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与二孩家庭生育模式百年模拟与选择

不少人对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可能造成家庭负担过重忧心忡忡。通过独生子女家庭和“二孩加间隔”家庭未来百年发展变化模拟评价后认为：如果生育模式选择得当,独生子女家庭“四、二、二” 负担结构有可能基本避免,未来独生子女家庭的负担,也不会比历史上经历过的较重的负担更重。生育模式选择不当,生二个孩子,并不能保证比生一个孩子负担轻。从百年人口对资源环境和杜会经济发展的压力看,“二孩加间隔” 的政策无论如何组合和选择,所形成的人口压力都要显著大于独生子女政策,而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模式如果选择得当,它的家庭负担不见得比生育模式选择不当的二孩家庭重多少。因此,政府应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坚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同时应按最优生育模式,对生育年龄和间隔进行适当的调整。     

关于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思考——兼论“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现行城乡二元生育政策对社会与家庭全面发展存在严重不利影响 ,政策约束下的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对父母养老和新生代健康成长存在不利效应 ,其家庭发展的脆弱性已不容忽视。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十分必要。今后 1 5年采取“父母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 2个孩子”的微调方案 ,既可减少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又能缓解城乡与东西部人口发展不平衡 ;既符合社会发展“以人为本”价值取向 ,又符合公共政策“公平合理”原则 ;既满足今后一个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要求 ,又易于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接受 ;既有利于生育政策平稳过渡 ,又在操作上简便易行。     

甘肃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不同年龄、不同级别城市和乡村的适龄生育人口,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就甘肃省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的生育行为和“全面两孩”政策下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时的生育水平,单纯的“全面两孩”政策并不能有效地提高甘肃省的人口生育水平,且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年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应调整当前我国实施的人口控制政策,同时针对甘肃省的人口年龄结构失调、男女比例失衡及后续劳动力资源紧缺等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以利于甘肃省及全国人口生育水平的提高.     

我国独生子女规模估计及其生育政策调整对未来人口控制的影响

本文对目前人们关心的有关独生子女的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调整生育政策会对我国人口发展产生那些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首先给出我国城镇人口中独生子女的规模和年龄分布估计的方法和模型,然后,利用得到的估计值对不同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进行队列模拟,通过比较得出结论.     

江苏省生育政策一元化对人口出生的影响

为估算独生子女夫妇生育2孩的影响,文章以江苏省为例,采用年龄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拆分的方法,测算了全省非农人口也和农村一样("生育政策一元化"),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单独",非农业人口现行的"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双独")对人口出生规模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全省城乡都实行"单独"生育政策后,平均每年人口出生增加最大不超过7.3万人,对江苏省的人口规模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在政策调整初期,可能出现出生堆积现象,需要各地政府进行必要的疏导;这种政策调整早一点,出生堆积就会小一点.     

北京市独生子女生育意愿调查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贯彻,加上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当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发生了哪些变化,已经成为人口学者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对北京市18个区县1206个独生子女的抽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出当代独生子女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这将对其生育意愿产生较大影响。     

21世纪吉林省独生子女生育政策探析

自 1 98 0年以来 ,吉林省独生子女数量不断增长。目前 ,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婚育年龄 ,对独生子女实行什么样的生育政策 ,是摆在广大计生干部和科研工作这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预测表明 ,吉林省现行独生子女政策是有前瞻性的 ,它兼顾了国家和个人的利益 ,充分体现了“合情合理 ,群众拥护 ,干部好做工作”的原则。二十一世纪 ,吉林省现行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符合吉林省的省情 ,不宜作大的改动     

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选择——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研究了浙江省的未来经济发展、社会抚养负担和与粮食供给能力相适应的人口总量 ;对与之相适应的生育水平及相应的生育政策进行了比较选择 ;提出在全国和浙江应实行“二步走”的人口战略 ;建议不要把生二个孩子的口子放得过大过宽 ,无特殊情况 ,最好控制在“双独”(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 )及其后代的范围内。     

全面两孩政策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文章在多方案预测21世纪我国人口变动趋势的基础上,发现2016年起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从宏观上减缓老年抚养比的影响要大于减缓老年人口系数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2100年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显现.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虽然会使我国在2030左右提前关闭“人口红利”的机会视窗,但它能减缓21世纪下半叶的总抚养比,从长期看有利于人口均衡发展.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从微观上对增强我国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更大,有利于提高“四二二”家庭结构比例,增强2040年后大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高龄时的家庭养老功能,规避与生育政策有关的独生子女不幸死亡和伤残给家庭养老带来的风险.     

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

以政策生育率为量化指标以期具体地反映我国的生育政策在地区分布、人口分布和地理分布上的多样性。本文的分析表明 ,1 3～ 1 5之间的政策生育率都在全国占主导地位 ,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处于 1 3～ 2 0之间的政策生育率地区 ,实行“1 5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从本文可以得出结论 ,在鼓励“少生”的总原则下 ,从当地的实际出发 ,全国各地的生育政策呈现出相当多样化的情况 ,把中国的生育政策笼统地归结为是一个不加区别的、全国一律的“一孩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     

"双独政策"影响下北京市人口生育水平变动分析

1　研究背景与调查方法70年代北京开始实施计划生育 ,1 979年 1 0月《北京市计划生育暂行规定》首次提出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子女 ,对终生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妇给予表扬和奖励”(以下简称“一孩政策”)。在“一孩政策”为主导的情况下 ,2 0余年来 ,北京市人口生育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作为首都、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北京市较早进入了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总和生育率自 1 974年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1 44后 ,一直呈持续下降状态 ,80年代中期为 1 4,90年代初下降到 1 3以下 ,2 0 0 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进一步下降到 0 72 ,远远低于…     

生育政策调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文章对生育政策调整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基础数据、数学模型、参数假设的问题及研究结果的争论与分歧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现有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数据在生育水平、独生子女总量、育龄妇女总量与结构等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和偏差。作者认为宏观人口模型并不适于单独二孩等生育政策调整研究,建议采用微观随机人口仿真模型解决数据质量和区间估计问题。文章进一步分析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可能存在的出生人口堆积情况,反思生育政策调整研究面临的问题、困难和解决的办法,指出今后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研究应该注意的主要问题。     

生育政策调整对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研究

为测定生育政策调整对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本文选择四种方案进行模拟分析。结果表明:2010—2080年间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将面临着劳动人口供给量大幅下降和老年抚养比快速增长两大难题;生育政策的调节方案均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两大问题的问题;其中从现在起实行"父母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两个孩子"的调节效果最佳。     

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与政策目标

普遍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涉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决定着生育政策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速度。文章围绕“谁来生”（生育主体）、“如何养”（社会经济条件）、“生多少”（生育文化）三个问题,着重分析了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结果显示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提升生育率水平的效果,其对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是即时的。文章对这一政策的可能效果与实现政策目标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认为政府工作的重点须顺应政策环境的变化,努力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而不是急于求成再次贸然改变生育政策。     

探索规律 把握特点 推动首都人口计生工作 专访北京市人口计生委主任邓行舟

“十五”期间,北京市人口计生系统加大工作力度,加速实现人口计生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两个转变”,并在宣传教育、优质服务、利益导向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与创新,进一步稳定了低生育水平,推进了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整体工作水平的提高,促进了首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国庆前夕,本刊记者对北京市人口计生委主任邓行舟进行了专访,请他从首都人口计生工作领军人的角度,谈谈如何从全局上把握北京市人口计生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推进首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生育政策调整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转变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是完善生育政策迈出的重要一步,开启了我国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事业的新时代。这项改革措施并非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而是党中央为了增进人民的福祉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兑现1980年＂公开信＂中所做的政治承诺。独生子女政策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制定的特殊生育政策,     

农村独生子女生育选择影响因素及测度研究——基于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农村独生子女调查数据,利用效用最大化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村独生子女生育选择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文章不仅考察了个体因素、经济与社会政策因素对生育选择模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从生育选择的预测概率、离散变化以及Odds Ratios等多角度对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影响大小等进行了定量测度分析。并从中推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发生变化时,可能导致的生育意愿、计划与行为的改变,探讨独生子女生育选择对中国未来人口变动趋势产生的影响和政策意义。     

现行生育政策与未来家庭结构

本文从探讨“四二一”家庭数量研究的操作性困难入手，提出了“Ｘ二”家庭的研究命题，提高了分析的操作性，并使该研究具有一般意义。本文抓住独生子女属性这一关键，以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数，对中国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条件下子女一代队列的终身独生子女比例进行了估计，进而计算了不同时期成年人口中的独生子女比例，在此基础上估计出时期城乡成年人口按独生子女属性划分的不同类型婚姻组合的期望概率，借以描述现行生育政策对未来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和未来家庭结构变化的程度。     

“人口政策调整”有利于我国长期发展

全国人民期盼已久的生育政策调整终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尘埃落定了。《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这一战略决策不仅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生育需求,更充分反映了我国人口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中国人口转变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时间。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     

湖北省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情况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是适应人口形势发展变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它有利于减缓人口老龄化步伐,有利于缓解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有利于改善人口生态和抵御家庭风险。因为生育水平过高、过低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