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四明地区的文士酬唱活动研究

南宋四明文士热衷于文学酬唱,唱和活动频繁,蔚为风尚。从唱酬的场合来研究南宋四明的诗歌唱酬,可以揭示每一种唱酬活动的特征及意义。南宋四明文学社团众多,以诗社活动、宴游雅集为中心的酬唱十分频繁,作品虽较少关注社会现实、讨论政治大事,但在敦化礼俗风教、宣扬尊老敬长、修养个人道德上颇为用心。以乡饮酒礼、民俗节庆为中心的酬唱,用诗词复现地方盛典,为盛事歌功颂德,展示南宋四明地区相对太平繁盛的一面。以地方政务、长官出巡为中心的唱酬,则展示地方官吏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树立了地方官忧民勤政的形象,让后人窥见南宋明州地方吏治的概况。     

史嵩之起复问题探

根据宋史的权威史料和四明史氏宗谱的记载,说明南宋右丞相史嵩之起复问题的真相,太学生们说史嵩之“闻讣不行”、“匿丧罔上”、“无父无君”、“视父死如路人”等等纯属造谣中伤。     

论宋代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

北宋诗文革新中存在着"乐"主题发展的过程,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也是北宋诗文革新中"乐"主题发展的反响。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借由"众乐亭"唱和而提出,经由西湖十洲的吟咏达到鼎盛,而在南宋实现转型,由凸显政绩、循吏转向摹写老百姓的民和年丰。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体现出对范仲淹、欧阳修所提倡的忧乐先于天下、乐道以忘忧思想的践行,是对士林风气与诗文革新的积极响应,平衡了四明文人的出世与入世矛盾,推进四明园林景观向民众开放共享。四明物质基础的相对富庶、地方官吏相对优越的从政条件以及优游道艺的文化土壤,使"众乐"书写在文学景观中贯穿始终。     

校谱之风与南宋典雅词派的兴起————从曲谱流传角度看词派形成的音乐背景

南宋校谱之风始于孝宗、光宗间（1183—1194）,而于理宗、度宗间（1225—1267）达到高潮。校谱多以达官显贵家为聚集中心,如四明史家、临安张家及广陵张家等,乃由贵家牵头而由门客、雅人做具体校谱工作,性质为私家校谱而非官修。所校之谱多隐晦其来源,但都有以旧谱制新谱的共同特征。校谱之风对南宋中后期的词学发展影响深远。如四明史家所校“清真谱”凭借史家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影响而成为南宋中后期词风转型的“激发剂”,杨缵《圈法周美成词》则巩固了词风转型的成果并促成了南宋典雅词派的最终形成。校谱不仅团结了大批词客、雅人相与切磋音律、探讨词艺,并且因校谱而逐渐形成了旨趣相似的词法。     

论高闶《春秋集注》的理学特色

高闶是南宋四明洛学的开创者 ,他的《春秋集注》继承了胡安国的学术路径 ,以义理解经 ,道德化、政治化的倾向非常突出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南宋初年四明洛学者的伦理、政治思想。高闶在《春秋集注》中 ,尤其强调封建纲常 ,突出“尊王攘夷”并表达了一系列经世主张 ,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 ,对后世的《春秋》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曹雪芹祖籍问题新说

经过对大量史料考证分析,曹雪芹祖籍应追溯到北宋是灵寿(今属河北),追溯到南宋至明永乐四年是隆兴府……南昌府、武阳(均属江西)、丰润(今属河北),追溯到明永乐五年至清是辽阳(今属辽宁)。     

朱熹教育思想的新审视

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 ,他把孔子的教育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其“明人伦”的教育目的 ,知行并重的教育方法等教育思想对南宋以后我国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对当前公民道德教育有重要启迪和现实借鉴意义     

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文化重心的转移现象,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重要课题。在五代十国以前,北方的中原地区基本上是我国文化的重心。到五代十国、北宋前期,中国文化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至南宋时,中国的文化重心移到了南方。从此以后,历经元、明、清三代,乃至近代,中国文化南重于北的局面,基本上没有改变。那么,为什么在南宋时期会出现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现象呢?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一探索。     

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文化重心的转移现象,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重要课题。在五代十国以前,北方的中原地区基本上是我国文化的重心。到五代十国、北宋前期,中国文化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至南宋时,中国的文化重心移到了南方。从此以后,历经元、明、清三代,乃至近代,中国文化南重于北的局面,基本上没有改变。那么,为什么在南宋时期会出现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现象呢?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一探索。     

相门出相——试论史浩对史弥远之影响

四明史氏为南宋历史上罕有的宰相世家,史浩、史弥远、史嵩之先后为相,尤其是史弥远,执掌朝政更长达26年,令史氏家族显赫一时。史弥远早年虽曾一度师从理学中人,但对理学思想的接受较为有限,他在政治上深受其父史浩影响,他参与政变、对外主和以及用人方式等方面,无不或直接或间接的在效仿乃父。     

后村诗词之多元矛盾性阐释

南宋著名文人刘克庄的诗词呈现出鲜明的多元矛盾性。一是儒学正统的高尚气节与世俗化,清高又不能免俗、有意放旷又常常自拘;二是宋诗尾音与集大成者的矛盾,是效仿"江西诗派"和"四灵"?还是兼容并蓄,融合超越?三是褒贬广议的后村词,既有"辛派词人"之豪迈,又有儒学教化之世俗,欲丽还朴、欲豪还平、欲歌太平还思超脱。后村诗词的矛盾性体现了南宋这一特殊时代的文化特征。     

宋刊本《天竺灵签》略探

南宋嘉定间本《天竺灵签》是现存最早的插图灵签善本。此书主要由模式固定的签头、五言四句可多解的签诗、物象寓意丰富的签图及侧重功名仕途的签解等四部分组成。《天竺灵签》不仅反映了灵签与诗歌、谶纬等的关系,还暗示了文士阶层对世俗文化的控制和引导,更展示了儒家为主、佛教为辅的思想。     

试论南宋四名臣的词

清人王鹏运所辑《四印斋所刻词》,有《南宋四名臣词》一卷。包括赵鼎《得全居士词》、李光《庄简词》、李纲《梁溪词》和胡铨《澹阉长短句》。应该说:王鹏运将此四公之词合编是十分恰当的。因为,从时间上说,四公都生于北宋与南宋之交;从政治态度上说,     

王廷相怎样批评理学的“讲求良知,体认天理”?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流行的一种哲学和学术思潮,影响了宋、元、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界。由于封建统治者推崇理学,以桎梏人们的思想,实行文化专制主义,造成了种种弊端。从南宋起,即有若干进步的思想家为解救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引起的严重危机,曾宣传功利之学,反对侈谈心性,鞭笞了理学家的腐朽与无能,但因缺乏应有的理论高度,     

宋代方岳寿词的文化意蕴及艺术表现

贺寿之辞自先秦始,至南宋蔚为大观,但多言富贵荣华,情感苍白。南宋词人方岳因为国为民屡遭构陷,仕途坎坷,他将身世之悲、家国之痛融入到类型多样的寿词创作之中。贺长官词展示了他奇特的艺术构思与创作才能,贺亲友词在真挚祝福中流淌出对现实人生的感悟,那记载生命历程的自寿词背后则是盛年难再、壮志成空的无奈。南山虽好而庙堂难离,种种复杂的情感汇集于他的寿词创作之中,使其作品展示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审美价值。     

南宋复雅词集的编纂与文化绍兴

南宋词坛涌现了很多以雅相尚的词选,它们既是南宋"绍兴和议"以来礼乐文化复兴背景之下的产物,又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国家和文化中兴的美好愿望。《乐府雅词》首重"九重传出"的转踏和大曲,次列欧阳修词为代表的雅词,已表现出对北宋一代文雅风流的追慕。《花庵词选》一书,尤重对南渡以来词坛风貌的展示,尽显南渡"中兴之盛"。《阳春白雪》和《绝妙好词》虽与中兴无涉,然其所选仍承继了南渡以来的崇雅风尚,则无疑义。     

儒家文化对避暑山庄文化之浸染

形成于康乾盛世时期的避暑山庄文化,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避暑山庄文化组成里,儒家文化是统帅、灵魂。避暑山庄文化主要在四个方面集中体现了儒家思想：大一统的情怀;人文关怀;理想人格;和而不同的理念。     

论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的史志传记及其争议

南宋四明史氏家族号为相门,历来备受史家关注.<宋史>分别为史浩、史弥远、史嵩之、史弥巩四人立传,影响最著,争议也最大.如传主的选择与归类,全祖望认为四人之外,尚有他人可采,钱大昕、赵翼、李慈铭则訾议<宋史>未将史弥远、史嵩之入奸臣传的做法;传文的剪裁与考订方面,行实缺略、隐讳史实、捏造事实、剪裁失当等"舛谬"亦被一一指摘.此外,<宝庆四明志>与<延祐四明志>中的史氏传记也存有争议.这些争议与立褒贬、辨真伪的修传原则有关.     

谈周邦彦的词

周邦彦的词 ,在词的发展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是北宋词风向南宋词风转变的枢纽。在慢词长调中 ,以赋的手法入词 ,一改柳永词的平铺直叙 ,多为转折、跌宕回环 ,结构之法丰富多彩 ;在秦观词情深词雅的基础上 ,更重言情体物 ,向思力精工、缜密典丽发展 ;大量融化唐人诗辞入词 ,使词更加雅化 ,善造深融和雅之境 ,影响波及南宋、明、清 ,成为婉约之大宗     

南宋干谒与文学论纲

南宋干谒之风盛行的原因主要有：高压政治、名流印可、享乐之风。干谒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交情世态的常见行为,梳理和阐述干谒与文学之间深层复杂的内在联系,揭示南宋时期的文化原生状态,是全面、准确把握这一时期的文学如何表现人的价值、人的行为、人的心理、人的形象、人生意义、人际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