     

论清朝前期对甘青藏区的施政方略

清朝前期对甘青藏区的治理历经顺治、康熙时期的以蒙治藏到雍正、乾隆时期的蒙藏分治,由间接、松散式的管理转变为规范化、法制化的直接管理;通过变革地方行政建制,设立西宁办事大臣,实行千百户制度,规范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等等措施,使其对甘青藏区的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它是清中央对甘青藏区的统治逐步强化和深化的结果,对维护甘青藏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藏区高等教育发展取向研究

［摘要］藏区高等教育由于受所在区域的自然、社会、民族文化环境及发展程度的影响,其服务区域与对象、办学功能、人才培养目标、办学困难等都有其特殊性,发展取向自有其特定选择。从藏区高等教育的布局取向,藏区高等教育的民族性与地方性价值取向,藏区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取向,藏区高等教育的国家政策取向四个方面来看,藏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向应充分立足于藏区的自然、社会、民族文化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及特殊实际需要,充分利用藏区当地自然与文化资源,突出服务少数民族、服务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定位和办学特色,同时要依据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保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从而促进藏区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民族团结视域下云南藏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实践经验与启示

云南藏区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的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历来是藏区面临的最为复杂而敏感的问题。近年来迪庆州立足藏区实际,紧紧围绕"两个共同"的民族工作主题,不断推进民族宗教工作创新发展,创造性地开展具有"迪庆特色"的民族工作,实现了全国最好藏区的目标,树起了全国藏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一面旗帜。总结云南藏区在民族团结视域下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实践经验,对把握藏区民族宗教工作主动权,引导并建构和谐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校地合作:藏区高校特色发展探索

藏区高校,以立足藏区、依靠藏区、服务藏区作为自身办学的根本宗旨和出发点,迫切需要加强与地方的紧密联系。藏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也迫切需要高校为其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藏区高校与地方开展合作,是双方共同发展的需要。文章从藏区高校与地方合作的紧迫性、合作的内容、以及合作的路径等方面,对藏区高校校地合作进行了思考和探索,期望对藏区高校和地方的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民主改革前藏区“政教合一”制度

“政教合一”是在藏区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种集政权与教权于一体的独特的统治形式。长期以来,它对藏区社会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文章在阐述藏区“政教合一”制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对其组织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它对藏区社会的影响作用     

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及其管理

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规模庞大,寺内组织严密,学经制度完善,成为格鲁派的势力中心,在藏区有重要的影响。探索新时期藏传佛教寺院的发展模式,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维护藏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     

英籍传教士连福川眼中的青海藏区——《生锈的铰链:青海藏区的门户初开》述介简

内地会传教士连福川集其在青海藏区20余年之布道经历,著成《生锈的铰链：青海藏区的门户初开》一书,从政治、经济、社会与人文诸角度,尤以深厚的地理学涵养,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近代青海藏区的社会概貌。虽然连福川运笔不免有其偏颇之处,但重读其文字,不仅可以重新审视近代基督教在青海藏区布道之历史,增进对近代青海藏区社会的认识,亦可在对青海藏区自然与人文社会影像的认识的再认识、理解的再理解中,窥知在传教士将西方的知识和观念带到东方的过程中,因文化和族际差异产生的交流与碰撞。     

藏区的教育与现代化建设

中国的现代化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藏区的经济发展缓慢严重地影响了藏区的现代化建设。藏区的经济要腾飞 ,必须实施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的开发是指教育的进步和发展。藏区的现代教育经历 50多年的发展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 ,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藏区教育的现状、发展水平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推动藏区社会进入经济、社会、科技现代化发展等方面 ,寺院教育与现代学校教育是无法相比的。改革和调整藏区的学校教育目标 ,制定藏区教育的发展战略 ,采取结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教学措施 ,培养适应藏区经济建设发展的人才 ,把藏区的教育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宗教、文化和生态的互动关系——尕藏加对藏传佛教的诠释

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一书系统性地对藏区的宗教、文化和生态进行研究并试图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分析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角度探讨了藏传佛教对藏区文化和生态的多方面影响,注重藏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变迁,重视从宽角度、多层次审视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期望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使藏族地区摆脱经济文化滞后的局面。     

村规民约与藏区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基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田野调查

藏区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关涉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具有传统规范的村规民约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着巨大的作用,通过对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田野调查点,归纳总结了村规民约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现状、问题和特点,探寻村规民约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中应用之可能。     

东部藏区发展粗论

东部藏区,即历史上分别称为"康巴"、"安多"、"嘉绒"的藏区.由于自然、历史和社会、人文等多方面的原因,东部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大大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而且也明显落后于包括西藏在内的西部其他地区.东部藏区与西藏唇齿相依,是整个藏区和中国西部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大开发战略需把东部藏区作为一个侧重点.只有东部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了,才能带来整个藏区和西部的持久稳定和发展.①     

土司制度下藏族传统社会秩序的法律调控分析——以川、甘、青、滇地区为例

［摘要］藏区土司法律既有历史局限性、阶级压迫性,也有社会管理功能和对藏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意义。藏区土司制度对藏族习惯法的成文化以及多元一体化产生了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国家法与藏族习惯法的交流沟通;此外,土司法律对宗教的利用和吸收也是稳定辖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红军长征在藏区筹粮问题研究

红军长征在藏区重要紧迫的任务就是筹集粮食。在充分考量藏区农业生产条件、社会环境及藏民特殊储粮习惯后,红军通过理性地调整民族宗教政策,激发藏区民众,特别是上层自发支援粮食的热情,在藏区各级革命政权的帮助下,发挥长征精神寻找粮食代用品等方式来筹集粮食,为保存实力与继续北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化了党与藏区群众的联系,也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     

藏区旅游发展助推民生改善的战略思考

旅游业是藏区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在藏区旅游发展进程中,民生问题贯穿始终。发展藏区旅游业,要与民生改善相结合,以旅游富民,以旅游促藏区社会稳定。以旅游业发展推动藏区民生的改善,要从文化、生态和安全等方面着手,探索适应藏区民生实际的旅游业发展思路和机制。     

羁縻与怀柔:论明王朝对安多藏区的治理

安多藏区在明朝经营整个藏区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明王朝把安多看作是经营整个藏区的示范区和桥头堡.明王朝对藏区的治理沿袭元制,并有所突破和创新:治理安多藏区的原则是羁縻与怀柔并举,主要措施有“土流参治”、“僧官制度”及官办“茶马互市”等.总体而言,明王朝对安多藏区的治理是成功的,值得肯定.     

全球化与藏区教育发展

全球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 ,而是全方位的。文化创新不容迟缓。教育全球化趋势正日益凸见。藏区社会生活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影响。因此 ,藏区应借助全球化趋势创造的有利机遇 ,推动教育早日实现现代化。本文认为 ,藏区教育现代化应首先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 ,须充分利用各种国际教育资源 ,尽快推进网络教育建设。     

传承与创新：民族地区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路径

文章以甘肃藏区传统基层组织"盖布甘苏木"为例,考察了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传统协商民主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分析了其在新形势下发挥社会治理功能的积极性和局限性,指出在民族地区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要从发展现代民主的视角出发,以法理依据为根本,以合作、互利、共赢为社会治理目标,合理汲取民族传统协商民主的积极要素,在传承中积极创新,建设符合民族地区时代发展需要的基层协商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