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亮“农商相籍”的重商思想及经商自救活动

在宋代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情况下,为了摆脱生活困境,陈亮从事经商活动以自救,并在经商活动中,逐步形成系统的商业思想。陈亮在充分肯定农业重要性的同时,强调重视商业,提出农商相籍的思想,主张国家应采取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确保商业正常发展,肯定商业的合法性,呼吁正确认识商人的作用,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保护商人利益。他对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观点提出批驳,褒扬商业精英、楷模。在应举读书的强烈社会文化氛围中,在因经商致富而遭狱事后,陈亮感悟到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不如士人,他再度参加科举考试,以实现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的宏愿。     

论“朱陈之辩”并非陈亮的“免死之计”——与汤勤富同志商榷

本文就汤勤富同志提出的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乃陈亮“免死之计”的观点进行了商榷：“汉唐之辩”是朱熹首先发难的；陈亮有关“王霸义利”思想是一贯的；当时陈亮与理学的境遇并非困厄。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陈亮永嘉之行及其与永嘉事功学派的关系

陈亮（１１４３—１１９４）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是南宋前期的进步思想家，坚持抗金统一的政论家和爱国词人。他同当时以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为代表、替大地主顽固派妥协苟安路线服务的“道学”（又称“理学”）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我国史册上写下了精彩的篇章。 关于陈亮的进步思想与当时永嘉事功（也叫“功利”）学派的关系，前人不大注意研究。陈亮一生曾多次到过永嘉（今温州），访问永嘉事功学派的代表陈傅良（字君举）、叶适（字正则）等人，《陈亮集》（即《龙川文集》）中没有留下详细记载，替陈亮…     

陈亮研究十大误区考论

陈亮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唯一一位状元及第的思想家,以事功、气节、文章著称于世,多年来引起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关注。随着陈亮研究的不断深入,涌现许多研究成果的同时,在诸多方面亦引发了不少学术争论,有的甚至走入研究误区,主要体现在十大方面:陈亮的出生地、民间传说其母亲乃尼姑、陈亮无师承、未冠时到义乌何子刚馆舍求学、其岳父兄弟在经济上资助陈亮救父出狱、陈亮所指"乌伤四君子"被误解为"乌伤四子"、陈亮、朱熹、吕祖谦三人同时在永康寿山石洞一道讲学、《永康地景赋》误为陈亮所作、陈亮平生不能诗以及陈亮民生思想研究的几乎缺失等等。剖析陈亮研究中出现的误区,通过梳理问题的症结所在,力图考证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以有助于进一步推动陈亮研究。     

陈亮词论：“辛派词”的理论代言

对于陈亮的哲学、政治学思想历来研究颇多,对陈亮词很少有研究,而对陈亮词论的专门研究至今未见一篇.本文搜寻了陈亮的词学主张,归纳为抑诗扬词、以近拍词创见于后来、述经济之怀和吐劲气、浇磊块四方面,认为这四方面可以看作辛派词的理论宣言.     

论陈亮的商业思想

论陈亮的商业思想方如金，陈国灿陈亮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自少即有“驱驰四方之志”［１］，及长则更以兴国强国为己任。看到当时国家与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严峻形势，他忧心如焚，以一介书生先后五次上书宋孝宗，呼吁南宋统治者放弃苟且偷安的想法，发愤图强，重振...     

陈亮的功利德论探析

“德”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南宋永康学派的陈亮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功利德论:反对理学空谈道德性命之说,肯定道德的功利性。在伦理层面上,主张“功到成处,便是有德”,提倡才德并美、济时达务的理想人格;在政治层面上,主张德化为本,杂王霸、会事功的富国强兵之说。陈亮的功利德论在中国古代“德”范畴的演进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我们全面理解道德的内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戊戌维新时期的汤寿潜

维新运动期间,汤寿潜的影响虽并不彰显,但他也没有消极遁隐,在办学植才、参与学会、创办报纸、刊刻新书等维新活动中都有他的身影。同时,他对封建专制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主张变革修省,提出了变革科举、庙产兴学的主张,虽然当时其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和软弱性,但其务求实效的变革精神更为卓著。     

试论孟子的治国理念

孟子以人性本善为基础,提出仁政思想,主张以仁政治理国家,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根本无法实现其主张。     

浅析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对宋代政治军事的影响

“杯酒释兵权”是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杯酒释兵权”的实施,大大加强了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了皇权制度,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中国再次形成大一统王朝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军事保障,也为宋代文化科学事业的发达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但同时也产生了“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国家财政开支增加,行政缺乏效率,军队缺乏战斗力,为以后的政治改革添加了阻力,最终使宋王朝陷于积贫积弱的局面。     

《沧浪诗话》与江西诗学

文章就《沧浪诗话》与江西诗学相关的理论与批评作一比对,认为严羽不少诗学思想来自江西诗学,尤其是黄庭坚的诗学思想,诸如师法前人“立志须高”、“参”“悟”之法、“别趣”之说、“收拾贵在出场”等。“别材”与用字拘来历,针对江西“以才学为诗”而发则切中江西诗学病痛,但未能考虑特定的政治背景。批评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实则宋诗尚理而趣在其中。反对宋人和韵酬唱,本自朱熹,当辨证分析。     

近代巴蜀的"变法"散文

鸦片战争以后,涌现了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散文家,三位"变法"散文家宋育仁、杨锐、刘光第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宋代约束后妃规制述评

宋代是一个重法制的朝代,＂祖宗之法＂贯穿整个宋代。由于后妃身份的特殊,她们须遵循的规制比较多。宋代约束后妃的规制主要有严密的宫廷制度、权力行使适度的垂帘听政制度、后妃政治的监督机制及封建伦理规范等。宋代后妃循规蹈矩的特点,造就了她们在政治上＂守成而治＂,在生活上恪守妇德。     

司马光政治因革思想探析

司马光不是一味反对变法的顽固守旧派,他主张对旧有体制应该有因有革。司马光的改革方案是渐进式的,是在总体肯定儒家治道以及宋初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有所革新,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司马光提出的吏治、人才、军队、财政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对解决北宋的政治危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宋初主流士风述论

赵宋立国奉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策，士大夫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其风气状况如何，关系到社会的安定，机构的效能，政治的清明以及宋王朝的兴衰成败。因此士风研究是宋代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笔者认为：宋初三朝是宋代各项政策体例的草创期，对于有宋以来的士风建设，士人精神格局影响深远。宋初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精神风貌表现为隐逸、变节、奢靡和因循持重。     

论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

宋神宗与王安石是熙丰变法时期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物。锐意求治的宋神宗与变法心切的王安石经元老重臣的撮合结成搭档，大力推行新法。就变法的时间、权力与内容来分析，宋神宗是两人关系中的主导者，王安石则充当了配角。宋神宗与王安石的遇合，对熙丰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其中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因素。而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搭档，对他两人也有重大影响。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友谊，也可谓是封建君臣关系的典范。     

宋初佛教儒学化之管窥——以契嵩《辅教编》为例

运用文献史料,高度评价了契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与调和佛儒关系上的贡献和地位。分析认为,宋初儒者排佛思潮高涨,佛家对此往往采取规避、辩解的立场。并认为,契嵩针对当时的排佛思潮用雄辩的议论和系统的理论回应了各种排佛主张,强调儒、释之道一贯,并著《辅教编》论述“儒释会通”思想,不仅缩短了佛儒之间的距离,而且在促使佛教儒学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试论宋初谏诤的修己观——以《太平御览》的“谏诤”门为例

《太平御览》的"人事"部,分设有多达7卷的"谏诤"门,主要摘录先秦至五代典籍中有关"谏诤"的言行。"谏诤"门的设置,可看出宋初统治者对"谏诤"的重视和开国时推崇儒教、施行仁政的统治策略。尽管在宋代后来的政治中,受政治模式衰落的影响,谏诤的政治功能日益衰微,然而"谏诤"事例中体现的修己、内省的思想,能发现宋初文臣对统治者提高个人修养的刻意要求,有一定的道德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