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的同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是一种新的制度体制的建构,而且是一种体现在这种制度体制中的新的伦理和法律秩序的建构.法律秩序和伦理秩序蕴含着共同的价值目标,生成于特定的客观经济利益基础,从不同视角并基于不同的作用机理对社会和谐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价值上的契合为根据,以运行过程中的互动与交汇为方式,通过主导与先导功能的释放实现二者的最佳配置,以确保社会的最优秩序和最高效率.     

伦理秩序、法治秩序与公民意识──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构建

公民意识尚未普遍确立,是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滑坡”和“法律纸面化”现象的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事实上,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优越性,决定其能够为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提供最有力的根本性内在支撑,进而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不可缺少的坚实基础。因此,要克服“道德滑坡”和“法律纸面化”现象,推动精神文明上新台阶和法治国家早日建立,就必须大力培养公民意识并推进其意识形态化,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客观要求。     

全球秩序的新挑战:全球社会运动及其治理

全球社会运动对全球社会秩序的影响是双重的,也是复杂的.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全球社会运动所带来的新挑战,对全球秩序的治理已逐步演变成了当前国际政治实践中的又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全球治理不仅期待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和消解社会运动中的负面影响,而且还致力于建构一个由全球社会各层面的权威结构组成的新秩序.     

跨国公司——一个新的全球秩序建构者

如果说国际秩序属于民族国家体系,那么全球化呼吁一种全球秩序。多元化的国际行为体和相对有序的无政府状态使全球秩序的建构成为可能。作为全球化最重要的载体——跨国公司,其结构性权力为它建构全球秩序奠定了基础。而考克斯对秩序的探讨,为我们研究跨国公司为何能成为新的全球秩序建构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     

致良知的实质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王阳明的致良知认为,良知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只因其为私欲所蔽,故不能展现出来。因此,要通过或动或静、动静结合、知行合一、省察克制等方法,才能去掉私欲,把良知展现出来。这是一个去欲存理的过程,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王守仁学说之“良知”与“致良知”

王守仁是生活于明朝中期,致力于正人心、救时事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著名的理学家,他提出的＂心说＂、＂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对当世、后世以及中国文化精神都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现代乡村法律秩序简论

现代乡村法律秩序是现时段在乡村形成的(存在的)与国家法律秩序既平行又相互交融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性法律秩序。经过重新解读的地方化了的国家法律规则体系、地方习惯规则体系和赋予了强制执行力的乡村精英的理念共同构成了乡村法律秩序的渊源,居民自觉遵守、精英积极维护及国家的默认和许可是乡村法律秩序得到巩固和延续的根本原因。     

良知与准则

与朱子在事事物物上求其理（准则）不同,阳明认为通过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事事物物皆得其准则。对阳明来说,良知是具体准则的根据。但与此同时,阳明过分夸大良知的作用,以至于将良知与准则等同起来,最终导致忽视、甚至取消致良知过程的弊端。     

秦汉法律规范下的家庭秩序

由简牍材料来看,秦汉法律承认家庭的独立地位,维护家庭内部的孝亲伦理观念与尊卑等级秩序,其目的在于以家庭秩序的稳固来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的安定。秦汉法律维护家庭的内部秩序,其原因在于法律既需吸收与接纳自先秦以来即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家族孝亲伦理和礼制观念,也要适应秦汉时期个体小家庭脱离宗族成为社会主体单位的历史变化和社会需求。但当秦汉家庭秩序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观念与国家法律义务出现冲突且不可两全时,家庭秩序让位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义务服从国家法律义务。     

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秩序建设的基本维度

当代中国 ,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秩序是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的 ;伦理秩序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文章从规范建设和制度建设两个基本维度对中国社会伦理秩序建设进行了论述。     

新的全球秩序何以可能

可以把马克思的社会转型理论加以推广 ,用来说明全球化过程。这一理论认为 ,在民族国家范围内 ,市场经济的兴起导致人们的社会关系从直接依赖类型向间接依赖类型的转变 ,并导致能提供统一的法律秩序和采取民主政治形式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把上述社会转型理论推广到全球社会范围内 ,就可以把经济全球化理解为全球市民社会的兴起 ,而这最终将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统一的法律秩序和民主政治的建立。当然 ,达到这一点可能需要经历一个非常曲折而漫长的历史时期。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教学伦理困境及其治理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借助于融媒体智能技术的迭代整合和创新,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大学教学场域,形成了新的教学模式和形态,具有自主决策和行为的人工智能开始被视为道德主体.传统大学教学在被深刻重构的同时、发生着巨大变革,也引发了人们关于教学伦理问题的思考.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大学教学场域,人工智能技术导致教学有限理性行为、传统教学优势消解、教学公平遭遇新挑战、隐私侵犯等一系列典型伦理问题开始凸显.为此,加强大学教学伦理治理应立足长远,致力于构建大学教学良性伦理秩序.在实践中坚持系统性治理理念,从价值秩序、制度秩序和心灵秩序三个维度进行构建,其中价值秩序是基础、制度秩序是支撑、心灵秩序是追求,有机形成大学教学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力量.     

金融调控法律制度的伦理学分析

金融调控关系中,无论是受控主体还是调控主体,仅凭各主体的内在良心去调适自身的行为,都可能偏离调控目标。金融调控法律制度是调整金融调控关系的正式制度安排,其构设需紧扣相关主体的行为规范。经济伦理是指经济行为符合一定规范、标准和原则的价值取向;政治伦理则作为政府职员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准则。金融调控法律制度的完善可秉承伦理学的相关理论基础。     

法学教育中强化法律伦理教育的必要性

从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道德素质、伦理价值思维等综合素质,以及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司法界道德风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角度,阐发了在法学教育特别是大学本科法学教育中强化法律伦理教育的必要性。     

普遍伦理涵义的探寻

普遍伦理是一种建立在文化多元基础之上,旨在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服务,为广大社会成员共同认可、承诺,并遵守一系列具有共识性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普遍伦理的思考与关注,构成了全球化时代人文科学中最具诱惑力的话题,不少组织和个人开始了寻求建构普遍伦理的种种努力。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普遍伦理涵义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分歧。     

中国能为"全球经济伦理"做什么

本文首先探讨了全球经济伦理的根据和可能条件,随后分析了全球经济伦理与西方经济伦理的关系,最后还就中国对全球经济伦理可能的贡献发表了看法.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争取中国在全球经济伦理问题上的发言权,是我们不可让与的权利.中国企业、经济学和伦理学者应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伦理研究,对全球经济伦理建设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完善城市社会治安治理的几点思考

人民生活幸福、经济快速发展都依赖于良好的社会环境,人民的安定程度与社会治安状况成正比,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但目前各个城市的社会治安问题仍然很多,社会的丑恶现象和各项事故仍层出不穷。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我们应当结合当前社会治安现状,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治安治理体系。     

论金前期社会秩序的失范与重构

金代前期随着政权的更迭,女真内地及辽宋故地均出现社会秩序失范现象,这种失范主要表现在传统权力体系遭受破坏,社会信仰危机显现,民生困顿、经济凋敝等多个方面。针对这些问题,金朝官方和民间社会都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社会秩序重构的措施。金代社会秩序重构的官方路径主要在于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民间路径则以人伦亲情重构为重心,扶危济困,恢复民间信仰等也是必要手段之一。金代前期社会秩序重构的过程是一种由无序向有序过渡的渐变的过程,而旧辽、旧宋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及一些地域信仰也在其中助力匪浅。     

论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建设法治国家将是我们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强化农村基层的民主与法制对于建设“法治国家”来说至关重要。文章就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必要性和途径加以论述。     

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特点剖析与对策构想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为我们描绘的宏伟蓝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为引领,认真分析社会治安形势的走向与特点。社会治安工作的改革关键在于法制观念的树立和完善的社会防范机制的建立,高度重视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继续保持对犯罪的高压态势。社会治安工作的发展方向应当走国际规范之路并突出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