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跨界”动向与意义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作家自发与自觉地反复"跨界"之中。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的跨族裔书写、海外华文作家空间疆域的反复跨界及书写、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双语书写、海外华文文学与海内外华文传媒的双向互动、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影视界的跨媒体转化等反复多样的"跨界"动向,源自移民心灵的恒久流亡,而这是移民与移民文学的本质性"内核"。"跨界"特质及其所演变与再生的复杂内涵与意义,为从不同维度重新审视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相关问题赋予了新的契机,拓展了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新领域。总结中国经验,进而实现与推进中国经验与人类经验的交流与对话,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     

民族文学三十年评述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辉煌时期.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神话、英雄史诗、叙事诗的研究与出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少数民族作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作家群,其文学成就越来越为世人瞩目.民族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逐渐在整个中国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新中国文学出版制度研究(1949～1957)

从1949年到1957年,新中国文学出版制度的建立主要表现为两种模式。一是苏联模式:这种模式将苏联的出版制度看作实现中国文学出版现代性的范本,主要是依照统一分工和专业化的方针,国家成为文学出版的主体,文学出版发行机构成为贯彻党和国家政治和文化意志的重要组织,高度的集中化、行政化和计划性是其主要特征。一是五四模式:这种模式以自五四时代起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出版的优良传统为理论基础,主张走社会化的道路,采取编辑、出版、发行、印刷"合一体制",扩大出版主体,把文学出版的多元化看成是促成不同文学风格和流派形成的重要手段,独立自主、灵活经营、自由平等竞争是其主要特征。     

少数民族文学:身份话语与主体性生产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其当代六十年的建构史中,被给予了"社会主义民族文学"、"民族的民族文学"以及"后殖民弱势文学"三种身份定位。它们都是不同语境下话语的主体性生产的结果。通过历史的梳理与西方相关理论(尤其是后殖民身份话语、德勒兹等的"弱势文学"理论)的深入对话,我们既可能有效地破除困扰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中的简单性、本质化的认识误区,同时也可能从此一特定角度出发,推动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与世界对话的水平。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正主持人语少数民族文学无疑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它总是处于"中国文学研究"的边缘之境,或严重地说,被遗忘于主流中国文学研究之外。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两点:一是主流文学或文化研究者本能的傲慢,往往在并不了解少数民族文学的情况下,就将它排斥、遗忘;二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往往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某一个     

现代传媒生态下的文学转型研究

传媒对社会的影响越发明显,日益展现出来一种对于社会现实强大的重新塑造力量。因此,将传媒引入文学转型研究就成为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重点放在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及中国作家现代转型的交互关系上,详细阐述现代传媒影响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认为现代传媒在多个维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对现代作家的创作观念、文体选择和话语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在相应的现代传媒的现代性中萌发和生长的。现代传媒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中的作用表现在:它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方式,而且还给予中国文学现代性以具体意义,并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生产和流变活力,加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辛勤耕耘五十载 桃李一朝满天下——"饶芃子教授从教五十周年庆祝大会"记盛

2007年12月12日,由暨南大学中文系、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联合主办的"饶芃子教授从教五十周年庆祝大会"在暨南大学曾宪梓科学馆国际学术会议厅隆重举行.     

“世界文学”的同与异及中国的境遇

"世界文学"源自歌德近二百年前的文学设想,存在着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结构性矛盾,同时也呈现出一种反乌托邦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这一概念不断为后世学者所解读、分析和阐发。对于中国而言,自"五四"时代开始,知识分子就在为汉语语言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流通体系作着开创性的努力。直至高行健、莫言相继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西方文化霸权以及世界文学空间内部的不平等关系并未得到显著改变。为了摆脱全球文化产业链的低端地位,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复兴,中国一方面应该避免创作及研究上的"自我他者化";另一方面也应警惕全球市场驱动下的同质主义的文学倾向,努力确立"汉语语言文化"为"世界文学"的特别媒介。唯此,中国才能从"世界文学"中获利,重建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信。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

"五四"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共同起点,它们之间互为联系、影响、呼应。"五四"观念上的变革、理论上的倡导和现代传媒的推动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历史出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近代知识体系、文学体系的建构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深入的交互。"五四"儿童文学从理论、创作到编辑出版,逐步地完成了它在发生期的成长历程,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也与主流的文学话语、机制密不可分。     

论传媒消费时代与文学生产的价值取向——90年后中国文学的传播学考察

由于市场经济的渗透,传媒文化领域中的消费文化日益增长,并强烈影响着社会整体文化的诸多方面.传媒消费文化对社会文化基础性意义上的改变,使文学生产者与传播者都卷入到这样的文化场景,文学内容与文学审美的方式等随传媒消费文化的不断发展,悄然发生了深刻变化.传媒消费文化重塑了"身体神话",打造了娱乐化审美趣味.文学生产的价值取向与传媒消费文化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互动关系.     

2009年"海外华文文学与诗学"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综述

2010年3月8日至11日,国家教育部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2009"海外华文文学与诗学"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此次博士论坛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教育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办,暨南大学承办,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协办.     

现代传媒中的文学语言问题

在现代传媒文化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话语系统,近年来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和批判。重新思考胡适提出的"文学的国语"的问题,将语言提到民族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讨论文学的审美特征、规范化特征、大众平民化特征,正是现代传媒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五要素文学活动范式的建构——电子传媒时代文学理论范式研究之二

当下,"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的四要素文学活动说已经成为了中西文论界特别是中国当代文论界解释文学现象通用的和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学活动范式.但现代传媒语境的形成使文学传媒要素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得以凸显,新的社会现实让我们看到,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学传媒不只是文学的工具,更是其本体性构成要素.20世纪以来现代传播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化理论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建构五要素文学活动范式的重要理论资源.作品、世界、作家、传媒、读者五个基本要素形成的整体结构和动态关系构成了完整的文学活动.建构五要素文学活动范式,推动文学活动论由四要素范式向五要素范式革命,是文学活动的实际存在和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越南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文学消费与20世纪中国文学——以长篇小说为例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都是在文学现代化的另一个维度——市场文化和文学消费的语境中进行的.因此,文学生产与读者消费诉求的关系,作家作品在文化图书市场上的命运,文学的消费价值,成为全面而客观地考察和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本文着重以最具有图书出版物特性、与大众读者文学消费最为密切的长篇小说为例,宏观考察各个历史阶段文学消费与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关系,试图敞开一直被意识形态或“纯文学”的文学史所遮蔽的20世纪处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现实关系中的“文学事实”,凸显时代社会的经济体制、传媒出版、大众读者、图书市场对于20世纪文学生存和发展的制约与影响,以期建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评价标准,即在确立文学作品的价值时,将社会的影响和读者的文学消费状况作为评判的一个重要维度.     

晚清欧日人士的“中国讲述”与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

晚清民族叙事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局。这种变化部分有赖于当时来华欧日人士"中国讲述"提供的"国民性批判"写作资源和"想象中国"的新方法。它们对中国民族性展开的广泛研究和批评,为晚清趋新之士提供了由域外眼光观察中国的独特取径,增强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也提供了从思想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进路及中国文学需要变革的信息。不仅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型作家开始思考、实践中国文学的"突变",就连一般文士的文学撰述也增添了国民性内容,使中国文学开始从传统的"世情叙事"向近代的"民族叙事"转型,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引发了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一般文士与思想型作家的区别在于,一般文士虽然重视民族叙事的内涵,但更看重叙事的传统形式和传播效果;思想型作家则有意于借鉴西方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其形态更趋于"西化"。二者一俗一雅,开启了中国民族叙事"通俗写作"与"精英写作"两种形态。     

“民族本位”与抗战文学的文化构想

抗战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新文学作家在无家可归的"流亡"生涯中,深刻地理解了"个人"与"民族""、小家"与"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漂泊"使他们的民族意识彻底觉醒,并深刻反思了五四启蒙的历史局限性;"流亡"既激发起了他们奋起反抗的复仇意识,也强化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因此呼唤民族精神、渴望民族复兴,几乎就是抗战文学的时代主旋律:它以爱国主义为主导思想,以民族本位为核心价值观,以文学叙事为表达方式,为新文学的后续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论茅盾现代文学观的前瞻性

在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的激变期"五四",茅盾的现代文学观极为丰富又具有前瞻性。近30年对其研究达到相当高的学术层次,但是对他提出的"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两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究却显不足。早在19世纪20年代歌德提出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概念,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世界的文学"设想;逮及20世纪中国五四文学革命勃发,首倡建构"民族的文学"(即国民文学)与"世界的文学"的茅盾,既对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精辟论述,又对先创造国民文学再联合各国建设世界文学的缘由给出充分阐明,也对现代中国民族文学必具的美学特征作出了科学的预测。茅盾的现代文学观不仅具有原创的理论价值,而且它的前瞻性也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对于解决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繁荣背后的"乱象"大有裨益。     

鲁迅与20世纪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文学建构

鲁迅以文学的方式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奉献了深刻的精神与文学遗产。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现代转型,他始终致力于现代转型的精神基础,早年正面的"立人"设想,以及后来终其一生从事的国民性批判,是正反两面;他诉诸"文学"的感召作用,早年对"立人"-"诗力"关系的揭示,后来以小说和杂文展开的国民性批判,开启了文学与家国命运结合的新范式,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贵传统,其以文学方式展开的国民性批判,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一部分的进化论,在鲁迅这里展现为一种深刻的复杂状态,进化背后,是对文明与种族退化的隐忧,受尼采影响,其进化思想的深刻指向是人的精神进化。早期以"心声"为指向的现代语言观,及其后来通过创作与翻译展开的现代汉语白话文实践,在内涵与形式两个方面为中国现代汉语的生成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