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新论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实质是文化冲突。这一文化冲突既是地域文化冲突,也是学科文化的论争,其核心是政治理论中的国家结构和政治体制     

先秦时期的“谓”字句

先秦时期动词“谓”字句中有这样一类句式: (1)终远兄弟,谓他人之父。(诗经·王风·葛藟) (2)楚人谓乳谷,谓虎于菟。(左传·宣公四年) (3)子谓薛居洲善士也。(孟子·滕文公下) (4)维彼哲人,谓我劬劳。(诗经·小雅·鸿雁) (5)君王其谓午怀安乎?(左传·襄公十八年) (6)知我者,谓我心忧。(诗经·王风·黍离)     

先秦时期“重商”思想初探

在我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中,“重商”思想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思想。它的基本含义不同于近代的“重商”主义,指的是在我国古代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统治阶级的某些思想政治家,在重视发展农业的同时,也重视商、工业经济的发展,提出并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的主张或措施。这对于古代经济的荣繁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在我们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过程中,这些思想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论先秦美学“比德”说

先秦美学中的“比德”说,是中国古典美学宝库中的一颗珠玑。“比德”说,作为先秦时代的审美观念,它的基本涵义是:自然物的性质特征与人的人格品性有相似之处;自然美之所以美,在于它的某些属性特征“似有德者”;自然物可以用来比德拟人。宽泛地说,“比德”即“比人”。     

先秦时期“和”的音乐美学观

音乐的美学观是音乐审美的一个哲学观点论题,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论述,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中国古代的音乐美学观是非常丰富的,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的音乐美学观对后来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众多的音乐美学观中,其核心是对"和"的论述.其中涉及方面有政治、宗教、自然、齐家治国平天下、伦理道德、修身养性等.     

先秦秦汉时期的“夏”“夷”观念

先秦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的国家观念和边界意识十分模糊,比较发达的是"夏"夷"观念。其核心是中国即天下,视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为"夷狄"。这种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政策,既有促进民族融合和中国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也有不能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的弊端,尤其妨碍了对先进文化的吸纳和近代外交理念的建立。     

试说先秦“说”(悦)的“服”义

“服”是先秦“说” (悦 )字的一个重要义项 ,但这一常用义至今未能得到应有的确认 ,从而常常导致误释。“说” (悦 )和“服”的区别在于 :“服”指一般意义上的服从 ,“说” (悦 )专指心服。“说” (悦 )的“服”义由“喜悦”义引申而来。先秦“说”多含“开解”之义     

先秦时期多维“天下观”述论

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包含了自然地理、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含义。自然地理视域下的“天下观”,主要体现在《山海经》对天下的解读、时人对“大九州”和狭义“九州”的阐释上,特点是虚实结合,尤其是“九州”天下观表达了天下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政治视域下的“天下观”,表现为以“天下”形容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以畿服制的方式呈现天下秩序,体现了“天下观”是包含“多元性”的大一统;文化视域下的“天下观”,则要求通过“礼”文化将“中国”与“四夷”共同统一于天下,以“礼”拓展华夏的文化空间。先秦时期“天下观”是中华文明大一统思想的起点,从此,“天下观”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     

先秦时期华夏与“夷狄”的政治婚姻

先秦时期,华夏与“夷狄”既有兵戎相见,又有双方首领之间的联姻。这种联姻都与双方的政治、军事、外交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在此将其称之为政治婚姻。尽管华夏与“夷狄”联姻的类型不同,动机各异,但都在局部地区的持续稳定、民族融合步伐的加快以及“夷狄”对华夏文明的...     

试论先秦时期的“南音”北传

"南音"指的是南方民族的风土音乐.先秦时期,"南音"在北方民族文化中有强烈表现,而且与"北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南音"的北传渊源有自,其与先秦时期的民族迁徙以及南北民族间政治、文化交流等关系密切.     

先秦儒墨“相用相近”说辨析

关于儒墨两家学说的关系,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两家“相近相用”以唐朝韩愈的议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为孔墨”为代表,后人因袭韩愈此种观点者甚多,至今仍有影响。另一种认为,墨家从儒家旁逸斜出,走上与儒学相异相对的道路,与孔子代表贵族士大夫阶层不同,墨子是代表小生产阶级的思想家。本文拟通过孔墨学说相对相异的比较,对“相用相近”的观点加以驳议。     

先秦时期的“赏”、“赐”之别

商代晚期金文始借"商"为"赏",西周早期始多用"赏";殷墟甲骨文已借"易"为"赐",周金文沿用,东周金文始偶见"赐"字.殷商晚期和西周早期"赏"的出现频率较高,西周中期以后则多用"赐"少见"赏".句法形式上,殷周金文中"赏"、"赐"二词均以带宾语为主(双宾语尤多),但"赏"所带宾语多为单项,且集中于"贝";"赐"的宾语早期多为单项,后期多为多项,早期多为"贝",后期多为物饰类.先秦传世文献<诗经><今文尚书><论语><孟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国语><战国策><左传>中共有"赏"566例,"赐"250例.诸子书中"赏"远高于"赐",史传书中<国语>、<战国策>中"赏"、"赐"持平,<左传>中"赐"远多于"赏".句法形式上,"赏"以不带宾语为主,"赐"以带宾语为主;带宾语时,"赏"多带由指人名词充当的单宾语,"赐"带双宾语和单宾语的比例相差不多,其宾语则以指物名词居多.具体词义上."赏"较"赐"抽象.形式上,"赏"有明显特点,主要表现为反义对用形式的多见和"赏罚"的运用;但"赏赐"连用和对用还很少见.     

先秦古籍“说”“悦”用法之考察

表示喜悦之意的“说”与“悦”,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长期以来,众说纷云:有人认为是通假关系;有人不然,认为是一组古今字。(王力《谈谈学习古代汉语》192页)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这一纠纷问题。本文是在对先秦几种具有代表性的     

先秦时期“月令方帝系统”的建构

中国古代先秦月令方帝系统的建构,经历了由朴素的农夫之时向缜密的王官之制的发展过程。以四时为经,以五方为纬,该系统构建起了一个涵盖自然物候、王官政令、祭祀礼仪等方面的秩序时空,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法律法规、礼仪制度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探究该系统的运作模式及其层累的构建过程,可以为我们理解古人的思维方法和精神世界提供新的视角。     

先秦至魏晋时期的方所介词“于”

商周时期的＂于＂通常作连动结构的后项,同时也可用于非＂去到＂义的动词之后,这意味着＂于＂逐渐虚化为表行为方所的标志,由动词转化为介词。＂于＂除了可介引具体地点的名词,还可介引表抽象事物的名词或形容词。正是由于所涉及的参与者角色的更换,使得具有典型运动特征的语义场中相关联的、有限的几个题元角色关系可以向其它更多的语义场转移。谓语动词的改变,是＂于＂语法意义变化的主要动因,此外上下文语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四”时期民主与专制主义的斗争

(一)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外国的也好,中国的也好,全部过程无不贯串着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就这一点来说,五四运动旗帜上大书的民主口号,同辛亥革命时期人们高喊的建立共和口号,本质上没有两样.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五四运动先驱者们,当然也不是为民主而主张民主.他们同样只是把民主作为一种手     

论先秦的氏族民主

本文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西周春秋时期存在的氏族民主制度。作者从西周春秋时期“民”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出发,论证当时的“民”不是奴隶,而是自由民,并进而阐明了当时氏族民主存在的社会基础,以及氏族民主的形式和作用。笔者认为研究我国古代的氏族民主,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突破”及其文化精神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秦时期,发生了两次大的＂哲学突破＂。经由这两次承前启后的＂哲学突破＂,逐渐形成了以疑天惟人、因革变易、德刑相合、保民惠民为主要内涵的中国文化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之魂和赖以生存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     

先秦时期孝道考辨

在对我国先秦秦汉时期老人问题的研究中，都忽略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人口因素始终制约着老人问题的凸显，基于此，文章力图在考察社会结构变迁的基础上，通过对春秋战国以来人口数量及人口结构变化的研究，探讨孝道盛行与人口变化之间的关系。     

浅析普京时期俄罗斯“主权民主”政治体制

普京时期俄罗斯政治体制“主权民主”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是由“可控民主”发展而来，两者其实质是相同的。确立“主权民主”政体的主要政治举措，按照社会中心任务的不同分两个阶段实施：从2000年初至2004年底的“可控民主”时期；2005年初至今的“主权民主”时期。“主权民主”的实施使俄罗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权民主”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群众自己的选择，符合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普京在突破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基础上。又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其具有一系列双重特征，成为当今时代对民主重新认识的范例。此外，它还具有过渡性、长期性和继承性的特点。