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宪性推定之司法方法

合宪性推定的司法方法区别于一般法律的推定.合宪性推定方法为挑战制定法违宪的当事人设置了一种责任负担,要求其提出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制定法"明显违宪",否则将推定该制定法合乎宪法.合宪性推定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问题,而不是纯粹的事实问题,虽然也离不开事实.合宪性推定在司法实践中同样具有特殊的消解疑难案件的功能.     

比较法视野下西方国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证明标准考察——以完善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证明标准为视角

在考察西方国家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分析其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详细阐述我国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现状,对完善庭前审查程序的设想,对于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适用差别性的证明标准都有详尽的论述。将＂被告人被判决有罪的较大可能性＂作为实体法事实的一般证明标准,将＂可以推定事实存在＂作为程序法事实的一般证明标准。     

法律是一种规则政治

法与政治的关系是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中的老问题,中外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问题集中在法律的属性上,即法律是否具有政治性,是否可以脱离政治.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是法律,政治是政治,但立法与政治是有联系的;立法不可能脱离政治,因为立法是政党政治的产物,靠投票说话,这是谁也不可否定的事实,而司法则不同,司法是从大前提(已有的法律或判例)和小前提(案件的事实)出发,按照法律推理的逻辑做出判决的过程,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干扰,因此是客观的、公正的、中性的.     

表见证明之功能探讨

表见证明最初是从德国的判例发展起来的,表见证明是依据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定型事件过程中表现出的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从已被确认的事实推出其它待证事实。表见证明的功能在证明责任领域、证明标准领域、证据提出、证明评价、推定和间接证明方面都有所体现,对诉讼证明的完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美国女性主义法学的法律观及其局限性

女性主义法学作为后批判法学的一个分支,在美国的理论界和司法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女性主义法学在批判传统法律理论和现行法律制度的时候,运用了意识觉醒、女性主义实际推理和询问妇女问题的方法。这种法律观(包括其法律实体观和法学方法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因此无法与传统的理论相抗衡——这也决定了女性主义法学无法实现其解构传统法律文化的初衷。     

事实错误中的认识模型

传统刑法学都把刑法上的错误分为“事实上的错误”和“法律上的错误”。一般认为事实上的错误是指行为人认识的事实和实际发生的事实不一致;而法律上的错误是指行为人的违法判断和客观的违法不一致。围绕“错误问题”刑法犯罪领域聚诉纷纷,主要原因在于其并不是建构在共识性的认识基础之上。只有对事实错误进行逻辑上的推理并建构认识模型,处罚原则才能更趋向合理性,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司法实践中刑事证据推理的方法

在刑事司法证明过程中,证据推理的目的是构建案件事实,而论证方法、故事方法和概率方法是目前学界研究证据推理的三种主流方法。三种方法各有千秋,但目前还没有有效融合。研究发现,三种方法其实有着共同的推理基础——最佳解释推论,这使得融合三种方法,提出一种新的方法成为可能。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定性定量平衡法,可以有效弥补三种主流方法的不足,同时又保留了它们各自的优势。研究结果表明,这种融合方法不仅对于证据推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智慧公案建设过程中建构面向法律人工智能的证据推理逻辑模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国普通法婚姻制度对我国事实婚姻制度的启示

美国普通法婚姻相当于中国的事实婚姻,从兴起到现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从普遍承认到由于各种原因逐渐废除历经多次法官和学者的讨论,现在保留下来的普通法婚姻规则既尊重普通法婚姻存在的现实,又能有效防止普通法婚姻带来的弊端,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法律规则,也是协调国家干预和个人自治的一个良好范例,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事实婚姻制度的完善具有借鉴意义.借鉴美国的普通法婚姻规则,我国应该打破现行僵化的事实婚姻认定制度,规定更加灵活、具体和尊重现实的认定规则;为了更好地尊重当事人的私人自治,该事实婚姻认定制度应该是一个可辩解的推定,可以被当事人通过证据推翻;此外,还应规定请求确认事实婚姻的时效限制,以解决司法效率问题和防止可能的欺诈性诉讼.     

法律类型理论和类推方式研究——以考夫曼类型理论为起点的认识论探究

考夫曼的类型理论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规范是一种类型的概括;规范与事实的联结方式是类推方式;该理论建立在事物的本质基础上.但是考夫曼没有进一步追问一个为什么,这也是许多学者对其理论进行诟病的原因之一.由于类型具有可归约化的特征,人类认识具有类型化的倾向;由类型组成的命题可以化解事实命题与规范命题之间的鸿沟;类推方式的证明是确保结论命题似真的证明途径之一.因此在法律发现、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等法律适用过程中,建立在以事物共相基础上的类型理论以及类推方式,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思维和方法进路.     

论数字时代的刑事抽样取证

近年来，抽样取证方法逐渐从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领域扩展至刑事诉讼领域，尤其是数字时代海量电子数据的出现，导致刑事诉讼中大量使用抽样取证方法来认定案件事实。刑事抽样取证证据运用在性质上具有二重属性：首先，在法定的入罪门槛和法定的加重处罚门槛上，因为底线证明的要求，它不能作为一种新的证明方法而存在，除非刑事法律有特别规定，而这种特别规定的性质应该是一种可反驳的推定；其次，在跨过了法定的入罪门槛和法定的加重处罚门槛后，抽样取证证据运用作为一种新的证明方法而存在，刑事法律不应该作出特别限制。为了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多元事实认定需求，应制定单独的司法解释，构建体系化的刑事抽样取证规则，对抽样取证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抽样方法、具体程序和程序衔接等进行详细规定，以规范地指导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