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我国思想界各派学说竟起,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可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     

有关毛泽东同志早期思想的两个问题

<正> 一九一九年七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代表胡适抛出臭名昭著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下简称《问题》)一文,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宣战。八月,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给胡适以迎头痛击,开始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著名论战。这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拟定和散发了二份《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章程》究竟站在哪一方面的立场上?有的同志认为,“问题研究会”是在胡适“影响下”发起成立的,“《章程》的主旨,同胡适的口号完全吻合”;《章程》所列一百四十多个问题,有的“本来就是胡适提出的”,有的与胡适的提法是“一回事”,有的比胡适提得“更具体了”;《章程》提出的“问题之研究     

“问题与主义”论争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之确立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其实质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的一场"政治论战"。李大钊在这次论战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思考中国命运,提出了通过"阶级竞争"达到对"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的思路。这次论战,激发、促进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确立。到1920年初,李大钊不仅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思路。     

重提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一场论战

本世纪ZO年代初,中国思想界有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对这场论战,多年来的盖棺论定是：这“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反对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形形色色的伪社会主义的一场斗争。”（见《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三次论战》,华东师范大学,1962年版,第3页。以下凡引自该书者,均只注页码。）今天看来,这个结论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这场论战,是由当时的青年记者张东苏1920年11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引发的。时评很短小…     

“问题与主义”—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思考

五四运动前后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当时影响广泛,这场论战首先由胡适发起,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其影响超出那个时代,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至今影响深远。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解决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诸多问题的全新理论视域,必将澄清信仰和问题意识连接起来,在时代的高度上重析问题与主义之辩。     

瞿秋白对科玄论战的诠释

科玄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论战。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人生观的问题是科学无法解决的。以丁文江、胡适等为代表的科学派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这场论战从学理上看,表现为科学与哲学关系争论,而从社会历史进程看,是以传统伦理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与以现代科学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观的冲突。由于科学派和玄学派各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一说之我见

五四运动中,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争论的焦点是:救国从问题还是从主义入手。通过论辩,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王揖唐之流冒牌社会主义的界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稽考史书文献和名人学者对论敌胡适的评断,并没有因胡文的发表而否定胡适早年反对封建军阀、同情社会主义、赞成国共合作以及学术上的贡献。由此,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一说自然也是不成立的。     

融通主义与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现实之路

提到"主义"与"问题",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这场争论触及了当时诸如对各种外国政治思想及学术思潮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以及究竟应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等时代焦点,并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关系.本文无意对这一历史事件作过多评价,而是希望透过"主义"与"问题"的关系这一视角来探析二者的融通环节,以期为在新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进程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问题与主义":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

近一个世纪前,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曾被视为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冲突.本文认为,这一看法是错误的.胡适与李大钊的讨论不论从历史事实还是学理层面都不构成"冲突".就历史事实而言,胡适无意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对立;就这场讨论的学术层面看,也说不上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交锋.     

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的阶段划分问题——与谭双泉同志商榷

谭双泉同志在《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诬陷》和《论五四前后马克恩主义反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将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胡适发表《不朽——我的宗教》(1918年冬)、《实验主义》(1919年春)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1918年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的战斗;第二阶段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的战斗;第三阶段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和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的战斗”作者提出的新看     

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意义的再认识

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意义的再认识刘芳“问题与主义”论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三次大的论战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论争。以往，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次论战的评价，更多的是从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加以否定。以致使后人对这次论争的意义缺乏全面...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福建事变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的论战,是三十年代初期由现实政治斗争直接引发的一场思想理论大论战,当时中国的主要政治派别,几乎都卷入了这场争论。这场论战同国共之间斗争以及同中共与托陈取消派斗争的关系,有人已作专文评述。但是,有一个问题以往多被忽略,这就是,通过这场思想论战,国民党     

“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1919年,胡适发表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评,引发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长期以来,"问题与主义"之争被定性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本文从论争双方对"问题"性质的界定、解决"问题"方法、"主义"的两面性即理论与实际两个不同层面以及"问题"与"主义"的孰先孰后等方面对90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思想学术脉络进行了重新梳理,提出"问题与主义"论争主要还是从理论角度展开,并未从实质上涉及具体问题的解决,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自五四至今,对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各种问题和主义旗帜的探索,实际上从未停止。本文认为早些年我国学界将其纳入"中共党史框架",按照"革命史范式"解读这场论争的论说有失偏颇,认为除政治意义外,"问题与主义"之争尚有更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意义有待挖掘。本文还从今天中国现实出发,指出重新思考"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旨和意义,在于注重实践,破除"假、大、空",在于思想解放。     

胡适和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新文化运动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战之一,对胡适与李大钊在此次论战中的研究也都侧重于谈他们的分歧。现在看来是有失偏颇的。其实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本文主要探讨胡适与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并力求对之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     

总体性·辩证法·历史观——评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构

<正> 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以一部《历史和阶级意识》,引起了半个多世纪何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而这场争论现在又从国外发展到了国内.这场争论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对卢卡奇本人的思想作何评价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及其理论体系的问题.因此,进一步深化这场讨论是很有意义的.本文试就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核心范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构谈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同志们.     

试论胡适在“五四”时期的政治主张——兼评“问题和主义”之争

<正> 在中国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复杂而又不容回避的人物。他在学术文化上的杰出贡献有目共睹;他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亦尽人皆知。就“五四”时期的胡适而言,如果说他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激进的批判态度,容易引发人们共鸣的话,那么他在政治上所持的保守主义的改良主张,却很难获得人们的理解。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在甄别评价其政治思想时要比肯定其文化成就更加困难。本文通过对胡适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质内容与历史作用的分析,对所谓“问题和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的定论提出质疑。     

胡适和约翰·密尔的《论自由》

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受约翰·密尔《论自由》的影响相当大,《论自由》是胡适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五四时期的胡适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借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来冲击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中晚年的胡适则极力强调容忍与自由的关系,认为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不可否认,胡适不同时期的思想中都存在《论自由》的影子,都受到《论自由》的很大影响。     

问题与方法——五四“问题与主义”之辨析

五四运动前后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当时影响广泛,或许对于今日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亦有借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是关于"问题与方法"的争论,胡适批判纸上主义、理想主义和外来主义的矛头对准的是教条主义,胡适批判教条主义的方法恰恰是杜威的实效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教条主义与实效主义之争,或者更准确说是教条方法与实效方法之争。胡适并非一般地反对主义,而是反对将主义教条式的应用。借用"中体西用"的说法,胡适的观点可以说是"问题为体,方法为用","问题为体,主义为用"只是一个幌子,因为他所推崇的实效主义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重新解读胡适及“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研究胡适思想言论的过程中,既要避免掉入政治感情的"陷阱",又要充分把握胡适的思想言论多有偏激性和非严密性这一特点,把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全面地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总的层面上来说,胡适在当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现实意义的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从具体层面来说,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某些观点是存在不足和漏洞的,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也还有生命力的正确观点。"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发生的一场以方法论争论为核心的政治色彩很浓但却充满自由平等气氛的健康学术争论。     

曼海姆与霍克海默关于新意识形态概念的论战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德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新意识形态概念的论战。这场论战起因于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192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提出的新意识形态概念和理论。曼海姆的新意识形态学说一诞生就遭到了人类学家海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马克思·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W.Adorno)的批评。这场论战主要是在曼海姆和霍克海默之间展开的。了解他们之间的争论对于我们认识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