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视阈下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分析

文章以“供给侧改革”为切入点,选取2000-2015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本模型,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得到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并根据各要素的增长率和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我国推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因素是资本投入,其次是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估算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指标,采用索洛余值法对1978~200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素投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发现资本和技术是兵团经济最主要的增长源,兵团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相对滞后.建议兵团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也要优化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提升全要素贡献率,从而促进兵团经济待续、健康发展。     

基于偏离-份额模型的区域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效应分析——以陕西为例

经济发展中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关系密切,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推动经济不断增长。改革开放后,陕西经济迅速发展,但各地发展并不平衡,运用偏离一份额分析法,分析陕西各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效应。     

中国省际经济差距来源分析

在利用索洛模型对中国省区1985—2009年经济增长进行分解的基础上,结合空间标准差指标并采用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状况及来源。研究发现:总的来看,中国省区劳均产出与要素投入均呈现空间σ趋异倾向,而全要素生产率则在呈现空间σ收敛后趋于稳定。进一步利用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在较长时期内,要素投入总体上扩大了中国省际经济差距,而全要素生产率则有助于缩小省际经济差距,这主要是由要素投入的经济拉动滞后效应和技术的扩散效应所致。     

甘肃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分析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下,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要素投入的增加,二是要素生产率,即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扩张的经济增长以粗放式地消耗要素和资源为代价,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论文借鉴文[1,2,3]将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对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进行分析。论文试图通过研究甘肃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分析,为我省产业结构变迁提供相关的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基于江苏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现有文献为基础,考察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及其在各领域的应用研究,通过对1978～2001年江苏经济统计数据的计量分析,测算了江苏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对测算结果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结论:较高的产出增长率总是伴随着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基于Levinsohn-Petrin非参数方法修正的索洛余值:1980-2006

OLS估计的索洛余值并没有考虑到生产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性。文章从Cobb-Douglas方程残差中分离出具有非观测性和特异性的全要素生产率,以Levinsohn-Petrin非参数方法对中国16省1980～2006年间的索洛余值进行修正。结果表明基于OLS估计的Cobb-Douglas方程,高估了劳动力对产出的贡献份额,低估了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份额;1980～2006年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非常明显的波动。     

论科学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增长方式一般有两种方式:粗放型和集约型.所谓粗放型,是指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在新的空间和场所扩大生产规模而实现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作用,但制约了要素的比较优势,使得要素利用效率低下.所渭集约型经济增长,是指主要依靠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率,在原有空间和场所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由于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因此是一种低投入、低消耗、高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高效地发展.……     

第三产业份额提升是结构红利还是成本病

经济“新常态”下,结构与速度的关系引发广泛关注.本文尝试回答以下“结构—速度”命题:第三产业份额提升究竟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结构红利,还是降低增长速度的“成本病”？具体而言,本文利用既有的“偏离份额法”公式,将经济增长速度分解为“产业内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迁”和“生产要素扩张”三部分,将经济总体划分为第一、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量化经济增长速度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分析第三产业份额提升对增长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三产业份额提升对增长速度的影响,分别在1994年和2001年经历了从结构红利向成本病的转变.结构红利和鲍莫尔成本病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假说并不矛盾,传统研究得出的“矛盾”结论是统计和核算口径不一致造成的.就第三产业的份额而言,至少在2001年之后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之间已经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将结构调整与增速放缓相联系的观点,在经济“新常态”下具有理论合理性和现实必然性.     

中国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降低旅游能耗对实现我国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加入能源消耗要素,采用Solow余值法对1995-2015年中国旅游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了各生产要素对旅游业产出的贡献程度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与旅游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动关系.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较低且波动性大,中国旅游经济属于要素驱动型的外延式增长模式;资本的增长要与高生产率匹配才能带动旅游经济的高增长;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能源的制约性日益突出.     

用于比较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初探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其作为经济增长的战略方针,基本涵义有二。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即由过去推行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逐渐转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二,增长方式与宏观经济效益息息相关。粗放型经济的基本特点是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但产出相对较小,产出与投入之比不高。具体地说,就是大量投入资金,大量使用劳动力,大量消耗原材料和能源,但创造的附加价值相对不大。这种方式,由于大量不断追加投入,产值的增     

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估计与分解

长期以来,我国在统计实践和经济管理中所采用的生产率指标都是单要素生产率指标,如劳动生产率、资金产值率等。当然,这些单要素生产率指标在一定的情况下也能反映单要素的生产效率,如在资本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映着劳动使用效率的提高。但在经济现实中,我们并不能保持一个要素不变,因此,采用单要素生产率指标反映经济效益的前提很不可靠。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或叫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反映要素投入的综合效率则更为科学。     

基于空间偏离一份额法的区域产业结构研究——以中部六省为例

传统的偏离份额分析法将区域经济增长在经济地理上的变化进行量化,但却忽视了区域内部经济体之间在空间上的相互影响.依托传统模型发展而来的空间拓展模型则弥补了这一缺陷,能够较好地反映临近区域产业结构之间的作用关系.将空间拓展模型应用于我国中部六省,并且与传统的偏离一份额模型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若竞争力分量差值为正,则表明临近区域对该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反之则阻碍了该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强化创新驱动加快集约内涵发展

全国经济粗放增长这几年越演越烈,其中一个推手是土地占补平衡.在这样一个普遍粗放增长环境中,浙江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2004年以来,浙江一直存在着粗放增长缺少土地,集约增长缺少激励的两难问题.令人高兴的是,在全省上下积极努力之下,当前出现了业者心态回归平和,投资行为趋于理性的较好迹象.当前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努力促使企业强化创新驱动,加快集约内涵发展,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对我国商业产出的投入因素分析

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指出，经济增长一般可归结为三项：一是劳动投入量增加，二是资本投入量增加，三是技术进步引起的这两种生产要素的生产率(称为全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sProductivity)的提高。这里所称技术进步，除了通常所理解的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的改进以外，还包括诸如规模经济和资源配置的改进。同样，在商业领域，其产出增加也由这三个要素推动。如果商业产出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那么全部要素生产率对商业产出的贡献就处于次要地位，结果就将造成商业增长的效益较低，商业发展缓慢。研究各投入要素特别是全部要素…     

我国经济增长中要素贡献的实证研究

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因,但要素投入的结构、类型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不同。文章利用1980～2010年的经济数据,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中引入了C-D生产函数模型,主要解决了其要素贡献以及地区结构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资本、劳动投入、金融发展水平及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在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ML生产率指数及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及ML指数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后通过SYS-GMM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2004-2013年,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现倒退且不具收敛特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尽管如此,仍有一半左右的工业行业在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②较高的技术水平、合理的产权结构能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资本深化、不合理的能源结构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尚未越过“波特拐点”,外商投资能提升技术进步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还未发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规模并无直接关联.     

经济增长影响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分析

文章将资本、劳动和能源消耗作为生产要素,用广义方差分解和广义脉冲响应方法,分析我国各生产要素投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各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看,能源消耗和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劳动力就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小;从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时间效应看,资本与能源投入增长短期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长期对经济增长为持续负效应,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以高投资和高能源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若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未来必须增加更多的投资,更多的能源为投入,以抵消原投资与能源对经济增长形成的长期持续负效应.     

探求我国工业经济的“合理增长区间”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工业作为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增长速度也跌落至个位数水平。面对日趋强烈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以及人口红利渐失等诸多挑战,我国工业经济处于怎样的"合理增长区间"才能够保障宏观经济平稳增长?对此,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作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三点看法:应正确看待当前工业增速的下行,着重加强关于潜在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加大工业经济运行监测预测预警力度,及时发现苗头性趋势性问题;政策制定的重点应从关注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增强经济内生动力。     

CO2排放与能源消费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考虑非期望产出CO2增加的约束问题。文章估算出中国1978~2008年存在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是高能耗和高投入,其代价是CO2的高排放;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意味着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大;CO2作为环境成本的代理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